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職員的晉升密碼：不經意間握機遇

2005年的春寒還沒褪盡，我已經在教體局辦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坐了一個月。辦公桌上那支李股長送的英雄鋼筆還帶著墨香，桌角的日歷上圈著密密麻麻的待辦事項：協調基教股的春季開學檢查、整理“兩基”攻堅的月度報表、準備下周縣委教育工作會議的材料。比起綜合股單純的文字工作，辦公室更像個“總調度室”，上要對接縣委縣政府各部門，下要統籌局里十多個股室，稍有不慎就會出紕漏。

陳局長的辦公室就在我斜對面，每天早上七點半，她的身影總會準時出現在辦公樓前，手里拎著一個裝著饅頭和咸菜的保溫桶。這位從市教育局調研室出來的女局長，不像之前幾任領導那樣愛開長會，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帶著我去各股室轉一圈，不看匯報材料，專問“最棘手的事”。

上任第三周，計財股老周就被她堵在走廊里，問得額頭冒汗：“去年全局公車開支多少？平均到每輛車每年要花多少錢？”那天下午，我抱著厚厚的賬本闖進陳局長辦公室，手指在報表上劃出一道刺眼的紅線：“局長，算出來了。全局12輛公車，去年總開支49萬，平均每輛車4萬。咱們這科級干部的全年工資福利加補貼，算起來還不到2萬。”陳局長手里的鋼筆停在筆記本上，筆尖的墨水洇出一小團黑斑。她沉默了足足半分鐘，突然抬頭：“把所有公車的開支明細列出來，明天局務會我要提這事。”

局務會上的反對聲比我預想的更激烈。分管行政的楊副局長拍著桌子反駁：“局長，咱們教體局管著全縣兩百多所學校，下鄉檢查、送文件哪樣離得開公車？真要縮減開支，工作沒法開展！”幾位年紀大的股長也紛紛附和，說這是“多年的規矩”。陳局長沒拍桌子，只是把我整理的明細單推到桌子中央：“老楊，去年你那輛車跑了多少下鄉里程？維修費就報了1.2萬，比縣城到省城的往返油費還貴。”老楊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

最終陳局長拍板：除了保留兩輛應急公車和一輛接待用車，其余9輛車全部封存拍賣；下鄉檢查優先拼車，偏遠鄉鎮可以報銷公共交通費用；節省下來的經費，全部投入鄉村小學營養餐試點。散會時老楊故意撞了我一下，低聲撂下一句“年輕人別盡出餿主意”。我攥緊了口袋里那支鋼筆，突然想起李股長說的“中樞要穩”，轉身就去聯系拍賣行，又牽頭制定了公車使用新規，連續三天泡在計財股核對賬目，把每一筆可能的節省空間都摳了出來。

營養餐試點的選址成了新難題。基教股王姐建議選交通便利的城郊小學，方便領導視察，陳局長卻拍板定了最偏遠的山坳小學。那所學校我跟著王姐去過，孩子們中午啃著冷硬的紅薯餅，喝著自帶的涼白開，操場邊的梧桐樹下總蹲著幾個偷偷舔飯盒的孩子。陳局長帶著我和王姐去考察那天，校長從灶房端出一盆蒸土豆，苦澀地說：“山里娃營養跟不上，上課總打瞌睡。”

試點啟動那天，我們凌晨五點就跟著食堂師傅去農貿市場采購。土豆、白菜、雞蛋裝了滿滿一三輪車，山路顛簸得我五臟六腑都要移位。當第一份熱氣騰騰的雞蛋炒白菜、土豆絲配上雪白的米飯端到孩子面前時，一個扎著羊角辮的小姑娘怯生生地問：“老師，這飯不要錢嗎？”我鼻子一酸，轉頭看見陳局長正背對著我們擦眼睛，她的外套上還沾著早上采購時蹭到的泥點。

沒想到試點剛滿三個月，就遇到了經費危機。物價上漲讓食材成本超了預算，計財股老周急得直跺腳：“再這么下去，最多撐一個月就斷供了。”陳局長盯著營養餐支出表看了整整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把我叫到辦公室：“聽說北京有退休的老同志創辦的助學基金會在資助農村教育，你牽頭寫份申請材料，把山坳小學的真實情況寫透，我親自去北京跑一趟。”

那幾天我幾乎沒合眼，用李股長教的“以小見大”筆法，把小姑娘啃紅薯餅的細節、校長的蒸土豆、孩子們吃完營養餐后背課文的精氣神都寫進了申請里。陳局長帶著材料去北京的那幾天，我每天都守在辦公室等消息，生怕出一點差錯。當她帶著基金會的考察組回到縣城時，我發現她的嗓子已經啞得說不出話，行李箱上還沾著北京的塵土。

