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市公域型商業”？它憑什么成為了更高能級的新贏家？

傳統商業的運營邏輯以“流量獲取—內容匹配—消費轉化”為核心，但在供給側高度飽和、空間同質化嚴重的今天，單純依賴“商業自循環”的模型已難以支撐持續增長。空間形態、業態矩陣、品牌組合趨同，使得流量來源日益內卷——商場爭奪的，不再是消費能力，而是城市注意力的稀缺資源。

與此同時，消費需求端發生了結構性轉變。人們對商業空間的期待早已超越“購物”本身，轉而追求集文化體驗、情緒療愈、社交互動與公共參與于一體的復合型生活場景。

這就意味著，誰能與城市公共資源形成更深層的耦合關系，誰就擁有更高能級的競爭力。這正是“城市公域型商業”崛起的邏輯起點。它并非簡單疊加商業與城市功能，而是以系統性思維整合公園、文化場館、工業遺存、濱水空間、體育設施等城市公共資源，重構商業的空間邏輯、內容生態與流量機制，從而在激烈競爭中構建難以復制的高維優勢。商業競爭已不再是簡單的“坪效之爭”，而是“城市資源整合力”的較量。

城市公域型商業

重構城市空間價值的高維競爭者

功能復合：從“消費容器”到“城市微系統”

城市公域型商業最顯著的特征是功能復合。它不是簡單疊加商業+休閑+文化，而是以系統思維構建一個“城市功能微系統”。

在傳統模型中，市民的城市活動被割裂：購物在商場、休閑在公園、文化在劇場、社交在咖啡廳。而在公域型商業中，這些功能被有機重組為一個連續的空間體驗網絡。

例如紐約的Hudson Yards，其規劃邏輯并非“商業+地標疊加”，而是以“多維城市體驗”為目標，整合了Vessel觀景塔、The Shed藝術中心、高線公園與綠地廣場，形成“立體劇場式”空間拓撲。商業、文化、景觀、公共空間形成互為支撐的生態閉環。

位于紐約Hudson Yards的The Shed藝術中心由Diller Scofidio+Renfro領銜、Rockwell Group合作設計，是一座18500平方米的創新型可變形建筑，八層主體包含兩層畫廊、多功能Kenneth C. Griffin劇院及集成排練廳、本地藝術家工作室與天光活動區的Tisch“天窗”；其伸縮式外殼可沿軌道滑移至相鄰廣場，展開形成標志性的McCourt空間，用于大型表演、裝置藝術和公共活動?網絡

RET睿意德服務的上海EKA·天物，則立足于工業遺存更新與區域文化再生，有效融合老廠房的歷史肌理、當代藝術策展、社區公共活動與商業消費場景。項目保留了原上海船廠的結構骨架與工業符號，植入美術館、設計師品牌、創意辦公與開放式庭院，使歷史記憶、文化表達與日常生活在同一空間中共生共融。它不再僅是一個消費場所，而是一個承載城市記憶、激發社區活力、促進多元交往的“新城市客廳”。

深度匹配：從“物理消費”到“情緒療愈”

城市公域型商業的第二個關鍵，是情緒與文化層面的精準匹配。

傳統商業偏向理性供需邏輯，而城市公域型商業更像是一種“心理基礎設施”。它通過自然、文化與情感的滲透，回應城市人群的“亞健康、焦慮與孤獨”——一種“軟需求”的空間化表達。其設計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消費動線，而是以“心理動線”為核心：從入口的松弛感營造，到路徑中的情緒緩沖節點，再到停留空間的情感共鳴設計，整體構建一個能讓人卸下防備、獲得療愈、激發共情的城市綠洲。

Grand Green Osaka以三大核心空間構建城市綠洲。其中South Park以優質天然草坪、大型水盤和大屋頂下的多功能活動區形成開放的城市型場景；Step Plaza以約90米長的石階長椅將原本分隔南北兩片公園的道路轉化為與公園連成一體的開放場域，強化整體景觀連貫性；North Park則以動感石墻、豐富綠化和濱水景觀為特色，包含向新梅田City方向延展的自然型“梅北森林”，并通過藝術展覽、露天表演與周末市集等公共活動持續激活其公共與情感價值 ?網絡

日本大阪的Grand Green Osaka即是典型案例。它將商業與梅北公園的大草坪、親水空間、足浴池融為一體，構建“綠色療愈生態”。這里的商業不再是封閉體，而是被自然“滲透”的開放系統。通過活動、表演、市集與藝術展，空間被賦予了“城市心靈修復”的功能。

流量升級：從“場域流量”到“城市級流量協同”

公域型商業的核心，不是“建在城市資源旁”，而是“讓城市資源成為商業邏輯的一部分”。真正的流量協同，來自于空間邏輯的互為支撐。體育場、博物館、劇院等城市公共設施天然具備高密度、強標簽的客流基礎，但其流量往往“一次性”且難以沉淀。城市公域型商業的關鍵突破，在于通過空間聯動、業態協同與活動策劃，將這類“路過型”公共流量轉化為可持續的商業動能。

