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切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齊格蒙特·鮑曼誕辰100年

近些年，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出版（含再版）鮑曼作品的“小熱潮”。鮑曼這個名字也為更多讀者所知。

鮑曼者誰？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生于1925年11月19日，在那漫長的20世紀，他做過士兵、軍官、教師，其大半生都在用“確定”“不確定”診斷現代社會及其危機。《現代性與大屠殺》《立法者與闡釋者》《現代性與矛盾性》等論著塑造了他的聲望，并使他進入經典思想者之列。至晚年，他以超乎其年紀的熱情持續觀察著這個世界和年輕人的動態。

現代社會已經從過去的固態轉為液態，一切都在流動，這是鮑曼對現代社會特征的基本描述。是的，人們并沒有現成的生活方案可以直接拿來參考，過去的現代人是如此，當下的年輕一代更是如此。我們如何看待上一輩人的生活經驗？鮑曼以一種整體性、連續性的視角指出了代際的辯證關系，也因此，他的思考既展現了一種生活藝術的積累，也描述了當下年輕人的處境和感受。

在鮑曼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從出版-傳播的角度觀察鮑曼何以受年輕讀者歡迎，并邀請王立秋、黃競歐等青年學者以讀者和觀察者的角度走進鮑曼。

本文為第一篇。第二篇見今日第二條推送。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1月14日專題《齊格蒙特·鮑曼：年輕人的朋友》B02-03版。

B01「主題」齊格蒙特·鮑曼：年輕人的朋友

B02-B03「主題」閱讀鮑曼：當一切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

B04 「主題」訪談 | 他為年輕人提供了一種“活著的思考”

B05「文學」《直人》：理查德·拉索的美國式圍城

B06-B07「社科」《反思無人機》：暴力的邏輯與技術的濫用

B08「中文學術文摘」中國法制史文摘一則

撰文 | 劉亞光

盡管齊格蒙特·鮑曼以研究后現代社會聞名，但他本人更像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類，知識視野廣博，又對一切日常的現象饒有興趣，以至于他曾經涉足的論題遍布大屠殺、愛、共同體、身份認同、消費等諸多看似毫不相關的領域。

與仍然在世的另一位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類似，鮑曼廣為流傳的肖像濃縮了人們想象中古典歐洲知識分子的全部“刻板印象”：眼窩深陷，眼神銳利，眉頭緊蹙，頭發只余斑白的兩鬢。那憂郁的氣質一如他的《現代性與大屠殺》《流動的現代性》《立法者與闡釋者》等著作的書名一樣令人敬而遠之。鮑曼本人對此似乎早有自知之明，他曾經調侃自己的命運與《文明的進程》的作者諾貝特·埃麗亞斯一樣。“今天，他變成了一個奇怪的人，一個過去時代的遺物”。

然而，在鮑曼逝世后，他的作品卻以一種特別的形式在中國的圖書市場悄然形成了一小股熱潮。近兩年，鮑曼的兩本最新的采訪集《將熟悉變為陌生》（2023）《自我》（2024）相繼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收獲了“出圈”級的反響。除此之外，他的名作《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2021）時隔十余年迎來再版，諸如《生活藝術》（2024）等曾經遲遲未被引進的作品，也首次以中譯本的形式問世。

“出圈”、從學術界走出去，對更廣闊的社會世界產生影響，這對鮑曼的作品來說并不罕見——全球化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成員，都曾直接引用過他的作品。如今，中國的年輕人從他深入淺出的對話中尋求“內卷”的解脫，追問物欲、愛情與幸福的真諦。

誠然，迄今為止研究鮑曼、論述其重要性的文獻，以“汗牛充棟”形容并不為過。但每個時代，對“為何閱讀鮑曼”這個問題的回答，都有其獨特的語境。鮑曼持之以恒地用深刻的反思將我們熟悉的周遭化為陌生，但更重要的問題或許是，當反思本身也已成為熟悉的周遭，我們又將如何行動？

齊格蒙特·鮑曼。

“小冊子”人文社科的先驅？

在有關法國啟蒙運動的研究中，如今已有一種共識。相較于《百科全書》這樣幾乎只有權貴階層閱讀的大部頭，得益于印刷技術的進步得以飛速傳播的各類“小冊子”——伏爾泰的《老實人》、盧梭的《愛彌兒》、狄德羅的《私生子》等等，反而令最廣大的普通民眾得以真正啟蒙。而寫作這類兼顧思想、“面向市場”的暢銷“小冊子”，也是當時靠寫作獲得經濟獨立的知識分子每日的重要工作。

