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務員減少20%，會有什么影響？

碧翰烽/文

1

多年前，某鄉鎮實施機構改革，按照上級要求，必須分流一批人員，減掉一批人員。

僅僅分流還好說，那個時候“下海創業”還不錯，一些人員紛紛自愿分流，單位實行“停薪留職”，單位負責交社保，有的單位還每月發點基本生活費，被分流人員自己到外面去找工作或創業。

最頭疼的是要真真切切按比例精減掉人員，通過反復溝通和計算，該鄉鎮最終精簡掉了一名工作人員，并按照有關規定補償了一筆資金。

工作就這樣完成了。

可是，多年之后，這位被精減掉的工作人員上訪了。不知道是找到了什么政策依據或是其它原因，經過多年的來回跑，最終還是給其恢復了工作單位。

還有，當年一些“下海創業”的分流人員，也有部分人員重新回到了原單位。在這當中，有的坦言，回來，就是為了將來能夠有個安穩的地方，反正年齡也漸漸大了。

凡是涉及到人員切身利益的事情，往往都比較艱難。

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

何況還是社會地位比較高的公務員。

所以有的機構改革常常出現“膨脹-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

2

從經濟社會的發展來看，我們需要一支高效、穩定、清廉的公務員隊伍。

政策路線決定之后，關鍵在于干部。

所以說，干部還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干部重要，規模也得適當。就當下的現狀來看，即使是減少20%，也不會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多大影響。

首先，你看看有的地方和單位，常年空缺一些職位、崗位，或者是常常空著一些編制，或常常喊人手不夠，也沒見對工作有多大影響。

因為，經濟，社會，其本身有一套治理規則和邏輯，不一定非得靠干部來推動。

其次，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治理，主體是多元化的，尤其是廣大的社會力量、經濟組織、社會團體，恰恰應是治理的主體。

就像基層社會，最需要的是發揮基層自治功能，充分調動廣大群眾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而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攬。

最后，如何處理好“有為”與“無為”？不只是理念上的進步，還得要從治理體系上入手，也就是從機構人員精簡方面著力。

一些地方和單位之所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難以根絕，雖然有多重因素，但是機構人員的膨脹，或許是一個重要因素。

3

從財政供養體系來講，公務員群體也并不是一個很大的群體。

據南方周末近日報道顯示，2020年中國財政供養人員（含編內、編外及離退休）總數為6846萬人，其中編內人員減少，編外和離退休人員持續增加。2004年為5212萬人。

2020年，供養人員中近四成并非在職人員，離退休人數已從2004年的1468萬人增長到2687萬人。2004年，有215萬編外的在職財政供養人員，2018年上升到442萬，增幅超過一倍。

再拿警力來說，正式的民警與輔警相比較，有的輔警規模還要更大一些。

所以，需要認真統計和分析的是公職人員，就是由財政供養的人員，究竟有多少？這個規模是否合理？ 包括供養的臨時工作人員，甚至以勞務派遣性質出現，這個群體究竟有多大？該不該存在？如果需要存在，該如何予以規范？

但是，僅僅在人員精減上做文章，也是遠遠不夠的，關鍵還是機構職能的問題。

實際上，財政供養人員的規模，往往是與事權相對應的，有多少事務，就得有多少人員？如果管的事項較多，當然就得有足夠的人力、財力來支撐。

南方周末報道顯示，地方財政供養人員的龐大規模，確實有近三分之二來自于基層區縣組織。

這一方面說明基層人員本就規模較大，另一方面也說明基層事務事項越來越多。

可是如果全部走正式人員的編制，顯然沒有這樣的財力。這也是臨時人員不得不長期存在的原因所在。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單單是公務員減少20%，并不會有多大實際效果。

而且從編制的流向來看，減掉的公務員，還可以流向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這其實也是當年機構改革的一條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