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得批判科舉制

清末的江南貢院 江南貢院位于南京夫子廟學宮東側，始建于南宋。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集鄉試、會試于一體，由于考生眾多，不敷使用，明成祖永樂年間重新興建，江南貢院始具規模。至清光緒年間，江南貢院已擁有考試號舍二萬零六百四十四間，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科舉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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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要批判科舉制？首先要弄清楚科舉制的實際功能或者它的本質是什么。目前，大多數人對科舉制的認識都存在誤區，都將它看做一種教育制度或者考試制度，事實上科舉制的本質并非如此，它實際上一個利益分配制度，在傳統社會的主要功能就是解決如何分配權利的問題。

要想理解科舉制只是一個社會利益分配制度，就要先弄清楚什么是社會利益。社會利益主要就是權力和財富，所謂權力，就是公權力，具體體現就是各級不同的官職。當官到底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個機會還是一種利益？不論在什么社會制度下，政府都有權力通過稅收強制性地收取社會成員勞動價值的一部分，然后用這些稅收來供養官員，而官員們負責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但在傳統社會里，社會的正常運行實際上不太需要去維持（治大國如烹小鮮），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很弱，只要保證在遇到重大的自然災害時讓老百姓能活下去，不會出現造反的情況就行了，由于出現這種情況的幾率很小，所以官員們在更多的時間都是在享受權力所帶來的好處。在現代社會，權力一般被認為是人民賦予的，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個機會，但是這在很多國家都是一句空話。即使是在民主國家，也改變不了公共權力就是一種利益的現實，因為當了官，雖然有各種各樣的監督手段，但是由于官員們掌握了更多的權力，可以享有更好的待遇，就可以支配別人，就有機會獲得灰色的或者黑色的收入。因此，從根本上說權力是一種社會利益，這是由人類的天性決定的，是無法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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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社會，最主要的利益就是權力，權力支配著一切，有權就有錢，有錢不一定有權，還要受有權者的剝奪，所以分配好權力就是中國傳統社會要做好的頭等大事。權力有三種分配方法，第一種是戰爭，中國的王朝更替多是這樣。一個集團打倒另一個集團取得天下，新生力量就開始分配奪得的權力，跟著打天下的兄弟們誰在戰爭中出的力多分的就多，比如劉邦集團打倒項羽集團，封韓信為楚王、蕭何為酇侯。西方的政黨獲取權力靠的是選舉，選舉在臺灣有一個術語叫“選戰”，準確地揭示了選舉的本質——沒有硝煙的戰爭，它與王朝更替的本質是相同的，只不過是方式不同罷了，各政黨通過選舉獲得權力，然后將權力分配到內部成員中。這是權力的初次分配，也是最永恒、最公平的一種分配方法，通過競爭優勝劣汰將能干的人篩選出來。

權力的第二種分配方式就是世襲——世卿世祿。在中國古代，一個王朝建立起來后往往要延續幾百年，為了保障王朝的長治久安，這就要解決權力的承襲問題，就必須對權力進行二次分配，而二次分配的首選就是繼承，即沿襲周的分封制，通過爵位官職的繼承來傳承權力，這也是為什么許多人愿意建功立業的一個原因，最起碼可以給子孫后代留下個鐵飯碗。但事實上，世卿世祿制度是延續不下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不公平的，人的優秀與否是天生的，與其父母沒有必然關系，一個農民的后代很可能比一個君王或者貴族的后代優秀得多，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幾率并不高，一般就算是延續下去，也超不過三代，孔子曾經說過，“君子之澤，五世而衰”，造成這種現象是一方面由于一個家庭不可能世世代代都生出來聰明的孩子；另一方面家庭條件好了，缺少艱苦環境的鍛煉，自然就難以成才，甚至于到最后連遵紀守法的能力都喪失了，就會出現高衙內那樣的惡少，若是守法他們就能繼續享受，但是他們只會胡來，所以世卿世祿制就延續不下去。更有甚者，有的后代連生育能力都沒有，根本就無從繼承，例如樊噲，到他兒子就開始胡作非為了，到孫子時就被奪爵。這種不公平造成的局限就是許多優秀的人才沒有辦法獲取權力，這樣便會產生社會問題，嚴重的話就會發生戰爭，比如“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現代社會世卿世祿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現代社會各階層的人員流動性非常大，一個家族或者一個人，當上兩任總統就已經不得了了，世代當總統的是極少的。

