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兮甲盤”《詩經》到“中華詩祖”的歷史確證——論尹吉甫的歷史地位與文化貢獻

——論尹吉甫的歷史地位與文化貢獻

作者 邵忠奇（四川瀘州）

在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諸多古代名人形象常介于傳說與真實之間，尹吉甫便是典型代表。直至20世紀初一件西周青銅重器的橫空出世，才為這位傳奇人物的歷史真實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物證，其與《詩經》的深厚關聯也隨之明晰，“中華詩祖”的稱號自此有了堅實的信史依托。

一、“中華詩祖”的實證根基與信史支撐

（一）文物出土，揭開了尹吉甫的歷史真容。改寫認知的西周青銅重器“兮甲盤”，于南宋時期出土于河北南皮地區。作為王室重器，其通高約11.7厘米，口徑達47厘米，淺腹附耳、圈足沉穩，造型古樸端莊，盡顯王室器物的威嚴氣度。盤底鐫刻的133字長篇銘文，為成熟西周金文，筆畫遒勁規整，歷經三千年仍清晰可辨，宛如穿越時空的歷史檔案，詳細記錄了西周宣王時期“北伐獫狁”和“南治成周”和“征伐淮夷”幾次重大軍政事件。銘文開篇記載：“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獫狁于彭衙。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 通俗而言，周宣王五年三月庚寅日，周天子率軍在彭衙（今陜西白水一帶）討伐獫狁，大臣兮甲隨軍出征、斬敵擒俘、大獲全勝。而《詩經·小雅·六月》中“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的詩句，恰好描繪了同期獫狁入侵、王室出兵的場景。銘文與詩歌在事件、人物、時間上的高度契合，形成強有力的“詩史互證”，讓《詩經》中的尹吉甫從模糊文學形象轉變為真實可考的歷史人物。

（二）學界確證，明晰了尹吉甫的多重身份。經王國維、郭沫若等國學大師深入考證，銘文中的“兮甲”即為文獻典籍中的“尹吉甫”。“兮甲”為其氏，“尹”為其官職（相當于后世宰相，系王室最高行政長官）。銘文還記載了其行政職責：“王命兮甲征司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積、其進人。” 即周宣王下令尹吉甫前往成周（今河南洛陽）及淮夷地區（今徐州、南皮地區）統籌貢賦，要求淮夷部落按時上繳物資、派遣役夫。這段銘文完整勾勒出尹吉甫的多重身份：軍事上，他是大敗獫狁、解除北方邊患的將軍；政治上，他是統籌貢賦、維護王室經濟秩序的重臣。這種“文武兼備”的特質，使其成為周宣王時期的核心人物。要知道，西周經厲王“國人暴動”后王室權威衰落，正是尹吉甫等賢臣整頓朝政、平定外患，才讓周王朝重現短暫興盛，史稱“宣王中興”。“兮甲盤”的出土，不僅證實了尹吉甫的真實存在，更清晰展現了他在西周歷史進程中的關鍵作用，為成就尹吉甫“中華詩祖”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史實基礎。

（三）文物流轉，見證了尹吉甫文化的千年傳承。“兮甲盤”的流傳歷程本身堪稱傳奇。它原為清宮舊藏、乾隆御賞珍玩，后因戰亂流落民間，甚至一度流失海外。2017年，這件國寶被愛國收藏家重金購回、重返祖國，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它的回歸，不僅是文物的完璧歸趙，更讓我們得以近距離觸摸三千年歷史溫度，進一步印證尹吉甫與《詩經》、西周歷史的深厚羈絆，為傳承其文化提供了鮮活的實物載體。

二、詩脈開源鑄就了中華文脈的源頭活水

如果說“兮甲盤”確立了尹吉甫的歷史地位，那么他編撰的《詩經》則讓他成為中華文化史上的“開山鼻祖”。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明確記載其名的詩人，尹吉甫被尊為“中華詩祖”，絕非后世附會，而是源于他在詩歌領域的開創性貢獻，以及這些作品在《詩經》中的核心地位。

