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趙宏、陳碧、李紅勃：四位法律學人的讀書筆記

法學學者的著作往往容易與晦澀難懂的專業話語相聯系，即便不是嚴肅的學術專著，也被視為通識法學讀物，總有曲高和寡的距離感。近期，由北京大學的趙宏、中國政法大學陳碧、李紅勃和羅翔聯合書寫的新著《不止于正義》打破了這種固有印象。

這個由四位法律學人組成的同人團體在公共輿論場域借助法律方面的專業知識，持續對公共事務的表態發聲，不僅給大眾普及了法律的常識，還為當下維持著公共輿論的余溫不息。這本《不止于正義》正是匯集四位法學學者近些年來書評與影評的精心之作。

在這本書中，四位作者跳出了法學專業術語的藩籬，力圖借助文學、電影和日常故事，在理性與溫情之間搭建對話的橋梁，讓每一位普通讀者都能在其中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份共鳴。它不僅在講述有關正義，更講述對社會的關懷、對人性的理解、對世界的敬意和對生活的深切期待。

撰文丨劉夢琦

《不止于正義》

作者：趙宏 陳碧 李紅勃 羅翔

版本：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在混沌中堅持表達是否值得？

聯合出書，并非四位老師唯一的公共領域合作方式。早在此前，四位老師便以專欄為陣地，共同撰寫評論、參與公共討論。自澎湃“法治的細節”專欄2017年初到2023年末產出近260篇作品，到鳳凰網“法治理想國”專欄中的針砭時弊，他們以理性的思辨回應混亂和不公，以溫情的筆觸修補現實的裂縫。

他們討論緊急狀態時執法人員如何秉持公務的邊界，分析“傷害中華民族感情”條款和行政違法記錄封存，探索對校園霸凌的警惕和對保護未成年人的指引，研究正當防衛條款和婦女權益保護，探討罕見病患兒家屬作為藥品代購者的罪責刑，聲援耽美作者，等等。他們是當下國內少數敢于直面現實、持續發聲的知識分子群體，被外界稱為“法治四人組”。

然而，公共表達常常帶來風險。人們期待法學家們代表民意發聲，代表公意發言，但現實中的民意與公意往往無法完全吻合。當專家的觀點未能滿足部分公眾的期待，甚至出現分歧時，便可能產生大眾的誤解甚至敵意。此時，不加分辨、不經思索、不負責任的情緒化攻擊就極容易向表達者襲來。他們清醒地知曉，在公共領域發聲最易遭受輿論的攻擊，也曾經歷過席卷的網絡暴力，但他們仍舊沒有放棄表達。

同情和責任，不應藏匿于緘默之中。四位老師甘心承擔發聲的風險，也愿意以善意回應混沌。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克·里拉所言，知識分子需要一種社會責任，給民眾以正確而非誤導的指引。從福柯“知識是一種權力”延伸而來的，是權力伴隨著責任的觀念。他們相信法律人站在權力與正義的交叉口，有更大的責任去發聲、去呼吁、去表達。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指出，唯有走下學術研究和道德修養的魔山，主動進入公共討論的語境中，知識分子才能真正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面對資本和權力向生活世界全面壓倒式的傾軋，四位老師沒有退回學術研究的象牙塔，而是選擇以文字投身現實，意圖構建一個可以理性對話、平等溝通的公共空間，讓法治不只是法律人的議題，而成為大眾共同關心的價值選擇。

這次，“法治四人組”再次合作，通過書評和影評關注良知、友情與愛，討論人性、社會與正義。書中每一章節都有著富有感染力的標題，似乎都在訴說著一種力量，一種希望讀者在閱讀的不經意間能被喚起的力量，一種打從心底生出的對于正義的期盼和愿景，一種由柏拉圖理念而來并落地生根于當下中國現實的法治理想。

《毒舌律師》劇照。

何以構成法學

“最小單位堡壘”？

《不止于正義》的特別之處，在于它不是由一個人寫成，而是四位不同領域的法學學者共同完成。他們風格各異，但都圍繞正義、人性與真理。在關心公共話題，關注公共熱點，關懷公共事件之余，他們也會圍坐在一起爭論某部作品的好壞，討論愛與文學。

