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給人上課

猴子的智商大體相當于人類3-4歲的兒童，但智商不代表認知，猴子的生存智慧肯定不適用于人類社會，所以如果請猴子來給人類上課，指導人類的生活、工作乃至科研等等，那顯然是荒誕的事情，可能也只能出現在科幻電影里，比如《猩球崛起》。

但現實中，這種荒誕的事情真不少，特別集中在經濟學領域。

看到這老讀者應該有預感，小鎮又要批判西方經濟學了。

1.偽稱“定理”的西方經濟學

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前者最多是“定律”，后者可以是“定理”。

“定律”是對特定經驗事實的描述，也就是歸納特定時空下大量事實得出的結論，要受到特定時空和條件的約束。

“定理”是通過邏輯演繹證明的命題，基本表述是“若條件成立，則結論成立”。比如牛頓力學三定律，在宏觀、低速范圍內具有很高的準確性，至少目前在人類可以觸達的宇宙范圍內，是成立的。

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毛病，總是喜歡把自己總結得非常有局限性的玩意，強行命名為超越時空的“定理”，實際上這種東西，連“定律”都算不上，還為了方便得出結論，進行了大量的篩選和簡化。

比如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得獎原因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經濟繁榮，代表性的通俗讀物是《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把國家成敗高度簡化為包容性制度和掠奪性制度，并以歐洲殖民歷史上的死亡率作為變量，分析殖民者定居意愿與制度類型的關系，以如此簡單的一個變量把不同國家制度進行分類，忽略了大量反對的基本事實，比如韓國經濟崛起，就是靠其總結的掠奪性制度。

這類偽“定理”特別多。比如基于人有充分預見能力、市場完全信息對稱、商品交易無成本等等假設條件的“阿羅·德布魯定理”；基于交易成本為零、產權清晰等假設的“科斯定理”。達到這兩個級別的還算是相對科學，但有的就有點大言不慚了。

比如英國人提出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該定理說：一個國家隨著經濟發展，第一產業比重會下降，第二產業比重會上升，跟著第三產業比重也隨之上升。

這個“定理”怎么來的呢？有兩位英國經濟學家。

第一位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他在1672年撰寫《政治算術》。通過比較英國農民和船員的收入后發現，從盈利角度，從事農業不如從事工業，從事工業不如從事商業，于是他預言隨著經濟發展，產業重心將從有形產品生產轉向無形服務的生產，也就是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從工業轉向商業。

注意威廉·配第是拍腦袋提出的，提出這一想法的實踐觀察僅僅是英國這個國家的農民和船員收入對比，調查面也很狹窄，類似于知道一個現象后，就長篇大論。他寫下這個預言時，還處于工業革命前夜，直到一百多年后，瓦特才改良蒸汽機。

第二位是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在1940年出版的《經濟進步的條件》。他按照1672年配第的想法，研究了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不同時期三大產業的勞動投入和產出，發現結論與配第預言吻合，于是就合成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得到了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鼎力支持，并在全球廣泛傳播，一直影響到21世紀。

美國搞去工業化，2012年世界銀行給中國開藥方轉向服務業，其理論根源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

但小鎮非常奇怪的是：難道西方經濟學界就沒有發現這個所謂的“定理”，有非常致命的時空局限性嗎？

時間上，配第研究是在工業化之前一百年，克拉克研究的也僅僅是工業化初期到中期，當時人類的生產還相對局限于某個地區、某個國家，尚未形成普遍的全球化協作生產；空間上，這兩位研究的都只是中小國家、規模相對較小的經濟規模下的經驗總結。

隨著人類科技進步，尤其信息通訊、交通運輸快速發展，人類的分工從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已經擴大到全球。僅因為這一點，就需要對“配第—克拉克定理”進行時代改造，比如需要增加一個“在可及分工范圍內”。

比如當分工體系擴展到一個國家，那么應該在這個國家范圍內出現從農業到工業再到商業的轉移趨勢；擴展到全球，自然反映的是全球的發展趨勢，而不再是全球范圍內的某個單體國家。

而且二戰后，越來越多的國家獨立，加上科技進步，出現了比英國大得多的超大規模經濟體，比如中國。

在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不僅存在全球范圍內的國家間分工，更存在國家內部的地區分工。各地區自然稟賦、比較優勢不同，有的就是有利于農業，有的就是有利于工業，難道非得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說法，都得往商業也就是服務業轉型？

于是從上述單一地區來看，大多數都不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的說法，但合為一體，站在整個中國乃至全球范圍看，這個理論還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