（一）創作定位，緊扣著時代使命的政治抒情。尹吉甫的詩歌創作并非文人寄情山水的閑情逸致，而是與政治生涯、時代使命緊密相連。據《毛詩序》《詩經通釋》等文獻記載，《詩經》中《大雅·烝民》《大雅·江漢》《小雅·六月》《大雅·崧高》等多篇經典，均為尹吉甫所作或與他密切相關。這些作品集中收錄于《詩經》“風”部和“雅”部——“風”為十五國民風民俗、風土人情；“雅”為王室貴族宮廷樂歌，分為大雅和小雅，多反映國家大事、政治得失、君臣事跡，是西周禮樂文化的直接體現，彰顯了尹吉甫“以詩言志、以文輔政”的創作初衷。

（二）詩篇內涵，兼具了歷史敘事與精神高度。《小雅·六月》作為北伐獫狁的“戰地詩篇”，以時間為線索完整記錄出征、作戰、凱旋全過程。開篇“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骙骙，載是常服”勾勒緊急出征景象，“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點明保家衛國的核心使命，結尾“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展現勝利喜悅，兼具敘事性與愛國情懷；《大雅·江漢》聚焦南征淮夷功績，開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以江水起興襯托軍隊威武，“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體現“以德服人、以禮治國”理念，與兮甲盤銘文征收貢賦、安撫部族的記載相互呼應，彰顯“文治武功”特質；《大雅·烝民》是贊美賢臣仲山甫的名篇，開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哲思起筆強調向善本性，“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塑造賢臣典范，跳出單純敘事、上升到“賢臣之道”“治國之本”的思考，盡顯政治智慧與人文情懷。

（三）藝術特質，奠定了中國詩歌的美學范式。尹吉甫的詩歌之所以成為經典，關鍵在于其卓越的藝術成就，形成鮮明創作特色：

一是敘事與情懷相融，開創政治抒情詩傳統：以國家治理、軍事征伐為背景，將個人命運與王朝興衰緊密相連；二是語言與禮樂契合，兼具思想性與傳播性：既體現貴族文化審美，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符合西周禮樂規范；三是手法與范式奠基，確立詩歌創作核心技巧：靈活運用賦、比、興，“賦”即鋪陳敘事，“比”即比喻象征，“興”即借物起興，為中國詩歌奠定千年美學基礎。

（四）文脈價值，支撐起《詩經》的文化元典地位。尹吉甫的詩歌成就，不僅鑄就個人“中華詩祖”地位，更豐富了《詩經》的文化內涵。《詩經》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西周初至春秋初年305篇詩歌，分為風、雅、頌三大類，被譽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元典”——“風”映百姓生活，“雅”載貴族理想，“頌”表祖先敬畏。尹吉甫的作品作為“雅”部核心，是連接王室政治與民間文化、歷史記錄與文學創作的重要橋梁；《詩經》更是先秦社會“百科全書”：歷史維度記錄周王朝興衰，是研究西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珍貴史料；思想維度蘊含“仁愛”“正義”“誠信”“愛國”等價值觀，構成中華文化精神內核；教育維度自孔子提出“不學《詩》，無以言”后，成為古代教育核心內容，塑造中國人審美與道德觀念；傳播維度促進各地文化融合，維系中華民族認同感。尹吉甫的作品，正是這部“百科全書”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為后世理解周代禮樂文明、士大夫精神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窗口。

三、跨越千年的歷史定位與當代傳承

尹吉甫之所以能跨越三千年依然被銘記，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符號，核心在于他在政治、軍事、文化、思想、藝術等多個維度的卓越貢獻，以及這些貢獻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他的歷史地位由“文武兼備、德才雙馨”的多元形象奠定，而這種形象承載的精神內核，至今仍在當代社會產生強烈反響。

（一）歷史定位，確立其全能型人才的典范與文化符號。尹吉甫是西周“宣王中興”的關鍵人物，集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于一身：一是政治上，輔政中興的治國賢臣：輔佐周宣王整頓朝政、完善制度，推行“仁政”“德治”，緩解厲王時期社會矛盾，讓周王朝重現生機；二是軍事上，保家衛國的軍事統帥：率軍北伐獫狁、南征淮夷，平定邊疆叛亂、鞏固國家疆土，保障中原地區安寧與發展；三是文化上，開創詩風的“中華詩祖”：開創中國政治抒情詩傳統，作品成為《詩經》核心組成部分，為中國文學發展奠定基礎。

這種“多元一體”的杰出形象，在先秦歷史上極為罕見，成為后世士大夫的理想典范——既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又有“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的綜合素養，更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