Westfield Stratford City落位于倫敦東部斯特拉特福德核心地帶，毗鄰奧林匹克公園，并與斯特拉特福德交通樞紐實現無縫接駁，高效整合地鐵、國家鐵路及伊麗莎白線，匯聚本地居民與全球訪客?網絡

倫敦Westfield Stratford City與奧運體育場的共生模型，是城市規劃與商業運營協同的代表。它通過步行動線設計、賽事聯動活動與主題消費場景，把原本“事件型流量”轉化為“持續客流”。比賽日客流提升超過50%，消費客單溢價逾20%，這是空間組織與行為引導的科學成果。

構建高能級資源型商業的三大路徑

深度挖掘城市資源，塑造生態共生的基礎

城市公域型商業的“資源”，不僅指自然或文化遺產，更包括城市運行中的“時間、記憶與社會行為模式”。對城市資源的激活不是“翻新”，而是“再詮釋”。項目開發的責任，是讓空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同一坐標系內共存，而優秀的項目，也往往在其寶貴的“非顯性資源”中找到突破口。

巴特西發電站始建于1929年，曾為倫敦提供了多達五分之一的電力需求。于1975至1983年間退役并于1980年列為二級保護建筑，后經馬來西亞財團主導修復改造，成功轉型為集商業、住宅、文化與休閑于一體的泰晤士河南岸新地標，并入選《國家地理》2024年全球20大最佳文化景點?網絡

以倫敦巴特西發電站為例，它并非簡單的舊址更新，而是將“工業遺存”轉化為城市文化敘事。原本的鍋爐房變為奢侈品賣場、渦輪機房改為蘋果總部、煙囪內嵌觀景電梯——歷史被“空間化保存”，形成獨特的文化記憶場。這是城市再生產的經典范式——以空間復興帶動文化再生，再以文化再生激活商業價值。

塑造“獨特資源”，構建可持續吸引力

當城市資源有限時，“資源再造”成為另一條路徑。通過內容創新與空間策展，商業體也能“自造資源”。這包括：

• 主題IP策略：如任天堂主題區、LV路易號場景、Sphere巨型情緒IP，通過“情緒符號化”創造新資源；
• 空間體驗創新：如口袋公園、婚慶秀場、策展空間，將商業轉化為“城市生活劇場”；
• 公共藝術與巨物裝置：用視覺沖擊構建城市符號，放大傳播與社交裂變效應。

任天堂主題樂園首發于日本大阪環球影城，是全球首個以任天堂IP為核心打造的沉浸式互動園區，由“馬里奧之父”宮本茂親自監制，歷時五年、投資逾600億日元完成建設，以高度還原的蘑菇王國、碧姬公主城與庫巴城堡等場景重現《超級馬里奧》的經典世界，并通過AR馬里奧賽車、可互動金幣、食人花裝置與多人協作闖關系統等真實可玩設計打破虛擬與現實的邊界，讓游客在穿過標志性綠色水管后真正“進入游戲”，以五感沉浸體驗童年像素世界?網絡

誰能制造被記住的空間，誰就能贏得城市注意力。商業的地理區位不再是絕對優勢，“內容地理”才是未來競爭的空間維度。很多看似低成本的設計，本質上是資源再分配的城市手段——讓商業成為城市記憶的生成器。

以“文化—情感—社群”運營生態，建立持續流量機制

商業的終極目標不是交易，而是重建城市關系的連結。在文化、情緒與社群三位一體的運營結構下，運營的核心也不是“拉新”的問題，而是“留人”的能力。

倫敦Liberty由Arthur Liberty于1875年創立，坐落在倫敦西區攝政街旁，1924年以古艦木材重建的都鐸復興式外立面和多層木梁中庭構成的“室內街區”空間為建筑標識，將東方工藝、英國手作與先鋒設計融為一體，并以設計師孵化、藝術合作與花布策展等內容運營方式成為英國“藝術與零售結合”的代表性文化百貨?網絡

公域型商業通過文化認同、社群參與與情緒價值，構建“人—空間—文化”的閉環系統。上海上生新所、臺北誠品生活、倫敦Liberty等項目的成功，都建立在“人文共鳴”之上。它們讓消費者在空間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映射：松弛、詩意、療愈、社交、創造力。而RET睿意德集團合作的杭州玉鳥集，則進一步將這種認同放大為“城市級社群”，形成持續的文化活動與社交網絡。

結語

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奧爾登堡在《第三空間》中批判商場是“偽公共空間”——看似開放，實則以消費為核心。而城市公域型商業的出現，是對這一批判的回應。它讓商業重新承擔起城市應有的公共性，讓人們在消費之外，重新獲得參與感、歸屬感與精神連接。

城市公域型商業之所以成為更高能級的競爭者，不在于規模，而在于它代表著一種新的城市進化方向——在這里，商業是手段，城市才是目的。對于商業項目締造者而言，這不僅是一種商業策略，更是一場關于空間倫理的反思與回歸。它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商業空間如何真正融入城市生態？如何與市民的日常行為、情感需求和社會關系產生有機互動？唯有以這樣的視角重構商業，才能讓空間從消費的容器，轉變為城市生活的發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