為了緩和這種矛盾，就產生了權力的第三種分配方式——考試。這種分配方式也屬于二次分配，并且比較和緩，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這種分配方式相對來說比較公平，讓比較聰明的人通過考試成為權力的享有者，也比較和平，最大的好處是對皇權挑戰不大，基本不會引起社會動蕩，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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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從一開始出現，打的旗號就是選拔人才，沒錯，它有選拔人才的功能，聰明人自然就是人才，但是它的目的和出發點是分配利益、分配權力。這個辦法在一千多年的封建時代是行之有效的，它讓聰明人通過一個比較和緩的考試進入到權力階層，他們就不會想著造反，社會秩序就比較穩定。選拔出來的人才干什么，或者說給他們權力的目的是什么？當然不是為了推進社會發展，而是讓他們聽話，不要再想別的了，如果不以這種方式把你收買了，你就會想著我得讓社會更加公平，你就會煽動老百姓造反，而且因為你聰明，有本事能夠煽動起來。你煽動老百姓造反不就是想當大官嗎？那就讓你直接當了，也就不需要煽動了，從這個角度講，它是羈縻英才的一種手段。

科舉制在社會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現了權力的二次分配，是比較好的，但是它的不好之處就是這個社會除了這個利益之外就別無其他利益，或者說過于強化科舉考試的力量，導致讀書人人生理想的單一化，讀書人唯一被認可的出路就是“學成文武藝，貨于帝王家”，因而從中衍生出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等。這種帶有賄賂性質的人生目標，導致讀書人為了功名利祿，甘心受統治者收買，這些人被收買后，并不是讓他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而是用權力這種像鴉片一樣的東西扼殺優秀人才的創造力，就是選拔出優秀人才后，虛其心、蝕其骨，只讓他們聽話，讓他們腐朽，久而久之，統治階級整體上慢慢的就墮落了，因為如果社會權力完全淪為社會利益享受，到最后必然連享受都不會了，比如收稅，這是享受的基礎，但是到最后官員腐朽到收稅比例都掌握不好，越到王朝的后期，橫征暴斂導致的餓殍滿地就越普遍。再加上社會權力還有公共管理的那一面，盡管不是很重要，但是在面臨重大災害時，比如水災、旱災，就需要考驗官員的才能，但是由于官員的墮落，喪失了應對這種自然災害的能力，一旦出現這種自然災害，或者皇帝胡作非為，官員們沒有辦法遏制他的時候，那么王朝就崩潰了，就出現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現象。因此科舉制不可能解決王朝周期更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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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舉制實際上起的是分配權力的作用，競爭自然就非常激烈。北京的貢院有九千多間號舍，而清代每科大概錄取三百多人，也就是說會試的錄取比例大概是30：1，而能參加會試的人還是經過層層選拔上來的，每科參加科舉的人數的龐大可想而知。為了從數目龐大的考生中選拔出官員，只能增加考試難度，因此考試中出現稀奇古怪的試題也就不足為怪了。加上考試的題目必須出自四書五經，但是四書五經的內容有限，基本上所有的考生都對其倒背如流，沒有太大的難度，再加上常年從里面出題，可用內容枯竭，于是就出現了“割裂、截搭題”的現象，具體辦法就是選取四書五經中的幾個文字組成一題，或者將一句話掐頭去尾，用這種不知所謂的題目去考試，其實是在摧殘人的心智。