（二）后世影響，滲透著文化肌理的精神滋養。尹吉甫的影響力早已超越所處時代，滲透于中國文化肌理之中：一是 文學領域，傳承“詩言志”的創作傳統：其開創的政治抒情詩風格，被屈原、杜甫、陸游等后世詩人繼承，確立中國文學“關注現實、心系家國”的核心精神；二是政治社會，樹立“德才兼備”的人才標桿：“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的形象，成為歷代選官治政的重要參考，其故事載入正史、詩歌納入儒家“詩教”，塑造古代士大夫精神品格；三是精神文化，融入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核：詩歌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的理性精神、“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的愛國情懷、“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的道德追求、“匪安匪游，淮夷來求”的責任擔當，經數千年傳承融入民族血脈，成為激勵后人的精神動力。

（三）當代傳承，尹吉甫文化得到活化新生。進入當代社會，尹吉甫的文化遺產依然煥發蓬勃生機，在各地得到有效保護與活化傳承：一是地方層面，遺跡保護與文化活動活化：“尹吉甫故里”已成為瀘州文化身份建構的核心要素。地方政府和文化和旅游部門乃至一些民間機構都開始重視這一文化資源的挖掘利用，在多個文旅場景和公共設施中巧妙引入尹吉甫與《詩經》元素。例如，在中國白酒博物館、瀘州老窖博物館等建立規模宏大的詩酒文化館，系統展示尹吉甫生平、《詩經》篇章與酒文化的深厚淵源；龍馬潭區在現有尹吉甫學校、吉甫大道的基礎上，恢復“周太師尹吉甫故里”牌坊建設，重點打造學士山撫琴臺、歸子墓、歸子祠、詩祖廣場等文化地標IP，并與老窖純陽洞文化園聯動。江陽區恢復酒城賓館穆清祠文化園，并與中國白酒博物館（四川）項目聯動；將館驛嘴打造為城市地標IP，恢復歷史名樓——南定樓，在南定樓開設詩酒文化展館，建立打造了詩酒文化走廊，將詩歌藝術與城市景觀完美融合；使每年定期舉辦的詩酒文化節成為當地重要的文化盛會，吸引了海內外眾多文化愛好者參與。納溪區組織對尹吉甫與馬夫人墓、紀念尹吉甫的飛鳳寺等進行了維護修繕。在學術研究層面，本地文化機構組織了一系列尹吉甫文化研討會，推出了一批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為尹吉甫文化的深度開發提供了理論支撐。二是學界文化界，研究傳播與教育普及并舉：學者圍繞尹吉甫生平、成就、影響深入研究，出版大量學術成果；《詩經》經典篇章納入中小學語文教材，成為培養家國情懷的重要載體；三是文藝創作，題材轉化讓形象更鮮活：以尹吉甫為題材的詩歌、散文、影視劇等作品不斷涌現，讓“中華詩祖”的形象被更多年輕人熟知。

（四）現實意義，以史賦能新時代價值與精神。重新發掘和弘揚尹吉甫文化，對當代社會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一是堅定文化自信，追溯民族文化根脈：尹吉甫作為中國早期文明代表，其成就與品格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直接體現，助力增強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二是滋養道德建設，契合核心價值導向：詩歌中蘊含的誠信、友善、擔當、愛國等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契合，為當代道德建設提供歷史滋養；三是賦能文化創新，推動傳統創造性轉化：其開創的文學傳統與藝術手法，為當代文藝創作提供寶貴借鑒，助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煥發新生。

從“兮甲盤”的青銅銘文到《詩經》的經典篇章，尹吉甫的形象從歷史深處走來，既有“折首執訊”的武將雄風，又有“天生烝民”的哲人思想智慧；既有“以匡王國”的政治擔當，又有“好是懿德”的道德追求。他是“宣王中興”的實干家，是中國詩歌的開創者，是中華文化的標志性人物，“中華詩祖”的稱號當之無愧。

尹吉甫的歷史地位，不僅在于他在西周時期的卓越貢獻，更在于他所承載的精神內核——家國情懷、責任擔當、文武兼備、德藝雙馨。這種精神穿越三千年時空，依然能與當代社會產生深刻共鳴，成為激勵我們前行的精神力量。今天，傳承和弘揚尹吉甫文化，不僅是對一位歷史名人的紀念，更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是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舉措。

作者介紹：邵忠奇，男，公務員。系四川省瀘州市古藺縣茅溪鎮人。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評論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