各種報道都說陳碧老師是隨性自在、不太在意外物的人，仿佛她總是從容而出世，但從書中卻發現陳老師內心深處積極入世的底色。她的書寫沒有功利目標，卻充滿篤定的信念和深刻的人文關懷，像是名門正派出身的大義俠女般溫柔而堅定。她極為認真細致，不惜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也甘愿為智識作出自我犧牲。

為寫《正義的決疑》書評，陳老師不僅梳理理論、追溯流派，更通讀了車浩老師十余年的學術成果，只為真正理解對方的思想理路。這種投入背后，并非源自制度化評價體系的要求，而是單純源自她的個人意愿。在我看來，陳老師只是不想服從于現今這套學術體系的游戲規則，但這完全不影響她對知識的熱愛和對人性的期待。

在評論電影《周處除三害》時，她寫道：“人性固然軟弱，又經不起誘惑。但即便有成千上萬次黑暗法則的靈驗，只要有一次人性的超越，有一次人性的光輝，那就足以發出耀眼的光芒，人就值得被拯救”，也寫道：“萬物都注定趨于混亂的熵增。但是，生命的意義就在于具有抵抗自身熵增的能力。”這些令人動容的文字，是她用自己的人生體驗所凝練出來的深刻感悟。

在書中，陳老師明言的“即便世界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為之獻身，仍能無怨無悔，我只能如此”的表態，是她作為法學者的信仰，也是她選擇在黑暗中守望光明的姿態。“黑暗中，唯有愛是一切的救贖”，所以哪怕曾被重傷，哪怕反響微弱，哪怕在數不清的夜晚痛苦難眠，哪怕無數次淚濕沾巾，她仍舊選擇去相信光明，相信愛的力量。

李紅勃老師，就像是帶領游人踏入法律世界的引路人。從最為熟悉的電車難題和洞穴奇案，到大史觀、小寫作的經典著作《叫魂》，再到二戰后反思之作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以及近年作品《批評官員的尺度》，李老師以理性為錨，以歷史為鏡，構筑出一座通往法理與思辨的橋梁。

《批評官員的尺度》

作者: [美] 安東尼·劉易斯

譯者: 何帆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7月

李老師擅長將復雜的法理知識融入日常語境，化知識于無形。在他對沙利文案的解讀中，他深入分析了“討論公共事務的自由”，并探討了為何其被認定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價值體系中應置于最高位階且受到特別保護的內容。這項自由之所以珍貴，正是因為它包含了“允許犯錯”的維度，“容許新聞報道存在犯錯的空間，對新聞界是一種莫大激勵”，并且“容許空氣中充滿不和諧的聲音，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力量的象征。”

李老師借助對平庸之惡的討論，通過阿倫特所聲稱的個人思考能力問題，剖析了極權體制對個體的無底線侵蝕。在行動與行動者的分裂中，他借阿倫特之語，提醒我們“唯有確立了意愿、意志與理性的關聯，才能彌合這種斷裂”。在李老師看來，一個健康的社會理應對錯誤和不完美保持一定的寬容，同時他不斷提醒人們拒絕思考容易向惡屈服，須牢記蘇格拉底的“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過”的警醒。

羅翔老師同樣引用了蘇格拉底的這句雋語。他延續了一貫的理性與謙遜，不諱言人性中的幽暗，也不輕易許諾光明，強調理性與道德的平衡。他提醒學生在相信公平正義的基礎上，需要正視人類的有限性，勿將正義光環覆蓋個體幽暗。“不要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著不加邊際的價值，更不要用職業的正義光環掩蓋個體固有的幽暗。”《卡爾彌德》篇中，羅老師又一次重申了“人類的理性有其固有的局限，我們必須對未知保持足夠的敬畏。”因為他深知，直視人性中的不足，才能更清晰地看見人性的溫暖與希望。