明代的鄉試、會試分三場：第一場考“四書”義三道，“五經”義四道；第二場考論一首，判五條，詔、誥、表各一道（論、判、詔、誥、表屬應用文）；第三場考經史策五道。清代沿襲明代的制度，其中也屢有變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成為定制；第一場考“四書”文三篇、五言八韻詩一首，第二場考“五經”文五篇，第三場考經史、時務策五道。雖然按照規定是有三場，但實際上后兩場的作用并不大，主要考的是四書五經，顧炎武曾經說過“士子之精力多專于一經，略于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究其二三場”。清代的錢大晞也指出“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嚴重的甚至有不閱第二、三場考卷的情況。殿試考的是策論，但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會試，殿試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問題，而且對于絕大多數整天在書齋里埋頭讀書的考生來說，讓他們對治理天下提出建設性意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科舉考試的答題方式也有規定，必須是八股文（八股文是科舉考試中最受詬病的內容，不管是反對科舉的還是支持科舉的都對它痛加批判，指責它束縛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扼殺了他們的創造精神，使他們失去了主體意識），八股文是一種文章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組成，和現在老師們教學生寫作文的格式差不多，最早因為其便宜大受追捧，后來官方就規定試卷行文必須是嚴格的八股文程式，其僵化的一面就暴露出來了。其實八股文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考試規定答題的主旨思想必須出自四書五經，而且是朱熹以理學思想注釋的，也就是說科舉考試考的只是儒家經典里的一部分，而且還是最腐朽的部分，而儒家最具創造性、最具活力的從來不考，比如那種建功立業的雄心都不考。這樣的考試，殘害人的意義恐怕要大于選拔治國之才的意義。

科舉考試的過程也是對人的殘害。考試是在專門的貢院進行的，分三場，一場三天，一共考九天，考生要坐在專門的號舍里面答題，進去之后封門加鎖，每個學生一間，房子很小，寬大約一米，進深約一米三，高大概是兩米五，墻的兩面有兩層磚托，架上板，下面那個板做板凳，上面那個板做書桌，墻上有一個龕，里邊放上蠟燭、食物、水，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會試的考期多在二、三月，北京的二月尤其是晚上天寒地凍，考生們蜷縮在小號里答題，那是對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考驗。殿試也不舒服，每人一個小桌，沒有凳子，答卷時必須得站著。這完全是在折磨人、摧殘人，是非常不人道的，也是不可以借鑒的。為什么要這樣做？難道不能做的更人道一些嗎？目的就是要摧殘掉人的自尊心，摧殘掉人的良心，要讓人變成喪盡天良的、沒有作為一個人尊嚴的只會享樂的一種動物，然后再讓你當官。要把人變成奴才，我給了你利益，你就要乖乖聽我的話。

但是為什么有那么多人頭懸梁、錐刺股地去考科舉呢？因為一旦高中，便會一榮俱榮，家里房子馬上就大了，妻子就成誥命夫人了，親戚鄰里就開始給你送禮了，所以讀書人愿意做這個事情。為什么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誰家考上個進士要隆重地慶祝，世世代代將考科舉當作一個重要的像宗教儀式一般隆重，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榮耀、實際的物質好處等全寄托在這上，我們沒有發達的工商業，沒有科學，只有權力，整個社會就只有這一種利益來源。

