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何押注AI？一場關乎稅收、資本與勞工的隱秘戰爭

作者 | 金鑫YOYO，DeepSeek

來源 | 微信公眾號@一個符號工作室

隨著AI技術的高速發展，很多人提出“AI或將搶走人類的工作”。

這一現象，已經在亞馬遜、微軟、谷歌、IBM等國際巨頭身上應驗了：今年數萬人被裁員，已經證明AI的威力不可小覷。

其實業內討論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資本家和AI專家們活躍在各種論壇上聊AI的好處，但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說：我們要堅定抵制AI。

哪怕很多人心里是抵制的，但為了表現自己愛學習和服從管理，也要表示中立或者干脆不表態。更多人選擇了逃避，比如寧愿去東南亞、去美國卷。

所以在好萊塢，編劇會團結起來上街罷工游行；我們的電影工作者，就只能靠“窩里橫”，在網上放放八卦，吐吐槽。

原因很簡單：在金錢的誘惑面前，資本家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工人的利益竟然無人關心。

為什么這樣講呢？今天我想從稅收的角度，來談談這個背后的問題，那就是：AI將如何重新分配財富與權力？

要看清這一點，我們必須同時打開三本賬——國家的、資本家的和勞動者的。

一、一道數學題，三種答案

我們建立一個嚴格的財務模型。

假設社會總財富不變，一家年收入10億元、非人工成本6億元的公司，可以通過三種截然不同的模式來運營。

在這套數學題面前，我們將采用真實的階梯個稅進行計算，并控制變量，統一將 50%的稅后利潤用于給5位核心高管/股東分紅。

由此得出下面幾個數據：

模式一：AI技術型公司（國家利益最大化）

1、核心策略：極致自動化，追求最高的企業利潤，并上交最高的稅。

2、用工結構：5名高管（人均年薪400萬）+ 15名精英員工（人均年薪150萬） = 20人。

3、工資總額：4250萬元。

模式二：財務精算型公司（老板/高管利益最大化）

1、核心策略：在合規前提下，將老板/高管的個人稅后收益最大化。

2、用工結構：5名高管（人均年薪96萬，最優稅率點）+ 95名普通員工（人均年薪20萬） = 100人。

3、工資總額：2380萬元。

模式三：社會主義型公司（員工利益最大化）

核心策略：將公司價值最大限度地轉化為就業和工資。

用工結構：5名高管（人均年薪100萬）+ 595名普通員工（人均年薪12萬） = 600人。

工資總額：7640萬元。

以下是基于嚴格財務計算的結果對比：

以下為計算方式和控制的變量：

公司利潤 = 10億 - 6億 - 工資總額 企業所得稅 = 公司利潤 × 25% 稅后利潤 = 公司利潤 - 企業所得稅 分紅個稅 = (稅后利潤 × 50%) × 20% 個人所得稅：基于中國現行年度綜合所得階梯稅率計算，已考慮基本減除費用（6萬/年）。

模式一因高薪適用最高45%稅率；

模式二高管年薪96萬，精準處于35%稅率檔；

模式三因普遍低薪，適用3%-10%低稅率。

更多信息補充：

1. 關于收入規模：此模型為簡化對比，設定三種運營收入均為10億元。

但在現實中，成功的AI巨頭（如頭部互聯網公司）收入已達百億甚至千億級別，其稅收貢獻將呈幾何級數放大。

而許多傳統公司（模式三）在競爭中日漸式微，收入遠不及此模型，使得其實際財政貢獻更為渺小。

2. 關于分紅傾向：模型為公平設定50%分紅。

現實中，AI巨頭因邊際成本極低，現金充沛，其實際分紅比例通常遠高于此（如70%-100%），這將使其繳納的分紅稅和國家總稅收進一步飆升。

相反，傳統公司（模式三）因需大量現金維持運營和擴張，實際分紅比例通常更低（如20%-30%），這會使其對國家稅收的貢獻進一步縮水。

3、關于企業的非人工成本：

如果不關注工資和供應商等日常經營成本，但看非人工成本結構的話，會發現：

模式一的核心資產是英偉達GPU集群、算法模型、數據資產。

這些資產特性，是全球硬通貨、保值甚至增值。

高端GPU在全球范圍內供需極度緊張，即使公司經營不善，這些硬件在二手市場也能以極高的價格迅速變現。其算法和數據資產更是無形的金礦。

而模式三的核心資產，是專用生產線、廠房、定制化機床。

資產特性是專用性強、貶值迅速、流動性差。

比如，一條汽車焊接生產線對于其他行業毫無用處，一旦技術迭代或公司倒閉，其殘值極低，清算時往往只能當廢鐵賣掉。

最后，模式二的資產策略是聰明的 “騎墻派”：

（1）大量現金及短期投資：保持極致靈活性，是應對風險的“安全墊”；

（2）品牌、專利、SaaS平臺等“軟”資產：具有護城河，且無需大量資本支出；

（3）模塊化、可重構的“硬”資產：只保留核心部分，將重資產環節外包。

結論一：

現實中的規模與分紅差異，將使這一差距變得更為懸殊：

在相同的營收規模下，模式一（AI稅收巨獸）對國家財政的貢獻最為巨大。

而模式二（資本精算師）則成功地將老板/高管的個人稅后財富推向了頂峰。

模式三（傳統產業）不僅自己前途堪憂，也不能為政府創造稅收，所以很多產業轉移去了人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或非洲國家。