2.西方經濟學坑了美國和俄羅斯

這種把階段性、適合中小經濟體量的經驗總結，錯誤地當成普世的真理，危害極大，先坑的就是西方人。

美國就是典型，覺得發展終點是服務業，的確過了一段非常舒心的日子，制造業大量外流，制造業占比從1960年的25%持續下跌，1991年降到17%，2008年降到12.18%。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現不對勁了，開始折騰制造業回流。2012年奧巴馬啟動“再工業化”戰略，2016年特朗普提出“制造業回歸美國計劃”，2021年拜登提出“制造業復興政策”，2025年特朗普再提制造業回歸。

折騰了十幾年，美國制造業反而更衰弱了，2024年四季度占比已經跌破10%，而且看不到任何好轉的跡象，最關鍵的客觀指標電力，多年沒有增長。

產業的喪失，導致美國處處被動。打個貿易戰還被中國逼著妥協，就是因為喪失自主生產能力，有求于中國；更危險的是，喪失產業基礎，也令美國的科技創新喪失了土壤和載體。

在科研領域，需要大量的非標品，這些非標品來自實體產業，于是不得不依賴中國供應商；而在先進技術應用方面，比如美國寄予厚望的AI產業，最缺乏的就是商業應用場景，只能搞左腳踩右腳的務虛。

中國可以提出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的“AI+”，AI已經賦能千行百業，根本不缺應用場景，缺的是實踐者和應用者。

產業的匱乏，已經成為美國科技創新的最大短板，所以美國必須大力推動產業回歸，重塑工業強國、科技強國以及關鍵的軍事強國。

現在再去問美國決策者如何看待“配第—克拉克定理”，估計沒什么好話。

說起來，美國人也挺“壞的”，至少2008年就已經在反思輕視實體產業、過度私有化的后果，2012年正式提出“再工業化”戰略。

結果同年深受美國影響的世界銀行發布《中國2030：建設一個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給中國開藥方說要淘汰落后的傳統制造業，積極轉型高技術工業和服務業，認為中國應該進行全面私有化改革，這個主張遭到了國資委等部門的強烈反對。

不過最終這個報告的部分內容還是影響了決策，尤其是對傳統和先進產業的認識上，之后推動傳統制造業大規模去產能，具體在《》已經談了，2013年被認為“產能過剩”被實行了大量限制性政策的造船業，結果事實證明，產能嚴重不足，已接訂單完工周期已經從2023年底的3.3年，上升到2024年4.3年，以及2025年三季度的4.7年。

總結這段歷史教訓，中國后來提出“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并重新調整了傳統制造與先進制造的關系。

制造業是一個有機生態，沒有了傳統制造，先進制造業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而沒有先進制造，傳統制造也會缺乏競爭力和活力，二者不可偏廢。最終“十五五”規劃明確的是“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中國頂多也就是走了點彎路，交了些學費，也總結出了自己的道路，免得掉進更大的坑，還是賺了。

美國和俄羅斯被坑得特別慘，美國的后果是去工業化，而俄羅斯則是“休克療法”，差點把國家搞崩潰。

“休克療法”跟“配第—克拉克定理”是類似的問題，西方經濟學理論，往往更適合中小規模經濟體，這也是學術研究的捷徑，因為中小規模經濟體經濟結構相對單一、內部利益關系相對簡單、國家經濟體量有限，總之理論模型很容易簡化。

如果研究中國，難度太大了，光中國內部的復雜程度，就已經不亞于整個歐美西方世界，在東部沿海地區行得通的，拿到內陸，根本吃不開。

“休克療法”，是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主張通過激進措施實現經濟轉型，這個理論來自玻利維亞1985年的改革實踐。

玻利維亞才多大點地方？雖然有109萬平方公里國土，但1985年人口只有617萬，GDP僅為54億美元，哪怕到2024年也不過是1136萬人和473億美元。

玻利維亞還是一個內陸國，經濟結構單一，體量相對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很小，世界銀行僅1985年的貸款支出總額就高達113.6億美元，是玻利維亞GDP的兩倍。

這種小國，說白了就是中國一個地級市而已，面臨的又只是惡性通脹等極端經濟問題，在強大甚至充沛的外部力量干預支持下，完全可以快速實現穩定的商品供給，避免因為國有資產私有化等激進改革帶來的商品短缺、惡性通脹等問題。

又因為玻利維亞內部各力量派別相比世界銀行實在太渺小，甚至都可以成為一名經濟學家的試驗田，那自然沒多少改革阻力，根本沒必要搞什么漸進式改革，快刀斬亂麻才是正確的。

但只要國家稍微大一點、內部經濟結構和利益關系稍微復雜點、外部支持力量不足甚至心懷叵測，再搞“休克療法”，就要出大問題。更不要說俄羅斯這樣的大國。

說得陰謀論點。玻利維亞“休克療法”的成功，很可能就是美國搞的一場攻心戰，誘惑俄羅斯采取“休克療法”。歷史上，美國也確實承諾向俄羅斯提供充足的資金和商品供給，確保俄羅斯能夠成功度過“休克療法”的危險期，但俄羅斯真正“休克”后，等來的不是外部援助，而是血洗。