歷史上最后一次會試金榜 金榜題名是古代絕大多數讀書人的理想。1904年1月，清廷已決定漸廢科舉，這年4月，歷史上最后一次會試——甲辰恩科會試照舊舉行，由于八國聯軍入侵時，順天府貢院被燒毀，會試改在開封舉行。1902年以后的鄉會試都已不再采用八股文體，開始采用中外政治史論和現代性的考試題目，這次考試也不例外。5月25日，故宮太和殿舉行了盛大的傳臚儀式，金榜出爐，劉春霖被欽點為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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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還有一個特點，它不是一個能夠吸引最優秀人才的制度。什么是最優秀的人才，不僅要智商高，道德感也要非常好，道德素質和智力素質比較匹配，這個很難達到。有些人確實道德感很強，但是屬于比較笨的，有些人非常聰明，卻又比較缺德，這兩種人占了人類的90%以上，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的人或者百分之一的人，像左宗棠、孫中山、毛主席這樣的人能夠達到，這些人是不屑于考科舉的，考也考不上。首先他們認為自己可以經天緯地、治國安邦，他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他還能改變天下、改造社會，有這種想法的人是不會去考科舉的，因為這種考試方式束縛他的思想，已經嚴重地觸到他的道德底線，他接受不了。第二他不是利祿之徒，他不需要這個維持生活，而考科舉的多是為了利祿、為了撈好處，任何一個考試制度，如果把利益作為一個分配的標準的話，那么進入到這個體系中，獲得利益的這些人一定不是最優秀的人，只是第二類優秀的人，甚至還算不上。宋代有一個叫陳仲微的學者說過一句話，說得特別好：“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名利這些東西吸引的不是最優秀的人才，最優秀的人是不靠這個來實現自我價值的。不管任何時代，只要是一種考試，他就考不出來最優秀的人才。最優秀的人一定會被科舉制屏蔽，因為他太優秀了，跟考試制度不符，不會考試，古代很多優秀的科學家、作家，比如像羅貫中這些人就沒考上，杜甫也沒考上，所以在科舉制中優秀人才相對比例就偏低了，這也是科舉制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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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認為科舉制度唯一合理的就是考試，考試的唯一合理性就是公平，為科舉制平反主要打的就是這個旗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考試給聰明人提供了一個機會，不管你曾經是多么的窮困潦倒，只要通過考試，布衣可為卿相，所以為了保障公平就發明出來了糊名制等等。但是公平不能從本質上講，本質上聰明人和不聰明人之間執行一個標準那是不公平的，只有在利益上才是公平的，面對一些事情，就要有個合理的分配方法，才算公平。如果將考試當作一個利益分配機制，那么必然有人會利用作弊等非常規的手段來獲取更多的利益，比如說如果大學不再分一本、二本、三本這些等級，考試僅僅作為測評水平的手段，大家也就沒什么必要作弊了，也就沒有必要花費這么大精力和資源去維持這么一個所謂公平的分配辦法。所以說，不解決將考試當作一個利益分配機制的問題，也就無法從根源上解決作弊的問題。

有人說西方的文官制度源自于科舉制，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公務員在西方也是好職業，也是要參加考試選拔的，但西方的文官制度和中國科舉制是兩回事。西方現代國家比中國傳統國家的管理要復雜的多，西方的文官（即事務官），跟中國古代的官不是一個概念，每一個文官都是專業人員，都是具體的辦事人員，解決的是政府技術操作層面的的問題，類似于中國傳統社會的訟師、師爺、捕快之類的人員，這些人在古代屬于小吏，是靠官去花錢聘用的，所以說文官考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講是一個專業考試，它也有分配利益的功能，但這個功能非常弱，主要是考技術，有權力的官員的分配靠的是選舉。我們現在也實行文官制度，同樣的我們考出來的只是具體的業務人員，是一種技術上的選拔，我們現在的政務官實際上是一個小范圍上的選舉。總之，無論是哪一種制度，絕對不會采用考試的方法來選取國家總統、國家元首，從來不會，也沒有考試考出來的優秀政治家、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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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清楚了科舉制的性質，下面來講為什么要反對科舉制。清末廢除科舉制的時候，我們國家正處于落后挨打的世界大格局中，當時許多人都在從各個角度思考國家為什么落后，我們實行的是科舉制，而西方實行的是自由民主的現代大學制度，一比較科舉制就被當成了國家落后的原因之一，于是就有了廢除科舉、興辦新學的舉措，但當時的人們并沒有意識到實行不同制度的社會根源以及科舉制的本質，只是單純地以為廢除科舉制、興辦新學就可以幫助我們走上富強的道路，這種膚淺的實用主義路線從本質上講跟引進西方的堅船利炮沒有太大的區別，都帶有嚴重的功利主義思想。