盡管語境有差距，但在某種意義上，“小冊子”人文社會科學如今獲得了“文藝復興”。在近年來的中國圖書市場上，最典型的便是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系列作品的引進。韓炳哲的每一冊書短小精悍，均精準擊中一個當代人的具體困境：《愛欲之死》剖析現代愛情之悖論，《精神政治學》解釋監控社會的奧秘，《在群中》反思數字技術的隱憂……而在不同作品之間，亦有一條技術反思－新自由主義批判的總線索在牽引。

除此之外，以德國當代哲學家斯文婭·弗拉斯伯勒的《敏感與自我》為代表的一批書籍也有著類似的特征。總體來看，這類研究以當代人面臨的最切身的問題為錨點，對不同領域思想家的智力資源進行重新整合，進行著某種職業學術系統以外、公共知識生產層面的“創造”。它們難以被歸類為任何傳統的哲學、社會學，因此也被部分學者稱為“社會病理學”研究，并在近年引起廣泛的討論。

無獨有偶的是，作為與鮑曼私交超過25年的社會學家、澳大利亞科廷大學教授彼得·貝爾哈茲（Peter Beilharz）在鮑曼逝世后的一篇紀念文章里對鮑曼學術生涯晚期的作品作出過相似的總結：“《流動的現代性》是鮑曼的一部過渡性作品，如果不是在內容上，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由于鮑曼從這時開始決定聚焦于想象中的普羅大眾，而不是學術界的閱聽人，因而那些貌似企鵝（Penguins）、蘇爾坎普（Suhrkamps）出版社圖書風格的小巧著作，得以流淌而出。鮑曼的敘述范圍，從此遍及監視、管理、教育和文學等形形色色的領域”，同時，他的寫作風格變得更具“對話性”。

在貝爾哈茲看來，自從鮑曼在20世紀90年代從馬克思主義的勞工社會學逐漸轉向后現代研究后，他的諸多“奔涌而出的小巧著作”顯得主題雜亂無章——從《來自液態現代世界中的44封信》（44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到《此非日記》（This Is Not a Dia?ry）——但卻又采取了某種“癥候學”（symptomatology）策略，令其每一本小書都與《流動的現代性》中的總論題相關聯：戰后西方社會那種基于現代性的自我確定性徹底消散了，人們的身份認同、生存境遇都處在液態的不確定性中。從鮑曼的“癥候學”到韓炳哲等人的“社會病理學”，中國圖書市場韓炳哲等人作品的“閱讀熱”，和相對不那么顯形的鮑曼“出版熱”，或許有某種隱性的默契存在。

在今天閱讀鮑曼，人們甚至能發現這種關聯不僅停留于形式，更在于話題。鮑曼的許多作品寫于上世紀末至世紀之交，卻精準預見了當下在全球各地發生的普遍現象。比如，在多部著作中，鮑曼都曾論述后現代社會的“個體化”趨勢。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和社會系統的分化，個人越來越被“社會”拋出，看似掌握了自由，卻是一種“被迫自由”，因為這意味著他的前路完全由自我負擔，“他們若是臥病在床，那便是因為他們曾經在遵循養生之道時不夠堅決。若是沒人雇傭，則是因為沒能學會在面試中的技巧。”（《個體化社會》）。這與近兩年引發熱議的、以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的《精英的傲慢》為代表的“優績主義批判”，幾乎有同樣的洞察意識。

作為“小冊子”人文社會科學的先驅，鮑曼的作品在當代最熱門的“小冊子”閱讀潮流中獲得“再度發言”。知識并非線性增長，而是如地層般積累。舊的知識并未過時，而所謂創新，或許只是與曾經的發現形成共鳴。與自然科學相比，這似乎更接近人文社會科學的常態。

——鮑曼“小冊子”——

《將熟悉變為陌生》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瑞士）彼得·哈夫納

譯者：王立秋

版本：守望者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8月

《自我》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愛沙尼亞）瑞恩·羅德

譯者：張德旭

版本：守望者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8月

《生活藝術》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

譯者：魯擎雨　姚晨輝

版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4年6月

《無法獨處的現代人》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

譯者：章艷

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2025年7月

（第一版中文版為《來自液態現代世界的44封信》，漓江出版社2013年2月）

《生而液態》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意）托馬斯·萊昂奇尼

譯者：王舒寧　鄒卉穎

版本：中科書院|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6月

“再度發言”的預言家

在與愛沙尼亞學者瑞恩·羅德的對談集《自我》中，鮑曼說：“無論如何，人類最畏懼、最無法克服的憂慮如今被轉移至技術域。這似乎是‘普羅米修斯情結’以及隨之而來的‘普羅米修斯嫉妒’的又一案例。而所謂‘普羅米修斯嫉妒’指的是當我們看到我們的人造物比我們擁有更高超的技藝和靈巧性時，我們所感受到的難以忍受的恐懼、憤怒和嫉妒”。鮑曼生活的年代，沒有人工智能，但他的話卻在一個阿爾法狗威脅棋手地位、人工智能讓作家失業的年代，引起格外的共鳴。