其實就算美國真的遵守承諾，向俄羅斯提供大量援助，也搞不了“休克療法”。這是大國不同于中小國家的復雜性決定的。

3.中小國家的經驗，于大國無疑于“猴子給人上課”

全世界中小國家，本質是大國構建的國際體系的附屬國，并不掌握真正的自主權，基本深度融入大國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自然可以側重效率優先和比較優勢，去搞從農業到工業再到商業的轉型，只需要守住一兩個核心產業，整個國家就能過得很舒服，但這種舒服僅限一般情況，其經濟結構非常脆弱，一旦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革，就會面臨巨大風險。

大國能依靠誰呢？被依靠的也不敢信啊。

就比如中美俄之間，誰敢說無保留地依賴另一個國家，被依賴的真敢信？

大國必須保持戰略自主的優先性。的確如果僅從效率和經濟利益角度，商業確實比工業、農業更有優勢，但問題在于，中國說看著美國的知識產權、高端服務業利潤特別豐厚，也想要，美國肯給嗎？

讓蘋果公司放棄知識產權和蘋果稅，就意味著損失超過七成的利潤，蘋果公司又如何能支撐4萬億美元的市值？

如果讓英偉達放棄芯片生態的壟斷，只賺制造的錢，能有4.5萬億美元的全球第一市值？

所以，中國在“十五五”規劃中才提出“分領域推進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這就是要動美國、美資的命根子。

小國是“幸運”的，只要能夠獲得外部的有效支持，很多事解決起來很容易；但小國又是“不幸”的，因為至少在美西方的秩序邏輯下，這種支持往往是有代價的，或者就得投胎好，是老歐洲。

中小國家這種仰人鼻息的依附狀態下總結出來的經濟學理論，也只能適合中小國家。

大國自有“宿命”。龐大的規模決定了幾乎不存在足夠體量的外部力量為全面轉型提供擔保和支撐，自身的復雜性也決定了激進改革極易引發經濟體系的全面混亂和社會政治的激烈動蕩，而這種混亂與動蕩，往往是其他大國樂見的。

古話云“淮南為橘，淮北為枳”，說的就是因地制宜的道理。西方經濟學已經誤入為了研究而研究的歧途，重視研究工具，卻輕視解決具體問題。

基于對中小規模經濟體乃至發達經濟體觀察得來的理論，充斥太多中小經濟體過于簡單導致的理想化，嚴重忽視了大規模經濟體的復雜性，更無法理解全球視野下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

這種理論，還是用在中小規模經濟體為好。

抵御這種簡單思維理論的侵蝕，是中國經濟學研究者的使命與機遇，推而廣之，文科工作者、研究者，理應是國家充分在最前線的戰士。

只是這一點確實很難。最近召開的年度財新峰會，再次出現了體制外經濟學家與體制內官員智囊的嚴重分歧。比如在國有資產利潤的處置上，體制外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應該把國資利潤通過公共轉移補貼給全民，用來刺激消費，這一主張遭到了體制內官員智囊的反對。

雙方說的都有道理，如果中國是一個只有兩三千萬人、已經融入西方體系的中等國家，那經濟學家的說法很正確，就應該這么干；但中國不是小國，相比效率和短期刺激，中國更在意的是國家的獨立安全，在意的是國資對國家戰略轉型和長期利益的保障。

要想真正實現全民的普遍富裕、過上更好的生活，中國就必須打破西方的壟斷，拿下更多更豐厚的產業領域，國家掌握的國資力量，可以做到指哪打哪，利潤留存在國資就可以用于再投資，實現資產增值、壯大產業，提高國際競爭力，長遠來看更有利于全民。

現在把國資的利潤都分了，說起來簡單，那么國資接下來要發展，錢從何來？

而在改革上，經濟學家習慣了針對中小國家簡單邏輯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往往傾向于簡單、激進，動不動喜歡搞類似“休克療法”的一刀切，而體制內官員智囊習慣了中國的復雜性，更傾向于循序漸進。比如在國資利潤分紅上，體制內智囊強調慢慢來，避免激進引發財務風險，還要考慮到如果要求過高比例利潤上繳，企業必然會通過提高稅前支出等規避上繳，屆時又該怎么辦？

這也是人性吧。

畢竟經濟學家只需要提建議，不需要為后果承擔責任，而經濟學家的地位，往往來自名聲，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為民請命”又不需要真的做實事，這是最棒的“沽名養望”。

他們能不知道自己提出的主張不可行嗎？太清楚了，正因為不可行，所以才適合提，往好處想，這是學術研究的職業病，喜歡相對極端化，這才更容易展示理論觀點。

不過，不同觀點的碰撞，終歸是有益的。

大國決策，中庸、調和不是貶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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