科舉制能在中國實行上千年，是由中國單一的傳統農業社會性質決定的，西方的現代文明通過侵略這種方式傳入到中國，中國被迫適應、接受之后，不得不改變過去那種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必須不斷地向前發展，必須得有工業，必須得不斷有新的產業，不斷有新的增長點，否則很快就會落后，英國如果沒有工業革命，沒有蒸汽機，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德國沒有產生現代的化學工業、鋼鐵工業，也不可能成為二戰時期的強國；美國如果沒有信息技術，那是根本不可能在近幾十年之內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這種變化要求官員必須要解決文明發展的問題，而不是一味享樂，在所有的民主國家，每次選舉都必須提出一個新的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方案，所以就要求政治團隊在權力體系中的人，必須是某一方面的專家，否則混不下去。在現代世界，任何一個政府，如果停滯上五年尚且能維持，停滯十年就出現危機，二十年則必然倒臺。

現在，能夠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是科學，因此社會分流出一個很龐大的專業團體，我們必須有化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建筑學家、給排水專家、電力專家、實用工程專家、醫學家，一切全是專業化，在專業領域里任何權力不敢說話，權力在科學面前只能低下它無所不能的、高傲的頭。這種變化要求教育也要做相應的調整，中國傳統的教育主要進行兩方面的培訓，一是要大家服從統治、聽話，所以非常重視對于所謂道德的要求；二是娛樂，比如吟詩作畫，而像縣學、府學這樣的學校只不過是參加科舉考試的考前輔導班。傳統社會的教育體系中是沒有醫學、農學、建筑學等科學學科的，大家覺得不需要，反正蓋房子有匠人就成了，匠人口傳心授，沒有必要進行科學研究。現代社會，教育作為科學傳播的必須渠道，取得了獨立的地位，現代教育90%以上的內容都是培訓、復制現代的科學技術，是要讓學生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能的。

之所以不能將科舉制引入到現在教育中，除了它在考試內容上沒有意義外，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淘汰制，它的目標是從眾多的考生中選拔出極少的一部分獲取當官的資格。而現代教育要解決的是人能學會什么，為了科學而進行的教育不能采用淘汰制，比如學生，一個考80分，一個考90分，讓90分的去當工程師，將80分的變成廢人，這是不可能的。教育不是解決優劣問題，而是解決有沒有的問題，是利用強制的手段讓人們掌握某些知識。什么是好的考試制度，像托福、雅思考試，只要你考過一個標準就行，不受名額的限制，因為你達到了英語的水平，同樣會計只要考上了會計證書就可以當會計，醫師你考過了從業資格證，有了這些知識就可以做醫生，它是一種技能水平考試。沒有聽說今年只能通過一百個醫生、一百個會計，根本沒有，因為它不是利益分配，而是一種技能培訓。所以說科舉制這種淘汰制用到我們現在的教育中是不合適的，這和現代教育的本質是完全相違背的。

我們當時廢除科舉制的時候覺得把西方的大學制度引進來就可以取代科舉制，但是我們卻把大學辦成了科舉，我們現在的教育事實上還是在沿襲科舉制，高考為什么成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因為它就是科舉制的一個翻版。我們的大學充斥著等級制度的東西，以前的大學畢業生是干部身份，中專就是工人身份，現在的一本、二本制度，“985”、“211”和普通大學，部屬院校和地方院校等，北大畢業的就是比一般大學畢業的好找工作，有的國有大型企業公司，像中石化、中石油要求必須是“211”畢業生才可以當正式工，否則只能當聘用工，這種正式工和聘用工本身就是等級制的東西。難道“985”搞科研就真的比普通大學厲害嗎？這不是世卿世祿嗎？這不是利益分配嗎？所以就有了大學的教授為了當系主任爭得不亦樂乎，為了評職稱凈干沒用的事，學者們不愿意做科研，有了一點成就就當官，學而優則仕，或者當了官想著再買個博士學位，這全是科舉制的殘渣余孽。科舉制以頑強的新的形式存在著，過去有“處級和尚”、“牙科進士”這種荒唐的東西，現在就有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現在提出要大學校長去行政化，大學校長肯定不會答應，首先沒有行政級別就不會有相應的待遇，因為國家所有待遇都是以行政級別作為基本標準的；其次，沒有了這個級別，校長們找政府辦事就沒人搭理了，所以一切還是官本位思想。