結論二：

模式一的公司不僅在創造當下的高稅收，更在為國家積累未來的優質戰略資產；

而模式三的公司，則伴隨著巨大的貶值風險和社會資源浪費風險。

模式二的公司居于中間狀態，但是其核心資產在AI的沖擊下，也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比如，生產嚴重過剩的SaaS企業，現在也開始向下收割創業者。很多產品爛到根本沒法用，但包裝個培訓創業的噱頭就能繼續騙。

事實上，已經有不少模式二的企業老板跑路了，TA可以直接把用戶數據一賣，然后你就等著騷擾電話的轟炸吧。

所以，我對模式三和模式二的企業抱著非常悲觀的預期。

如果社會只能依靠模式一的公司才能生存，那他們也必須創造對等的社會價值才算合理，否則作為消費者，大家也沒有理由繼續供養這樣的吞金獸。

二、國家的理性選擇與社會的殘酷悖論

從上述這個微觀數據模型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殘酷而清晰的結論：

1. 國家的必然選擇：

從財政和全球競爭力角度看，模式一（AI稅收巨獸）是毋庸置疑的贏家。它貢獻的稅收比模式三高出2700萬元。

一個大國若想擁有強大的國防、先進的基建和全球影響力，就必須培育大量這樣的“稅收巨獸”。

這是國家鼓勵AI最堅硬、最底層的邏輯。

2. 深刻的悖論：

對員工最有利的模式三（傳統產業），恰恰是對國家財政和資本家最不利的模式。

它無法為大國競爭提供足夠的“燃料”，也難以激發資本家的投資熱情。

這揭示了全球化競爭中一個無情的矛盾：極致的社會公平，可能與極致的國家競爭力互不相容。

三、從模型到現實：誰是真正的“AI稅收巨獸”？

國家鼓勵的“AI產業”，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其目標是培育所有具備“AI稅收巨獸”基因的新經濟實體。

它們主要有三類：

（1）互聯網巨頭：如阿里、騰訊、亞馬遜。它們的搜索、廣告、云計算完全由AI驅動，其千億營收本身就是AI商業模式的勝利。

它們不是未來的AI公司，它們就是現在的AI公司。

（2）高端制造巨頭：如特斯拉、寧德時代。

它們通過AI優化生產、調度供應鏈，實現了對傳統制造業的降維打擊，正沖擊千億營收。

（3）純AI技術公司：如OpenAI，是未來的“軍火商”。這些巨頭共享著能帶來超高稅收的基因。

一個現實的對比觸目驚心：一家利潤豐厚的互聯網巨頭，僅公司所得稅一項，可能就是一家苦苦掙扎的傳統企業的數十甚至上百倍。

四、未來：通往和解的唯一道路

那么，我們是否注定要犧牲普通勞動者的利益，來換取國家的強大？

答案是否定的，但出路絕非回到過去。

出路在于再分配。

請注意模式一和模式三的稅收差值：1.35億 - 1.08億 = 2700萬元。這巨大的財政盈余，就是解決未來社會問題的“鑰匙”。

一個理性的社會戰略應該是：

1、在生產上，選擇模式一：毫不猶豫地擁抱AI，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打造強大的“國家財政引擎”。

2、在分配上，補償模式三：將AI創造的巨額稅收，通過更強大的社會保障、終身學習體系，乃至探索全民基本收入（UBI） 等方式，分配給在模式一中“失利”的廣大民眾。

結 語

國家鼓勵AI，是基于國家利益的冷酷計算。但一個偉大的文明，不僅要算清經濟的賬，更要算清人的賬。

未來的贏家，不僅僅是能制造出最先進AI的國家，更是能利用AI創造的財富，設計出更公平、更包容、讓大多數人都有尊嚴和幸福感的社會制度的國家。

這不僅是技術競爭，更是一場關于治理智慧的終極考驗。

最后還是想說，中國已經有那么多股民和基民，也普遍看好中國和海外的科技股，很多人其實已經是一條大船上的同行者。

說白了，AI如果不發展，就不會用錢生錢，投資就不會有回報；而限制AI發展，恐怕那些裁員的公司也回不到以前了。

作為普通人，我們只能盼望：那些掌握資源分配權的人，真的有良心。

【聲明】本文內容由人工+AI輔助完成，圖片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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