同時，羅老師也反復強調，抱持多元主義不意味著要落入相對主義的窠臼：“接納不同觀點的存在”和“接納不同觀點”是不同的，正如“認可他人有持不同立場的權利”和“認可他人的立場”之間的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多元的核心在于尊重，而非價值虛無。他借由穆勒在《論自由》中的論述得出，評價對錯不是道德綁架，相反，拒絕對錯的評價才是一種“相對主義的非道德綁架”。即使在分析電影《長安三萬里》時，他也未脫離對現實與人性的反思。在盛名之下，他借由程公公的故事感慨“被人遺忘也許才是真正的紀念”，認為人活一世最需要解除的就是對成功主義的成癮性依賴，內心的平靜是更為難能可貴的重要修行。

《長安三萬里》劇照。

趙宏老師，有著德系的嚴謹，也有中式的溫情，對文學藝術有更多的包容。她的筆鋒直面現實，面對“寫了也沒用”的悲觀哀怨，趙老師給出了更直接的選擇可能性——“行動才是改變的開始”。即使寫了不一定有用，但不寫必然無用。如果僅僅考慮功效，很多事情就會被歸于無意義、無必要的范疇。然而，在從功利主義出發的效用考量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項。做正確的事，堅持并抱有希望，萬一有用呢，如果能有所改變呢？

在理想與現實的張力面前，她并未因現實的不完美而放棄對理想世界的期待，她所傳達的從不是簡單的樂觀，而是一種深沉的堅持。正因如此，她對人性與社會的觀察也格外深刻。在評析著名作家門羅的文章中，趙宏老師體察到事件中女性處境的極度復雜性，并從這種復雜中洞悉對被過度簡化了的女性主義提出更高要求。在與羅翔老師商榷《金閣寺》時，她論述：“誘惑、欲望與人心的逐利又是持久存在的，人根本不可能因為瞬間頓悟就徹底變成完人，所以，一次的，偶然的勝利也不值得慶祝。”她警惕人心的逐利與虛妄，指出理想主義的破碎不是失敗，而是抵抗的開始。

四人的友情，是《不止于正義》的一條暗線。四人青年時共讀共研，中年時攜手著述，被媒體稱為“法學教授們的最小單位堡壘”。他們之間的友誼，超越了學術和專業的壁壘，形成了一種內在的精神紐帶。雖然四位老師的研究方向和生活重心各不相同，但他們都相信善良和正義。共同的價值觀讓他們相聚相知，成為常聚常聊的至誠好友，也讓他們在面對困頓時彼此扶持，正如趙宏老師曾在采訪中說道：“如果不是大家抱團取暖，可能誰也堅持不到現在。”

閱讀摯友們隔空的文字對話，就像在聆聽四位老師的現場對談，老師們有著不同的視野，但始終遙相呼應。我們得以了解，趙老師信奉觀念的水位影響社會標準，但李老師相信“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觀念和社會心理”。我們得以窺見，陳老師寫下“我寫的這些案例和書籍，可能最應該知道的人都在偏遠鄉村，但是偏偏她們聽不到”的悲憫，趙老師“法律人的終極使命就是讓人成為人，讓法成為法”的回應。我們得以見證，李老師“一個人越是膚淺，越是拒絕思考，就越可能向惡屈服”的叮嚀，羅老師“努力過好自己的人生，持善意，有善念，勤勉盡心，那么普通人也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地度過內心安穩的一生”的勸誡。

正如羅老師在書中所述：“友誼的重大意義，是讓人在獨自對抗困苦時得以求助，是讓人在自以為是時得以戳破幻象，是讓人走出自戀并擁有前行的力量。只有愛與友誼，才能讓召喚成為現實。”四位老師如同手持火炬的使者，相互支持、彼此鼓勵，愿意并肩走進幽暗深處。即便一人的光芒微弱，四人同行也可匯聚出穿透黑暗的光亮。他們以謙遜與善意，陪伴眾人一道走出洞穴，去看見更廣闊的世界，去相信即使身處陰影之中，人依然可以選擇走向光明。