自癸卯改制到現在一百多年，我們在科學上仍然沒有創造力的，一個諾貝爾獎都沒有獲得過，這種教育算成功嗎？在科學上我們只是在復制，開始一無所有的時候，復制是非常快的，等到到達一個水準的時候，那復制的后果是毀滅性的，比如說我們彩電的模式，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顯像管生產基地，但是國外突然搞液晶電視，我們什么也不會，原來的全部產能只能廢棄。誰都知道原創的重要，要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但是現在的教育體制、體系的設計是按照科舉制的方法，它本來就是壓抑創造的，又怎么能促進產業的升級。

清末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的試卷 劉春霖（1872-1944），字潤琴，號石云，直隸肅寧人。1904年狀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旋被派往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深造。1907年回國，歷任咨政院議員、記名福建提學使、直隸法政學校提調、北洋師范學校監督等職。辛亥革命后一度隱居家中，繼而出任袁世凱大總統府內史。1917年12月，任中央農事試驗場場長。“九·一八”事變后，“滿洲國”派人以溥儀的名義邀請劉春霖前去，許以偽滿教育部部長之職，遭到他的嚴詞拒絕。七七事變爆發后，大漢奸王揖唐（劉春霖同科進士、日本留學時的同學），邀他出任北京市市長，被嚴詞拒絕后，日偽惱羞成怒，第二天即派人抄了他的家，用刺刀把全家人趕出家門，后經重資買動和托人說情，才讓家人進門，把抄去的財物送還，從此，劉春霖杜門謝客。劉春霖善書法，尤以小楷為著，小楷筆力清秀剛勁，深得世人推崇，時有“大楷學顏（顏真卿），小楷學劉（劉春霖）”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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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講得略顯散漫，現在將我們的主要觀點總結如下：

一、科舉制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中行之有效的好制度。

科舉制是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產生的，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對維持國家的穩定、人民安寧、社會公平都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因而譽之為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明，也不為過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是同意劉海峰教授“為科舉制平反”的主張的，因為這種主張客觀地指出了科舉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貢獻。

為什么說科舉制在傳統社會中是個好東西？那得先弄明白傳統社會的性質和目標是什么。中國古代社會最主要的產業基礎是農業，手工業是以農業為基礎、是為農業服務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個利益單一（政治權力為唯一利益）、靜止穩定的社會，客觀上這個社會的目標就是維持住穩定靜止，屏蔽掉一切因利益分配不公導致社會動蕩的因素，而科舉制恰恰有這樣的功能。

科舉制有以下特點：

1、形式公平。科舉制不論出身門第、財富，一視同仁地讓所有人通過考試這個環節進入官場，使社會的垂直流動有一個通暢的管道，這種利益（權力）分配方法，相對來說是公平的，尤其是得到了絕大多數平民子弟的支持，因為既維持了上流社會的存在，又給他們提供了進入上流社會的機會，這是一個全社會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而且，它還有一定的甄別選拔功能（即他們所標榜的選拔人才的功能），因為如果單純以利益分配的形式公平性角度而言，抓鬮無疑更公平，但抓鬮無法區別出誰聰明、誰不聰明。在傳統社會中，區分誰聰明誰不聰明很重要，一是官員也不能太笨，起碼得能認字兒，聽懂上級的命令；二是不能把聰明人留在底層社會，那樣他們可能成為草根族領袖，掀起動蕩。科舉制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能甄別出誰聰明誰不聰明，可以做到所謂“人盡其才”，所以就顯得更加公平了。

