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歷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融合過程（四）

丁江洲 中國人體工程學研究院書記

人體工程學認為，“人-環境”的適配并非靜態定型，而是通過長期互動、調試形成的動態優化過程，每一次功能協作都會推動系統向更協調的方向演進。這一動態發展邏輯，恰是中國歷史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融合過程”的生動寫照——各族人民在祖國疆域的“物理空間”中，以勞動生產為核心紐帶，通過持續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斷調試“多元”與“一體”的關系，最終共同書寫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史，讓中華民族共同體從松散關聯走向深度凝聚。

從人體工程學“功能協同演進”的規律來看，中國歷史的融合過程，本質是各族人民通過勞動生產實現“經濟互動的深化”，如同系統組件在反復協作中優化適配精度。勞動是人類社會的起點，也是民族交融的最初動力：先秦時期，中原農耕民族與周邊游牧民族通過“茶馬互市”“絹馬貿易”開展物質交換，農耕文明的鐵器、絲綢與游牧文明的牲畜、皮毛形成互補，這種基于勞動成果的交換，讓不同民族突破地域限制，建立起初步的經濟聯結；秦漢至隋唐，隨著絲綢之路的拓展，西域各族與中原民族共同參與商貿運輸、手工業生產，西域的葡萄、苜蓿與中原的鑿井、冶鐵技術雙向傳播，勞動中的技術交流讓民族間的經濟依存度不斷提升；明清時期，邊疆地區的屯墾活動更是讓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開發土地、興修水利，在集體勞動中形成“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的經濟共同體。這種“勞動驅動的經濟融合”，如同人體工程學中“組件協同的迭代升級”，每一次勞動互動都讓民族間的聯結更緊密，為共同體的融合奠定了物質基礎。

從人體工程學“系統整合邏輯”來看，中國歷史的融合過程，還體現為各族人民在共同應對挑戰中實現“文化與身份的互嵌”，如同系統在應對外部壓力時強化內部聯結。歷史進程中，戰亂、災害等挑戰往往成為民族融合的“催化劑”：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南遷與漢族南下交錯雜居，各族人民在共同抵御戰亂、重建家園的過程中，相互借鑒生活習俗——漢族學習游牧民族的騎射技術，少數民族吸納漢族的禮樂制度，文化習俗的互鑒讓“胡漢一家”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宋元時期，面對外侮，漢族與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并肩作戰，共同守護疆域，在生死與共中形成“共屬一個國家”的身份認同；近代以來，面對列強侵略，各族人民更是打破地域與民族界限，從東北抗日聯軍中的滿族戰士，到西南抗戰中的彝族土司，再到新疆各族群眾的支前行動，共同的抗爭歷程讓“中華民族”成為超越單一民族的共同身份符號。這種“挑戰驅動的文化與身份融合”，如同人體工程學中“系統應對風險時的自我整合”，每一次共同抗爭都讓民族間的精神聯結更牢固，推動共同體從“經濟依存”走向“文化認同”。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歷史的融合過程始終遵循人體工程學“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統優化原則，在多元交融中實現“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態的鞏固”。人體工程學強調，系統的價值不在于組件的孤立存在，而在于組件協同形成的整體效能。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融合，從未是某一民族的“單向同化”，而是各族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創造的“雙向塑造”：一方面，漢族的漢字、歷法、典章制度成為各民族溝通的共同載體，為國家統一提供了文化基礎；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的文學藝術、軍事智慧、生產技術也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藏族的《格薩爾王傳》、蒙古族的《江格爾》融入中國文學寶庫，回族的醫藥、壯族的紡織技術推動了古代科技發展。這種“多元共生的融合”，讓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態不斷鞏固：從秦漢“大一統”格局的初步確立，到隋唐“胡漢交融”的繁榮景象，再到元明清對疆域統一的最終奠定，每一次歷史階段的演進，都是民族融合深化的結果，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效能提升的體現。正如人體工程學中優化后的系統能更高效地實現功能，融合后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也具備了更強的凝聚力與發展韌性，能夠更好地應對歷史挑戰、推動文明延續。

以人體工程學視角審視，中國歷史并非孤立的民族史拼接，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動態融合過程”。它以勞動生產為“協作紐帶”，通過經濟互動深化物質聯結，以共同挑戰為“整合契機”，通過文化互嵌強化身份認同，最終實現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態的持續鞏固。深刻理解這一融合過程，方能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必然性，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歷史維度的認知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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