《好東西》劇照。

法律人能否成為

道德引領者？

四位法學者用溫柔、堅毅，甚至近乎詩意的語言，回答時代對正義與良善的追問；然而，本書絕不僅僅聚焦法學領域，而是更為普世的大眾讀物。書中討論的主題，在法與正義之外，涵括了更為宏大且具有社會意義的主題，以及更多靈魂的拷問與個體的探尋：

當我們面對殘暴的罪行時，我們是否還能相信善？當我們面臨生活的迫害時，我們是否還能相信光明？當我們面對制度的困境時，我們是否還能相信正義？當我們面對家暴時，我們如何應對？抑或，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平庸時，我們應該如何自處？當我們內心的惡魔在叫囂時，我們如何抵擋誘惑？

或許，這些答案并非唯一解。但書中的回應確然是老師們的肺腑之言，它們至少提供了誠懇的對話與思考的方向。他們深知人性的軟弱，卻依然相信即便無數次失敗與沉淪，只要有一次微光閃現，人就值得被拯救。這不是西西弗斯式的徒勞，這是一種看過世間百態之后仍然懷揣著的真誠，在現實反復洗滌之后仍舊信仰著的理想主義；這是善良正直的人相聚在一起并肩依靠和取暖，以期星火聚成篝火，溫暖彼此和周遭的生活。

作為一本書評和影評的合集，一篇篇文章單獨閱讀起來，會覺得其中的情緒與宣揚恰到好處，然而如果一口氣讀下來，難免會產生道德教化頻繁灌注的感性疲勞。但倫理呼喚并非空洞說教，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共情與自省，是在復雜現實中保有方向感的努力。尤其是，當我們發現我們本以為不必言說的常識，原來還并非眾所周知的事情之時；當曾以為已經樹立的常識與觀念，在現實里其實脆弱得不堪一擊時，講述常識從來不是低級的事情，呼喚善良也從來不是多余的事情。

正如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所言，常識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一種被文化和經驗形塑的心靈框架。因此，呼吁善良，喚起對善的追求，避免在持續的誘惑中最終成為惡的俘虜，在任何時代都不會嫌多。常識和善良，是如何反復講述都不足夠的。法學學者天然捍衛正義的價值，同樣地，他們也守護著道德的價值。因為在法律之外，還有倫理；在法治之外，還有美德。

他們從未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頤指氣使地指點眾人，而是以誠懇坦率的姿態坦露自身的脆弱與掙扎，是羅老師“我都害怕自己也會這樣”“我覺得自己更需要被安慰，只是作為老師，我必須假裝從容與堅強”，是陳老師“而我寫的都跟垃圾一樣，我又碎了一次”。他們不是在傳授答案，而是在不斷反躬自省，以抵抗自身有萬分之一的可能陷入傲慢與偏見。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言，知識分子的真正責任，在于貢獻專業知識，并保持道德均衡感。知識分子須是獨立的觀察者，有節制地履行角色。四位老師坦誠地釋放誠心善意，關心具體的問題和遠方的人們。他們從未大肆炫技，反而格外謹慎克制，身體力行地回應韋伯“專家沒有靈魂”的擔憂。在字里行間，我總能看到老師們的殷切期許和堅持，哪怕只是撕開一點點現實的縫隙，讓微光照進人心，也認為值得。希望不滅，則光芒不滅。

《周處除三害》劇照。

當我們在談論書評時，

我們想談論什么？

雷蒙德·卡佛寫過《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么》，趙宏老師極偏愛村上春樹的《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所以當我們在談論一部電影，在談論一本書時，我們其實在談論什么？我們談論的，其實是我們自己。我們談論作品，本質上是借由他人的故事，映照自己的觀念，尋求共鳴的生命體驗。

具體情節和人物命運，更像是書評中的引子，引出所想，引發所想，引起深思。因此，相對于學術專著，書評和影評的個人色彩更為濃郁，更容易顯露作者的個性特征和價值觀念。從書中，我們清晰可見四位老師的價值取向，也能輕易知曉老師們的思想側重。

