“減排目標”or“民生成本”？巴西生物柴油在博弈中沉浮

文 / 張雅娟

今年3月，巴西國家能源政策委員會（CNPE）決定將生物柴油強制摻混比例維持在14%（B14），原定實施的生物柴油摻混比例從14%提升至15%（B15）的政策被暫時擱置。這一轉變的背后，是巴西政府在能源安全、環境保護與經濟通脹之間的艱難平衡。

作為全球大豆主產國，巴西約70%的生物柴油原料來自大豆油，2024年下半年，全球植物油（尤其是大豆油）價格持續上漲，疊加巴西國內通脹率在2025年初高達5.48%，迫使巴西政府優先控制食品成本。提高摻混率將進一步擴大大豆工業消費，加劇豆油供需矛盾，直接推高食用油及肉類（因豆粕用于飼料）價格。

巴西礦業和能源部部長亞歷山大?西爾維拉明確表示，政府需在“減排目標”與“民生成本”間平衡，食品價格穩定是當前首要任務，暫緩B15被視為抑制通脹的短期應急措施。

多維度政策博弈下的產業困局

巴西生物柴油政策的核心邏輯是“以農養能”，通過強制摻混比例保障豆油需求，進而刺激大豆種植與壓榨產業。生物柴油政策的調整直接影響著豆油的價格和市場需求，進而影響到大豆的種植收益。大豆供需矛盾凸顯農民依賴摻混率提升擴大大豆需求（約占原料70%）以穩定大豆市場價格，但政府為避免豆油需求激增推高食品通脹而壓制大豆壓榨量，導致約1000萬噸大豆滯銷風險。其次，大豆壓榨減少直接沖擊豆粕供應（年減800萬噸），抬高飼料成本并損害養殖戶利益，迫使政府權衡生物柴油政策與民生成本。此外，政策停滯阻礙原料多樣化進程，使依賴甘蔗、油菜等非大豆原料的小農難以進入市場，加劇農業內部分化。

煉油廠因生物柴油價格持續攀升（2024年上漲41%，遠超傳統柴油的2%），為維持利潤，部分企業甚至通過摻混欺詐轉嫁成本。此外，煉油廠因大豆壓榨受限面臨豆粕供應波動風險，出口商則因供應鏈依賴進口成品油（占巴西柴油消費20%）規避本土原料波動，進一步鞏固短期貿易優勢。

長期來看，煉油廠支持能源轉型目標，試圖通過提升生物柴油比例減少進口依賴，但政策停滯延緩其戰略，而出口商則綁定俄羅斯折扣能源紅利與農業運輸依賴柴油的國內剛性需求，優先鎖定短期利潤，雙方矛盾本質上是“本土產業升級訴求與全球化貿易套利”在政策僵局中的直接對沖。

巴西生物柴油產業20年累計減排2.4億噸二氧化碳，并計劃通過《未來燃料法案》在2030年將摻混率提升至20%，以推動長期減排。但政策維持不變延緩了這一進程，可能影響2037年航空燃料減排10%的階段性目標。數據顯示，生物柴油成本較傳統柴油高出20%—30%，這部分溢價最終由消費者承擔。在通脹環境下，終端燃油價格上升進一步抑制消費，形成惡性循環。

豆油“內卷”與全球市場重構

隨著B14政策的延續，巴西豆油出口量陷入“增產不增銷”的怪圈，國內消費擠壓出口空間成為出口困局的核心矛盾。巴西自2024年將生物柴油摻混率從12%提升至14%，并計劃2025年進一步提高至B15，導致豆油作為主要原料（占比72%）的工業需求激增。2024/25年度，巴西豆油產量預計達1200萬噸，但出口量僅130萬噸，同比驟降40%。926萬噸的國內消費量占產量的77%，形成“增產不增出口”的悖論。此外，全球植物油市場供應格局變化也加劇了出口壓力。阿根廷等國的大豆和豆油供應增加，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棕櫚油出口雖有所減少，卻促使全球植物油價格持續上漲，使巴西豆油在價格競爭力上受到一定影響。而且，全球對葵花籽油和菜籽油的需求增加，產量卻有限，巴西豆油在國際市場上面臨來自其他油脂產品的競爭，出口市場份額被進一步擠壓。

一方面大豆壓榨量擴張未轉化為高附加值出口，反而導致1000萬噸大豆滯銷與800萬噸豆粕缺口，間接推高飼料成本并制約肉類出口。另一方面，過度依賴印度等單一市場使得出口風險加劇，新興市場開拓受阻進一步限制了出口增長。若印度國內油脂供應增加或價格波動，其對巴西豆油的進口需求可能減少。此外，價格與成本因素也對出口產生不利影響。在全球糧食供應增加的背景下，農產品價格普遍下降，巴西豆油出口價格也受到沖擊，壓縮了出口商的利潤空間。而且，為滿足環保要求，豆油生產商需投入更多資金用于污染治理和節能減排等措施，增加了生產成本。隨著大豆種植面積擴大和壓榨能力提升，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成本也在上升，進一步擠壓了出口利潤。

政策、技術與市場的三重突圍

在全球能源轉型與氣候行動的大背景下，生物柴油產業迎來發展契機，但也面臨諸多挑戰。巴西作為生物柴油生產大國，在產業發展進程中，需在政策、技術與市場層面實現突圍，以把握機遇、應對困境，實現產業可持續發展。

短期：政策調整與市場對沖。巴西政府面臨多重壓力，若維持B14，豆油出口商利益受損；若推進B15，通脹風險加劇。可推行更具靈活性的生物柴油摻混政策，擺脫 “一刀切” 模式。根據國際市場豆油價格、國內通脹率以及能源供需狀況，動態調整生物柴油摻混比例。當國際豆油價格高企時，適當降低摻混率，釋放更多豆油用于出口創匯；國內能源供應緊張時，提高摻混率以保障能源安全。同時，政府應優化生物柴油補貼政策，提高補貼的精準度和效率，加強能源政策、農業政策、環保政策等之間的協調與配合，形成政策合力。確保生物柴油產業的發展與國家整體經濟、社會和環境目標相一致，避免政策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中期：技術降本與原料多元化。加速二代生物柴油技術的產業化進程，從以豆油為主的一代技術向利用多種廢棄油脂、農林廢棄物等原料的二代技術轉型。探索利用非食用油料資源生產生物柴油，如廢棄油脂、藻類油脂等，降低對豆油的依賴程度，減少原料供應風險。這不僅能拓寬原料渠道，降低生產成本，還能減少對糧食作物的競爭，緩解國內食品價格上漲壓力。通過產學研深度合作，建立生物柴油技術創新中心，培養專業技術人才，提升巴西在全球生物柴油技術領域的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憑借技術優勢獲取更大份額，而非單純依賴傳統原料出口。

長期：全球能源格局重構下的巴西定位。在碳中和浪潮下，生物柴油作為航空燃料（SAF）的關鍵原料前景廣闊。美國計劃2030年SAF產量達30億加侖，歐盟“Fit for 55”方案對SAF摻混比例提出明確要求。若巴西能抓住SAF市場機遇，或可重塑其在全球生物能源版圖中的地位。

（作者系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