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萊特》：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丨景凱旋讀經典?

群星閃耀的世界文學天空，莎士比亞是一顆巨星。然而，有一個作家卻力排眾議，站出來向莎士比亞挑戰，他就是托爾斯泰，世界文學星圖中的另一顆耀眼巨星。在75歲高齡寫的一篇論文中，他直言莎士比亞是個糟糕的作家，其作品毫無是處，淺薄啰唆，東拉西扯，將與情節無關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塞進劇本。莎士比亞的劇情都是拼湊而成，不合邏輯，人物性格是不可信的，人物語言也不是實際生活中的語言。

總之，莎士比亞既沒有刻畫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沒有寫人物對白的能力。

最讓托爾斯泰鄙夷的是，莎士比亞對人生采取的是看透一切的態度，沒有值得一提的思想或信念，不講道德和世界觀，對社會和宗教問題不感興趣，將不公正的社會等級視作天經地義。托爾斯泰搞不明白，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喜歡莎士比亞？他得出的結論是，全世界人都被欺騙了！

托爾斯泰是個關心社會的人，所以他批評莎士比亞不關心社會公正。但是，他的此番言論卻遭到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反駁，他認為托爾斯泰的論文是從道德而不是從審美出發。寫出《1984》的奧威爾是一個參與實際政治的作家，因此，他對文學與政治的界限，應當比托爾斯泰理解得更加真確。奧威爾承認，按照托爾斯泰自身的邏輯，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亞的確不講角色的一貫性，他也不是一個思想家，就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雖然有行為準則卻沒有世界觀”。

奧威爾這句話說明了英國人的性格與政治的關系，他覺得沒有世界觀的英國人沒有什么不好。正如英國學者赫斯勒特所言：“我們都是哈姆萊特。”但這種性格特點正是托爾斯泰最反感莎士比亞的地方，作為俄羅斯精神的代表，他強調世界觀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莎士比亞卻總是對一切事物都興致盎然，正如托爾斯泰所指責的：“一種對實際生活過程感到談不上愉快而只是興趣的傾向。”

這里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什么是偉大文學作品的標準？

莎士比亞（1564—1616），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的劇作家、詩人，英國戲劇之父，被譽為“人類文學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著有《哈姆萊特》《威尼斯商人》《羅密歐與朱麗葉》《李爾王》等。

撰文 |景凱旋

莎士比亞表現的是

“自然的真實”

托爾斯泰采用的文學標準是生活的真實，是通過痛苦得到靈魂的提升，這也是托爾斯泰那個時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道德標準。比如，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伊里奇這個人物就發現自己活得不真實，所以他感到懊悔和痛苦。而在英國人看來，自然就是真實。如詩人約翰生所說，莎士比亞是獨一無二的自然詩人，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兒女，他認識到有節制的情欲會導致幸福，而過度的情欲會導致災難，其人物都是受普遍的感情和原則影響的結果，這些感情和原則能夠震動所有人的心靈。

就是說，托爾斯泰強調的是個性化的人物性格，每個人物各有各的個性。而莎士比亞的劇作表現的都是普遍的人性，如慷慨或貪婪、英勇或怯懦、誠實或狡獪、節制或野心。這是一種類型化的性格分類，由莎士比亞開始，一直到奧斯丁，都是如此。正如學者特里林所說，奧斯丁闡明了真誠和粗俗的含義，在喬伊斯、普魯斯特、紀德等作家的小說中，其人物仍然分別具有這種基本的性格。

另一位氣質接近盎格魯-撒克遜的德國大詩人歌德也說，他只想和莎士比亞生活在一起，莎士比亞是個美妙的萬花筒，沒有比他的人物更自然的了，歌德在這里用的詞語是“自然的真實”。的確，莎士比亞對生活多樣化的同情，恰恰是出于自然的人性。正如奧威爾所說，莎士比亞的劇作并非沒有中心主題，如《麥克白》寫野心，《奧賽羅》寫嫉妒，《李爾王》寫權欲和背叛，《哈姆萊特》寫思想與行動的關系，等等。

按照托爾斯泰的觀點，莎士比亞的類型化人物不可能寫出生活的本質。但是，即以托爾斯泰著重批評的《李爾王》為例，描寫一個人放棄了權力，就必然會遭到佞臣的背叛，這完全符合人性的表現。因此，托爾斯泰評價莎士比亞的作品“不自然”是站不住腳的。恰恰相反，莎士比亞幾乎寫盡了人類的各種自然性格，就人類生活的偉大主題而言，如果托爾斯泰闡述的是歷史的作用，那么莎士比亞表現的就是自然的真實。

描繪莎士比亞多部戲劇場景和人物的畫作。

“行動還是不行動？”

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拿《哈姆萊特》作為例證。丹麥王子哈姆萊特從出現在宮廷露臺上的鬼魂那里得知，他的父王死于一個陰謀，叔父在花園里將毒藥灌進熟睡的國王耳中，殺死了國王，然后篡奪了丹麥王位，并娶了自己的母親。

