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孕7月的軍統特工被日寇逮捕，她的悲慘遭遇讓人毛骨悚然

“兩個鬼子扒光我的上衣，用細繩拴在我的乳頭上，一個鬼子在前面拉，另一個鬼子在后面用皮靴抽打，根本不顧我懷著身孕，在牢房的走廊里拉扯示眾。我渾身火燒火燎，不得不跟著走，稍一慢下來，后面的鬼子便用皮鞭抽打，圍觀的鬼子則開心地鼓掌大笑。”

這是1956年7月8日，沈陽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佐古龍佑時，受害人周化禎出庭指控日軍的暴行。

周化禎的身份不簡單，她和丈夫周振環都是國民黨軍統人員，九一八事變后奉命來到東北，潛伏在日本滿鐵株式會社，丈夫是東北地下國民黨鐵路黨部北寧路負責人，夫妻兩人的任務是搜集日本關東軍及“滿洲國”的軍事政治情報。

1941年12月16日晚，錦州的日本警察突然闖進她家，由于事先有預感，丈夫外出聯絡組織成員，當時并不在家，因周化禎不負責外聯工作，身份沒有暴露。日本警察便逼問周振環的去向，而周化禎并不知情，兇殘的日警不顧她已有7個月身孕，對她拳打腳踢，還把刀架在她7歲孩子的脖子上逼問。最終一無所獲后，日警把她押到鐵路警護隊拘留所。

周化禎（左）在法庭上指證佐古龍佑（右）

第二天早晨5時，時任錦州鐵道警護隊隊長的佐古龍佑對她進行了審訊。據佐古龍佑供述，當時他們認定周化禎是個頑固分子，于是決定在她身上打開突破口，便反復逼問她丈夫的下落以及來往密切人員的信息。受過嚴格訓練的周化禎裝聾作啞，對所有問題都回答“不知道”。惱羞成怒的日警，便對她實施殘酷的肉刑。

以下是周化禎在法庭上的證詞：

日本警察先用膠皮板子狠抽我的臉，打得我滿嘴是血，接著就用皮鞭子，之后用又細又尖的竹簽子刺進我的指甲蓋里，扎進去又拔出來，換著手指反復捅刺，疼痛使我幾次昏厥，被涼水澆醒后，再接著用竹簽扎，前后扎傷了7個手指。一撥人打累后，又擁上了4個警察，把我按在地上，扒光了我全身的衣服。一個警察拿出一整束香，點著后先燒頭皮，接著往下燒，一直燒到大腿里子，現在還落下了很大的傷疤。

我再次昏迷中醒來后，見兩個鬼子搬來一個鐵匣子，上面連有兩根銅絲，一個鬼子把銅絲拴在我的兩個大拇指上，另一個鬼子用力轉動搖把，我頓時全身抽搐，心臟好似要蹦出來，只幾秒鐘，我又昏迷過去。又一次醒來后，一個鬼子把兩根銅絲拴在我的乳頭上，結果剛一搖動，我又昏死過去。

極度變態的日本警察，還在日寇和難友面前，對我進行凌辱和折磨而從中取樂。(這段證詞就是本文開頭部分)。

日本警察用又細又尖的竹簽刺我的下體，當我疼痛難忍怒罵這群野獸時，他們拿塊破布頭，沾上辣椒面塞進我嘴里，使我不能呼吸。徹入骨髓的疼痛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昏迷過去。幾個鬼子不顧我有七個月的身孕，在刑訊室里污辱了我。

就這樣，我在警護隊里被折磨了20天。元旦后第一天，一個偽滿警察告訴，我丈夫周振環于12月31日被抓了進來。聽到這個消息，我好像亂箭刺心，很清楚抗日人員進了警護隊，那就是到了虎穴，再不可能出去。

1942年1月3日，日本警察把我押到審訊室，一進門，就看見我丈夫被吊著，滿頭大汗，幾個警察輪番抽打，我丈夫什么都不交代。于是警察強迫我跪在一邊，讓我親眼看著丈夫受刑。我不忍看時，他們就對我拳打腳踢。日本警察把鐵鉗子燒得通紅，往我丈夫身上夾，烙得吱吱地響，冒出了油。連烙幾次后，人就昏過去了。放下來后用涼水澆醒，又往嘴里鼻子里灌辣椒水，把肚子灌大后，就在上面猛踩，辣椒水從嘴里鼻子里倒流出來，人又昏過去了。蘇醒后又用豬鬃捅尿道，刺得小便流血，人馬上又昏過去了。再次蘇醒后，就給他滾釘籠子。釘籠子是橢圓的，里面全是釘子。當人從籠子里拿出時，已成了血人。他受這樣的毒刑，我親眼看到的就有三次。

1942年1月5日，日本警察把我放了出來。我丈夫周振環在錦州鐵道警護隊押了80多天，于1942年3月24日押送到偽錦州監獄。

1943年4月7日中午12點，在偽錦州監獄的執行場把他絞死了，那天一同絞死3個人，周振環、楊景云和張化堂。第二天早晨我去領尸，他們把人給我抬出來，頭上蒙著一張白紙。當我把白紙揭開時，凄慘萬分，眼珠子完全冒出來了，舌頭伸在嘴外，鼻子、耳朵都流著血，脖子底下沒有皮了。我給他換衣服時，看見他身上一塊好地方也沒有，傷疤頂上是傷疤，腿肚子兩半了，骨頭露在外邊，左邊屁股上有碗大一塊傷，很深一個黑窟窿，左手少了兩個指頭。

法庭上，面對周化禎痛哭流涕的憤怒控訴，佐古龍佑號陶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表示悔罪。從1940年至1945年期間，他下令逮捕的中國人共1927名，每個人都經受了周化禎、周振環同樣的酷刑折磨，除了周化禎等少數人被釋放，657人被送交偽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外，剩下的一千多人，要么慘死在酷刑下，要么被被秘密處決或特別移送。而特別移送是指將囚犯送到臭名昭著的731部隊。

銘記歷史，不忘恥辱，方能告慰抗日先烈的偉大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