2、抑制個性。科舉制是系統工程，從少小束發讀書，對大多數人來講，在其最具反叛性的青春期中，就開始壓抑泯滅其個性了，經過這么漫長的壓抑折磨，人的個性消磨殆盡，進入官場后更好適應，經過摧殘人自尊的闈場，再加上官場的打磨，整個文官隊伍在天性上就是一個以保守、穩定為性格特征的人群。壓抑個性，在現在看來是件壞事情，但在傳統社會中，它卻是件好事情，因為能夠實現求靜、求穩的社會控制目標。

3、維護等級制。科舉制本質上是等級制的產物，它形式公平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等級制的穩定性。任何利益分配最終的結果一定是要形成等級差別，沒有等級差別就沒有利益了。比如，要是所有的人都掙一樣多的工資，住一樣大小的房子，這時確實就沒有利益差別了，大家就不會再為工資的多少、房子的大小而起爭執。等級制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天性，絕大多數時候的絕大多數人是共同維護等級制的存在的，比如在科舉制中，考上的一定會維護進士高于舉人、秀才這個等級制的，因為這是維護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沒考上的也支持這個等級體系，因為那里有自己的夢想和人生目標。由于要維護等級制，所以采用了淘汰制的考試辦法，所謂淘汰就是決定哪一部分人能進入上流社會，哪一部分人仍要在下層社會打拼。

4、靜止的身份制。科舉制是個完整的體系，包括考前和考后。一旦考上進士，就成了官員，這個身份就是終身的，中國古代官員沒有年齡限制，除了被皇帝開除趕回家去（那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的人基本上是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就是老了干不動了退休回家，其待遇也和平民不一樣。從官方制度上，退休官員會受到當地政府的特別尊重和照顧，在實際社會生活中，這個人在漫長的為官生涯中積累的物質財富和人脈資源，也使他們過得比沒有“功名”的白丁百姓要好得多。也就是說，科舉制是一榜定終身。這種靜止的身份制和靜止的農業社會在性質上是匹配的，農民只要有一塊好地，就能有好收成，土地不會飛、不會跑、不會發生變化。因此，中國人關于利益就形成了希望其具有像土地一樣穩定、持久、靜止的特征的要求。

二、我們對于科舉制的批判是基于現代社會的需要做出的。

現代社會的本質是變化與發展，現代社會是基于科學創新所創造出來的各種新型產業基礎之上的，而科學的本質就在于無休止的求新探索，因而必然導致先進與落后這種差別，最終形成了關于發展的觀念、關于進步的觀念。在現代社會中，誰不發展，誰不創新，誰就要落后，誰就要死亡。而本質上是維持靜止穩定的傳統社會的科舉制，滿足不了現代社會求新、求變、求發展的需要，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所以，我們才要批判它。

三、中國當下的教育制度和公務員考試制度是科舉制的翻版。

其實，就在1949年以后，在形式上，全面否定科舉制時，新建立的以高考為核心的教育制度在精神實質上，已經實現了科舉制的復辟，這種制度一直延續至今天。具體說來，等級制、身份制這些科舉制的靈魂也是現在中國教育制度的靈魂，把大學分成三六九等（如“985”、“211”和一般大學，中學分為省重點、市重點和一般中學），用百分比這樣的淘汰制考試制度加上名額的行政控制，其實就是秀才、舉人、進士的翻版，而一旦從名牌大學畢業，無論其是否具有真才實學，在就業、提拔和人脈資源等諸多方面就有了終身的優勢，畢業證就是等級社會中的身份證。公務員考試也一樣，而且，儼然已成為維護高考制的補充力量。而以高考為指揮棒的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再到就業、當官、提拔這一個完整的利益分配體系，依然如當年的科舉制一樣，從童年時期就開始閹割中國人的思想自由、壓抑他們的創造本能和個性。