哈姆萊特陷入復仇與親情的矛盾中，因為他愛母親，愛弒父者親信波洛涅斯的女兒奧菲利婭。他不禁哀嘆：“這是一個顛倒混亂的時代，唉，倒楣的我卻要負起重整乾坤的責任！”作為丹麥王子，他面臨重大的人生抉擇，按照情理，他必須報殺父之仇，可他同時又猶豫不決，擔心這是鬼魂在引誘他沉淪，犯下罪惡的行為。

霍拉旭、哈姆萊特和鬼魂。

他開始裝瘋賣傻，新國王派了親信和哈姆萊特的朋友來窺探他，他對朋友說：“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可是在我看來，這一個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類不能使我發生興趣。”

這段臺詞可稱是一篇人文主義的宣言：“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自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人類開始成為宇宙的中心。但是，哈姆萊特卻對人類本身產生了懷疑。此時一群伶人要來宮里演出，哈姆萊特決定要讓劇情來暴露叔父的內心。而新國王為了試探他，吩咐奧菲利婭和哈姆萊特見面，自己躲在旁邊觀察他的表現。在第三幕第一場中，哈姆萊特出場，說出了那段舉世聞名的臺詞：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斗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誰愿意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為懼怕不可知的死后，懼怕那從來不曾有一個旅人回來過的神秘之國，是它迷惑了我們的意志，使我們寧愿忍受目前的磨折，不敢向我們所不知道的痛苦飛去？

莎士比亞的英文原文是：“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對于英語國家的受眾，哈姆萊特的這句話很容易明白，但對于漢語受眾，就可能難以理解了。朱生豪先生譯成“生存還是毀滅”，是一個無奈的處理。在英語中，be既有系詞“是”的作用，還有“在”和“有”的意思，而英語這三個意思都體現在being這個范疇里。可以說，英語判斷句的系詞to be一直是西方一個重要的存在論范疇。

to be的本義是“起作用”，中文常將to be及發展而來的being譯成“存在”。例如，笛卡爾的名言“Cogito ergo sum”（英文“I think therefore I am”），按照漢語習慣，“我思故我是”很難理解，所以中文一般譯成“我思故我在”（參見王太慶譯《柏拉圖對話集》附錄《我們怎樣認識西方人的“是”》）。實際上，準確的翻譯應當是“我思，故我在起作用”。簡言之，to be是一個比“存在”這一中文含義要豐富得多的詞，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巴門尼德，這個問題在現代又被海德格爾重新提出，大談存在者（是者）的本質是“去存在”（去是）。

中文當然可以將to be譯成生存，不過我們應記住，“生”和“死”在英文中是有更加明確的詞匯的。所以，我們別忽略了to be這個詞包含的哲學含義。換句話說，莎士比亞是現代第一個意識到存在問題的作家，王后在此之前曾安慰兒子：“活著的人誰都要死去，從生活踏進永久的寧靜。”而哈姆萊特這段臺詞可說是對王后的答復，是在宗教不朽的觀念開始減退時，追問什么是存在？如何存在？

由于懼怕死亡，多少人一生含垢忍辱，委曲求全，活得十分窩囊，這難道就是生存？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別的選擇？就此而言，哈姆萊特的to be or not to be實則就是向自己提出的一個人生選擇：“行動還是不行動？”

哈姆萊特無情的瘋言瘋語，使奧菲利婭傷心欲絕，他的叔父卻察覺到他不是為了愛情，也不像是瘋癲，于是打算在演出結束后派他去英國，借助英王之手加害他。與此同時，哈姆萊特告訴伶人，演戲切忌做作：“自有戲劇以來，它的目的始終是反映自然，顯示善惡的本來面目。”這里，莎士比亞借著哈姆萊特，道出了他的自然文學觀。

伶人遵照哈姆萊特的指示，在表演中演出了用毒藥毒死國王一幕，引起新國王警覺，匆匆離去，他的慌亂行為暴露了他的陰謀。哈姆萊特不愿在叔父祈禱時動手，想要等待一個他徹底暴露惡行的機會。母后責備他得罪了新國王，波洛涅斯躲在幃幕后偷聽，哈姆萊特以為躲在那里的是叔父，一劍將其刺死。

哈姆萊特誤刺波洛涅斯。

悲傷而瘋癲的奧菲利婭掉落進水里淹死了，哥哥雷歐提斯回來替父親和妹妹報仇。墓地那一場戲是為了推動劇情發展，既是讓哈姆萊特知道奧菲利婭的死訊，也促成了雷歐提斯跟哈姆萊特的決斗。哈姆萊特跟掘墓人之間的對話，闡述了關于死的世俗認識，人必須承受死亡如同承受其出生，唯有斗爭意味著成熟，由此回答了To be or not to be的疑問。