與鮑曼的其他作品類似，面對技術的“普羅米修斯嫉妒”，背后隱藏著鮑曼面對現代性的總體憂思。正如他在著名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所寫：現代，使得實施種族滅絕的現代方式成為可能。工廠流水線、官僚制創新這些讓大屠殺得以成立的條件，和現代工業文明異曲同工。在《自我》中，借助通俗的對話，鮑曼讓這種宏大的現代性批判從一個相對微觀的角度連接到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那便是語言。

“現代語言所要求的那種精確性——無矛盾、無歧義——始終是現代精神的北極星”，鮑曼如是說。然而這種語言上徹底的“物理主義”，卻如現代性異化人們一般扭曲了交流。人們困于一種迷思之中，誤以為內心的意義能完全編碼為語言，并能無損傳遞給另一個人。這種象征著現代性的語言觀念，忽視了人的“內在性”：當A對B說“請遞給我一支綠色的鋼筆”時，他們心中所想的“綠色”是否一致？更進一步，如果B是一名色盲患者，這句看似簡單的信息，是否會無形中傷害其自尊？在鮑曼和羅德看來，這些都是語言無法穿透的“內在性”。

對鮑曼來說，這并非僅僅是思辨游戲。他指出，至少在兩個重要的當代問題上，現代精神對交流中人的“內在性”的忽視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一是“學術黑話”的繁衍——用鮑曼的話來說，這充分反映了語言的“交際”與“再現”功能的不可通約。學者們晦澀的論文成為一種獨立的社交貨幣，彼此之間溝通無阻，卻沒有反映或者解決任何實質的現實問題；二是當代流行的互聯網“政治正確”。其誤區在于，“簡單地將某些詞語列為冒犯性詞語，然后試圖用更合適的詞語取而代之”，誤以為作為標簽的詞語的簡單替換，便能實現實質的尊重，但“同樣的貶損態度很容易轉移到新的表達方式上，以至于用不了多久，這些新的表達方式也變得政治不正確了”。

除了人工智能行業的從業者、高校“青椒”、互聯網文化的觀察者們會“心有戚戚”，鮑曼彼時的預言最能引發當代讀者情緒共振的，當屬對“幸福生活”的探討，而這又與他對消費社會的分析密不可分。在《工業、消費主義與新窮人》中，鮑曼指出，隨著技術效率的進步，在固態現代性轉換為流動現代性的過程中，消費逐漸接替了勞動的核心地位。勞動者對于企業來說不再如消費那般重要，而消費，成為身份認同的根基，也是個人唯一的幸福法則。

《黑客帝國》（The Matrix，1999）劇照。

2014年-2016年間，鮑曼接受著名的知識分子型記者彼得·哈夫納的訪談。在這本訪談集《將熟悉變為陌生》中，鮑曼談道：“消費主義文化，它以這樣一種壓力為特征：被迫成為別人，去獲得在市場上被人需求的特性。今天，你不得不營銷自己，不得不把自己設想為商品，設想為能夠吸引客戶的產品……它強迫你去模仿當前市場銷售者兜售的‘值得擁有’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修正自己的認同——不被認為是外在的壓力，反而被認為是個人自由的表現。”脫胎于上世紀90年代的預言，在當下這個被短視頻帶貨、“網紅”包圍的“景觀社會”，獲得了從未如此清晰的注腳。

“將熟悉變為陌生”，然后呢？

鮑曼的晚年，知識分子與社交網絡的結合還不似今日這般緊密。作為一個始終不安于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我們不妨設問：如果鮑曼仍然在世，他是否會選擇走向社交網絡、成為當代意義的“學術明星”呢？

我們很難不把當代知識界的無奈現況與鮑曼對消費社會的犀利解構相聯系。在流量意味著聲量和影響力的年代，社交媒體為“受歡迎的知識分子”也制定了模板。走入這里的知識分子們，需要將自己包裝成年輕人的“知心姐姐”“人生導師”，才能足夠被需要。這也是施羅默·桑德在《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一書中所提醒的：當象征著反思與批判的知識分子，需要借助其所批判的平臺獲得影響，對他們來說，這是機遇，還是困局？