四、科舉制思維對現代社會的害處。

現代社會的本質是創新和發展，這一特性要求現代社會中的教育體系的主要功能是無差別地復制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全民的科學素養，并要求有一個能夠促進科學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利益分配機制來實現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而等級制、身份制以及通過考試的淘汰制這些玩意兒，滿足不了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比如，給“985”、“211”大學投入的經費遠高于普通大學，已經有不少學者公正指出，這些學校的投入的邊際效應嚴重遞減，就是說，你在等級上把它們當做一流大學，也花了建設一流大學的錢，但沒有收到一流大學的教育成果和科研成果。再比如身份制，現在全國各高校中，最頭痛的問題是對教授的管理，因為沒評上教授時，這些人還干兒點活兒，評上之后就徹底不想干了，大多數人消極怠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各大學紛紛做出硬性的行政規定，比如教授必須給本科生上多少課等，但這無濟于事，本質上是身份制在起作用，一旦他有了教授的身份（也包括有了名牌大學的身份）就可以不干活兒，躺著也能掙錢。身份制從本質上講是阻礙現代科學發展的東西，如果現代科學不發展，就形成不了新的利益格局，就無法改變我們“官本位”、“窩里斗”的劣根性，中國就不能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五、要充分警惕舊的思維模式以新的名義在現代社會復活。

很多看起來時髦、進步的新觀念，其實是舊觀念的復活。比如，教育公平這個觀念，從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新問題帶來的新概念，但如果深究下去，這個概念完全是科舉時代的舊概念。首先它維持等級制，因為它不主張取消一般中學和重點中學、一般大學和重點大學之間的區別；其次，它所爭取的只是某一些人能更多地進入重點大學或中學的機會，如給湖北、江蘇、河南分配的上北京大學的名額應該和北京市的名額一樣多等，這和科舉時代為本省多爭取幾個進士名額有什么區別？再比如等級制，特別是那種固化的、靜止不變的身份制的等級制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沒有這種等級制，他們就沒有安全感，沒有人生目標，沒有對未來的理想預期。所以，現在一談要廢除重點中學（大學）與一般中學（大學）的差別，幾乎所有人都搖頭，大家都覺得沒個三六九等怎么能知道誰的科學水平高、誰的水平低，怎么發展科學？中國人在心里深處對科學創新的不確定性懷有深深的恐懼，希望通過等級制（如“985”、“211”大學）、身份制（如博導、院士、千人計劃）這些有形的固化的東西，保護自己始終處于科技領先的地位上，這當然是虛幻的癡心妄想。美國有位哲學家費耶阿本德準確地揭示了現代科學的性質，他指出“科學是種無政府的事業”。等級制、身份制不僅無助于發展科學，也根本保護不了你在科學發展過程中不受傷害。科學發展本身就是個殘酷的淘汰過程，是一場漫長的無休止的競爭，如果在這個過程中，你在任何一個環節掉鏈子，試圖停止在那里，靠已經取得的成績、靠行政力量保護你的話，那就一定會造成更殘酷的淘汰，那就是毛澤東主席曾指出過的：被開除地球的“球籍”。所以，我們一定要從思想深處反省一切舊的觀念、舊的思維模式對我們的影響，做一個真正的現代人。

六、我們不僅對科舉制做了深入的批判，也提出了建設性的改革方案。

本刊2012年第一輯發表的李尋先生的《科學的靈魂是自由》和本期所發表的《中國教育改革狂想曲》兩篇文章，較為系統地表達了我們對中國科技體系和教育體制改革的意見，為避免重復，此處就不復贅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那兩篇文章。在這里，我們所要強調的是，我們必須從靈魂深處、從思維模式本質上，對科舉制以及其它一切傳統思維模式上進行反省和批判，才能真正進入現代社會。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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