哈姆萊特決心已下，答應與雷歐提斯決斗，卻不知雷歐提斯的劍上已涂上了毒藥。王后誤服下新國王準備的毒酒，倒地死去。哈姆萊特和雷歐提斯互相刺中，后者臨死前揭露了新國王的陰謀。哈姆萊特將叔父刺死，自己也中毒而亡。臨終前，哈姆萊特對朋友霍拉旭說道：“我死了，你還活在世上；請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們的疑惑。”

他留給朋友的最后一句話是：“留在這一個冷酷的人間，替我傳述我的故事吧。”

溺亡的奧菲莉婭。

惡對于善的存在

是否不可或缺？

哈姆萊特并非人們通常所說的，是一個怯于行動的典型。復仇的劇情本身并不具有復雜的含義，哈姆萊特的價值在于他的選擇，對于言語還是行動，他最終選擇了行動。在第四幕第四章，哈姆萊特有一段獨白：“一個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還算是個什么東西？”這一質問正是基于人文主義的觀念，此時的哈姆萊特已經解決了生存的意義，隨著劇情推進，越來越表現出行動的勇氣。

在現代西方，“行動”的概念具有重要的哲學含義，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指出人的三種生存狀態：勞動、工作和行動。她認為，前兩者都是單純地生存，只有“行動”才能使人獲得生命意義。現代人贊賞的是，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是行動，歌德的浮士德是行動，加繆的西西弗是行動，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在經歷一番猶豫后，最終同樣采取了行動，這使得現代人至今仍喜歡閱讀他們的故事。

《哈姆萊特》中掘墓人場景。

托爾斯泰反感的是莎士比亞的世俗性，可是他沒有察覺自己作品的復雜與他的獨斷文學觀是不一致的，也沒有看到莎士比亞正處于現代的黎明時分，上帝的觀念雖然尚未消失，但已經開始動搖，人發現自己面對一個沒有彼岸的世界，必須依靠自身來解答存在的意義，解答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換句話說，哈姆萊特的時代已經開始了“精神的世俗化”（黑格爾語）進程。

這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然而，人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的主宰，仍然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運。此后幾百年的哲學家和文學家，實際上都是在這個前提下思考問題。莎士比亞通過哈姆萊特的選擇，向我們揭示的真理延續至今，此后的文學大抵都是在針對哈姆萊特的問題，描寫世俗化的人生，展現人的高尚、卑劣、喜悅和痛苦。

今天，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批評早已被人遺忘，但他的文學觀點以及奧威爾的反駁，其實也顯示了時代的嬗變。莎士比亞時代所珍視的幸福、美德、力量、智慧等價值，隨著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潮流的興起，變成了動機、真誠和心靈純潔，以及具有鮮明的個性，由此造成了文學觀念的變化。如果說，莎士比亞還是通過輕松幽默來告訴世人什么是真善美，那么，托爾斯泰則是俄羅斯的彌賽亞情結與西歐浪漫主義的結合，要通過痛苦來告誡世人什么是真善美。

自從席勒提出“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之后，文學家就大致可以分成兩類。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一種文學家是刺猬，只對一個中心思想感興趣的；另一種文學家是狐貍，對所有事物都感興趣。托爾斯泰是前者，莎士比亞則是后者。用歌德的話說，莎士比亞告訴人們：“我們稱之為惡的東西，只是善的另外一個面，對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與之構成一個整體，如同熱帶要炎熱，拉伯蘭要上凍，以致產生了一個溫暖的地帶一樣。”（歌德《莎士比亞紀念日的講話》，《西方文論選》，457頁）

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有一個更加明晰的劃分，他認為歐洲觀念史上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一種是牧師思維，認為事物背后存在著一個終極原因；另一種是弄臣思維，對一切終極原因都表示懷疑。托爾斯泰是牧師，莎士比亞則是弄臣。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牧師的絕對思維統治之后，弄臣的懷疑與反諷一度成為前東歐國家的文學主潮。而在西歐，后現代作品表現出的同樣是終極價值徹底崩塌后的自我嘲諷。

由此看來，哈姆萊特的猶豫就不完全是性格上的弱點了，既不是歌德所說，“一件偉大的事業擔負在一個不能勝任的人的身上”，也不是柯勒律治所說，過多的“精力全花費在作決定上，反而失卻了行動的力量”，而是哈姆萊特對現代人的生存境況提出質問：惡對于善的存在是不是不可或缺？必須袪除惡，還是承認惡的永久存在？

時間是檢驗文學作品的最高標準，在哈姆萊特的“生存還是毀滅”中，包含了世俗化社會對于生命的根本疑問和選擇。身處現代，我們當然不會再像莎士比亞那樣去看待社會與政治，對待托爾斯泰也是一樣。但是，他們都對人性的弱點有著深刻理解，同時對人類抱有希望。如果不是表現了永恒的人類處境，他們的作品不可能長存于世。

為此，我們應當既向托爾斯泰致敬，更要向莎士比亞致敬。

莎士比亞墓碑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景凱旋；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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