考察組在山坳小學待了整整一天，跟著孩子們一起吃營養餐，聽老師講孩子們的變化。臨走時，基金會秘書長握著陳局長的手說：“你們不是在搞形象工程，是真的在為孩子做事。”最終基金會答應每年資助80萬，試點擴展到附近幾所中心小學，縣委還協調了縣農業局，讓附近的蔬菜基地直供食材，把成本壓到了最低。后來我才知道，陳局長在北京跑了三天，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甚至在基金會門口等了整整一個上午，只為爭取十分鐘的匯報時間。

營養餐的事剛步入正軌，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縣委常委會醞釀。那年我縣城市建設排名連續三年全省倒數，主管城建的劉副縣長提出“教育興城”計劃：把全縣18所農村初中全部遷往縣城，集中打造所謂的“教育綜合體”，吸引農村居民進城置業，既能拉動縣城房地產，又能擴大城市人口規模。消息傳到教體局，陳局長第一時間把我叫到辦公室，指著那份計劃草案：“這不是興教，是害教！你去整理農村學生分布數據，還有遷校的成本測算，常委會上我要說話。”

那幾天我幾乎住在了檔案室，翻遍了近五年的農村教育統計報表。數據觸目驚心：全縣農村初中學生1.2萬人，其中近8000人家離縣城超過30公里；如果遷校，僅建設新校舍和運動場地就需要至少2億資金，還不算學生的住宿和交通成本。更讓我揪心的是基教股提供的一份調查：山坳小學所在的鄉，有300多個孩子到縣城上學要翻兩座山，遷校后他們根本無法兼顧學業和家里的農活。

縣委常委會那天，我抱著厚厚的數據冊坐在后排，手心全是汗。劉副縣長在會上說得慷慨激昂：“只要教育綜合體建起來，三年之內縣城人口就能增加五萬，城建排名肯定能上去！”幾位常委紛紛附和，會議室里一片贊同聲。輪到陳局長發言時，她沒有翻發言稿，直接拿起我的數據冊：“劉縣長，我給大家算筆賬。1.2萬農村學生遷到縣城，按每個學生每年食宿費、交通費1500元算，家長每年要多花1800萬。咱們縣農民人均年收入才3000元，這不是逼老百姓嗎？”

會議室瞬間安靜下來，劉副縣長的臉鐵青：“陳局長，你這是不顧全縣發展大局！”，“教育的大局是讓每個孩子都能安心上學，不是給城建當墊腳石！”陳局長的聲音不大卻字字有力，“山坳小學有個叫李小梅的女生，父親殘疾，母親改嫁，她每天要先喂完豬再上學。遷校后她要么輟學，要么就得讓她的父親撐著半邊身體勞作，這就是你說的發展大局？”她把李小梅的照片放在會議桌上，那個捧著營養餐飯盒微笑的小姑娘，讓在場所有人都沉默了。

散會時，縣委張書記特意走到陳局長身邊，拍了拍她的肩膀：“小陳，今天你說得對，我們不能為了政績丟了良心。”后來我才知道，張書記私下里讓人核實了李小梅的情況，還親自去山坳小學看望了她。沒過多久，縣委正式下文否決了遷校計劃，反而出臺了農村學校提質工程，撥付出一筆專項資金，用來改造農村學校的食堂和宿舍。

年底的全縣教育工作會議上，張書記公開表揚了教體局：“營養餐試點讓咱們縣的農村學生體質達標率提高了12%，農村學校提質工程更是辦了實事。這樣的部門，才是老百姓需要的部門。”那天會后，陳局長把我叫到辦公室，遞給我一個新的筆記本：“這一年辛苦你了，記住，不管在哪個崗位，都要像李股長教你的那樣，把事做扎實。”

2007年夏天，陳局長被提拔為副縣長，分管教育。她走的那天，我去送她，她握著我的手說：“山坳小學的營養餐已經覆蓋到全縣了，那支鋼筆還在用嗎？”我點點頭，口袋里的鋼筆硌得手心發燙。她上車前突然回頭：“對了，我向張書記介紹過你，她說以后有機會，讓你多到基層去鍛煉。”

如今再回到山坳小學，嶄新的食堂里飄著飯菜香，孩子們的笑聲灑滿了操場。墻上掛著一張老照片，2005年試點那天，陳局長蹲在地上，給扎羊角辮的李小梅擦嘴角的飯粒，我舉著相機，把那束透過梧桐樹葉的陽光永遠定格在畫面里。

抽屜里的英雄鋼筆還在，筆尖的墨跡暈開又干涸，就像那些年的改革風浪，最終都沉淀成了孩子們碗里的熱飯、課堂上的讀書聲，和刻在我們心里的那句“把事做扎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