蘇格拉底認為，城邦公民最重要的三種品德是節制、勇敢和判斷力。羅老師強調認知自身有限并警惕道德滑坡，這是節制；李老師強調不被時代和環境裹挾的獨立思考能力，這是判斷力；趙老師強調不計得失的努力行動，這是勇敢；陳老師更強調愛的力量，愛帶來勇氣，帶來希望，帶來抵抗熵增的能力。然而，愛算是一種判斷力嗎？相信又算是一種勇敢嗎？這個問題，我刻意詢問過答案。陳老師致敬法治與美德，認為美德其實是更向善和向上的力量，而愛是超越本我的力量，我們在愛中獲得成長，擁抱更好的自我。這種對愛的重視，也延續了亞里士多德對于“美德倫理”的理解。德性不僅是一種行為習慣，更是一種在真實關系中養成的品格。而在當代歷史學者羅新眼中，人性之善，不是抽象空談，而是源于具體的人、具體的愛。這正是四位老師共同關注的命題——只有真正相信人的可能性，我們才能推動社會的改變。

那么，我們在談論書評時，我們又想談論什么？如果所討論的書籍和電影屬于一階觀察，書評和影評是二階觀察，那么對于書評和影評的評論是三階觀察的過程。我們從書評和影評中遙望文學藝術的美感，在具體的情境故事里體味人性的柔軟，但我們更多感知的是對于善的追求。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的觀點，社會的穩定不僅僅依賴于個體間的功利交換或競爭關系。社會整合需要共享的價值觀和道德基礎，是不可能僅僅在以成功為取向的行動者的相互影響基礎上得到穩定的。

因此，我們必然需要更多的價值追求，在拋卻功利主義追求之外，意識到原來我們還有很多行動的空間。即使如同德國社會理論學家尼古拉斯·盧曼所假設，我們都生活在各式功能高度分化且彼此封閉的系統之中，我們依舊還有系統之間的結構耦合，還有系統之外的、自成生態龕的環境。這個社會不是只允許績優主義的存在，人類社會也無須必然從優勝劣汰中找尋意義。我們可以有更寬廣的維度、更多元的選擇。

書的末尾，羅翔老師借由柏拉圖之語，重申文科通識教育需要培養美德，而非單純的算計。《不止于正義》正是通過四位法律人講述一個個故事、一部部電影、一本本書，展示著法學的溫度，呈現著人性的厚度，感受著常識的深度。如同陳碧老師在書中表述，人性有超越的一面，因而就有無限的潛力。講述各式故事，評論各種文學作品的本質，都是闡述學者對常識的理解和對人性的認知。

《毒舌律師》劇照。

正如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所言，常識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一種被文化和經驗形塑的心靈框架。在討論具體事件和人物的過程中，老師們與讀者一同建立起面對現實的“常識感”，在一次次坦誠相見中追問：我們該如何一起走向更好的自己。他們關懷的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情緒、掙扎與細節，而這些正是支撐公共理性和道德判斷的基礎。這既來自他們對社會與人性的關懷，也來自彼此之間深厚的情誼與精神共鳴。

因此，不論什么樣的讀者，都能在本書中有所獲益。若你想要探析社會，這本書里為你拆解了不同的答案；若你僅僅想要探尋自我，這本書里也能為你提供契機。如果你也如我一樣，曾困惑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曾彷徨普通人應該如何過好一生，曾好奇人類的共性本質是什么。那么，展開書頁就能看到他們的思考，以及思考背后仿若無形的大手，在緩緩拍著我們后背，意圖撫平靈魂深處的褶皺。

這本《不止于正義》，或許能為讀者提供些不一樣的視角，帶來些不曾設想的思考，甚至或許還有不期而遇的力量。四位學者溫柔而堅定的絮語，希望也能給翻開書頁的你，帶來溫暖、慰藉與希望。愿這本書，也為你點燃一束微光。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劉夢琦；編輯：李永博 吳鑫；校對：張彥君。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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