鮑曼的思想傳記作者丹尼斯·史密斯化用柏拉圖的“洞喻”，講透了這一困局背后意味著什么。在《齊格蒙特·鮑曼：后現代性的預言家》一書中，史密斯說，在現代性的城市中，人們都生活在一個個籠子里，一系列社會安排如發放給他們的生活指南，他們按部就班的生活如同投射在籠子上的投影。然而，每逢夜晚，一條名為“后現代性”的毒蛇便會隨機咬開一些籠子的鎖。走出籠子的人們驚恐萬分，發現自己處于一個模糊不清、模棱兩可的世界中。他們很快便因為恐懼與不耐煩退回了籠子里。

當我們用各類“后-”理論，將所有日常解構，讓一切“熟悉變為陌生”，我們會更幸福嗎？當這種反思也成了“熟悉”，我們難道不會希望“不耐煩地退回籠子里”嗎？遺憾的是，我們能發現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否則我們很難解釋，在一個知識爆炸，各類人文社科經典唾手可得的信息社會，為何人們對存在意義的焦慮感卻愈發深重。當下的我們正如《黑客帝國》中的尼奧一般：缺乏反思，便沉溺于幻境；過度反思，則面對現實不可承受之重。

在采訪中，鮑曼的只言片語，其實無意中輕盈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馬丁·杰伊曾說，我對流動的現代性的詮釋，也受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經驗的流動性的影響。在我的人生故事中，我一直是鳥，而不是鳥類學家……我對自己所處、所經歷過的環境的脆弱性的體驗，一定會對我看到的東西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產生影響，不是嗎？”

鮑曼并不回避自身思想所受到的時代影響：他在波蘭長大，在蘇聯接受教育。二戰時期，他成為一名前線士兵。不幸的是，1953年和1968年，他所信仰的政治體系兩次拒絕了他。經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后，他曾經的烏托邦想象徹底破滅，對后現代性的思考破土而出……這一切塑造了鮑曼的思想，也塑造了他的反思，它們構成了鮑曼的“內在性”。

我們無法逃避塑造自身的“內在性”，正如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面對后現代的情景，在將“熟悉變為陌生”后，我們依然需要一塊立足之地，依然需要行動的信念。在鮑曼那里，治愈現代社會人之異化的信念或許是道德。受惠于哲學家列維納斯，鮑曼發展出自身的“后現代倫理學”。他提倡的并非一種普遍性的道德規范，而是基于不同他者遭遇的具體情境，走進他們的“內在”，給予真誠的關懷。這種關懷不基于理性的計算，而是一種信念。因此，有學者認為鮑曼的后現代倫理學，既是一種“責任倫理”，亦是一種“關懷倫理”。

鮑曼也用具體的行動實踐著這一切。在與第一任妻子雅尼娜生下雙胞胎女兒后，他做了很長一段時間“家庭主夫”。生下女兒后，雅尼娜患上產褥熱。鮑曼打理起家中一切日常，白天做飯，半夜起床給孩子們喂奶。同時，還兼顧完成作為講師的任務：指導學生，寫自己的論文，出席政治會議。善于解構與分析愛情的鮑曼，同雅妮娜的婚姻持續了61年，直至雅尼娜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雅尼娜的回憶錄《歸屬之夢》（A Dream of Be?longing）中，她還提到，結婚數十年后，鮑曼依舊會給她寫情書。

“在我看到雅妮娜的時候，我馬上就知道我不需要再去尋找了。那是一見鐘情。不到九天，我就向她求婚了。真愛是‘我和你’彼此陪伴、成為一體的那種難以捉摸卻又無法抵擋的快樂，是在不只對你來說重要的事情上有所改變的快樂。被需要，甚或不可取代，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感覺。這種快樂很難獲得。如果你一直處在只對自己感興趣的利己主義者的孤獨之中，那它就是不可企及的。”在回答哈夫納有關“何謂真愛”的提問時，鮑曼如此回答。

這或許是在今天重讀鮑曼更深遠的價值。

——鮑曼經典書籍——

《現代性與大屠殺》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

譯者：楊渝東　史建華

版本：譯林出版社2022年11月

《流動的現代性》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

譯者：歐陽景根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

譯者：郭楠

版本：燧石|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9月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劉亞光；編輯：羅東 宮子；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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