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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威夫特和西爾維亞·普拉斯有何共同之處？卡瑪拉·哈里斯（美國首位女性副總統）是否應該公開表明她的政治野心？《阿爾戈》（The Argonauts）的作者將她的視角轉向了詩歌、流行文化和父權制。
瑪吉·尼爾森（Maggie Nelson）是一位毫不掩飾的泰勒·斯威夫特粉絲。她熟悉斯威夫特的全部作品，談話中會引用歌詞，還告訴我她曾帶家人去溫哥華觀看了“時代巡回演唱會”（the Eras tour）。
那么，她是個鐵桿"Swiftie"（斯威夫特粉絲）嗎？尼爾森似乎對這個術語所隱含的狂熱意味并不完全感到自在，但沒錯，她的喜愛是真實的。如此真實，以至于她寫了一本關于這位億萬身價的唱作歌手的書，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本對斯威夫特和西爾維亞·普拉斯的并列分析，后者在尼爾森的許多作品中反復出現。
將這兩位在情感上似乎天差地別的文化巨擘：一位是憂郁的美國詩人，另一位是典型的美國榜樣女孩。將兩者聯系起來的想法，是在她聽到斯威夫特2024年的專輯《苦難詩社》（
The Tortured Poets Department）時產生的。
除了其中對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迪倫·托馬斯和莎士比亞的文學引用外，其內省和情感動蕩也與普拉斯有著強烈的共鳴。
但這本書的真正成形，是在與她13歲兒子的朋友阿爾芭的一次聊天之后。
“我們當時在制作手鏈，她問‘你聽說過西爾維亞·普拉斯嗎？’我覺得這很有趣，因為我本科畢業論文寫的就是普拉斯，而且我比她大了差不多40歲。所以我說：‘我聽說過西爾維亞·普拉斯。’當我坐在那里時，我想，這些孩子們不想聽我談論這個話題，但我有很多話要說，因為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從這個頓悟的時刻誕生了《浮光（The Slicks）》(暫譯)，一本篇幅相當于一本書的長篇隨筆，并且，很貼心地，題獻給了阿爾芭。
尼爾森之前也寫過關于流行音樂人的文章：在《正如愛情（Like Love》（暫譯）中就有對王子（Prince）和比約克（Bj?rk）的思考。
在這本書里，她論證了斯威夫特不僅是詞作家，也是詩人。
“歌曲創作在她體內奔流，”她在談到這位明星如消防栓噴涌般的創作力時說，“就像普拉斯說的，‘血液的噴流就是詩，無法阻止’（the blood jet is poetry, there’s no stopping it）。”
尼爾森的作品也源于這種“血液的噴流”。在轉向非虛構寫作并將其變成她自己形式實驗藝術的獨特品牌（有時以混合詩歌與散文的形式呈現）之前，她是一位詩人。
她憑借《藍（
Bluets）》（一部關于藍色的哀婉頌歌）和她的回憶錄《阿爾戈》（關于為人母、家庭和酷兒身份）等書籍積累了大量的粉絲。
而現在，是尼爾森在展現粉絲的狂熱。八月底，在愛丁堡國際圖書節的后臺，她面容潔凈，帶著一種隨和與輕松。
斯威夫特是哪里同時吸引了孩子和著名作家呢？
“我認為泰勒·斯威夫特現象中最美好的一點，是對她的創造力和力量的頌揚……她為這些人（很多是女孩，但不全是女孩）樹立了一種成名、為自己感到驕傲、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的榜樣。”名聲，及其與女性的關系，是這本書的核心。
那些帶著咬牙切齒的渴望所欲卻從未得到的人（普拉斯英年早逝，從未知道她將變得多么著名），那些擁有炫目巨量名聲的人（斯威夫特）以及那些完全棄絕名聲的人（隱居的詩人艾米莉·狄金森）。
普拉斯和斯威夫特都沒有隱藏她們的野心；兩人都瞄準了如平流層般極高的名聲。在《浮光》中，還隱約存在著第三位未具名的、有野心的女性的陰影，那就是卡瑪拉·哈里斯。據尼爾森所說，她采取了更為隱蔽的策略。
“我在整個選舉期間（哈里斯落選的那次）都在寫這篇隨筆，寫作過程幾乎是一種提心吊膽的方式。很多人對哈里斯提出了這一點，她從未說過‘我想要它’。
是拜登退選給了她（這個機會）。某種意義上這回避了‘我想要這個重大東西’的整個問題。我覺得這很吸引人。我聽到一些人說‘嗯，這會給她更好的機會，因為如果她真的想要，人們會因此討厭她。’”
因此，這本書將矛頭指向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即公然宣稱的女性野心（和表達）理應受到懲罰。
這就是斯威夫特厚顏無恥地“想要它”并且“得到它”的意義所在。她的多產和公眾形象通過古希臘以及弗洛伊德關于女性“歇斯底里”的理論得到了分析。
這段歷史背后是厭女癥的假設，即那些為藝術挖掘個人生活的女性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貶低自己。
尼爾森暗示，即使現在，讓這些喧嚷的女性閉嘴也是父權計劃的一部分。“關于‘想要’，并說出你的欲望，我認為普拉斯和斯威夫特都這樣做了，對于女性來說，這通常仍然是一個帶有懲罰性的領域。”
這與有時圍繞尼爾森親密的、模糊界限的非虛構作品，或者更廣泛地說，女性作家撰寫的回憶錄所出現的評判并無太大不同。“在自傳領域，女性的處境不同，這不算什么驚人之語，”尼爾森說，“我們不知何故被認為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父母、我們認識的人的道德守護者。為了藝術而進行披露的想法，在道德上背負著更重的負擔，因為女性不應該在不深度考慮她們所做的一切可能如何影響其他所有因素的情況下，就享有那種自由。”
《浮光》與尼爾森今年出版的另一本書《痛，或我嘴巴的故事（PATHEMATA: Or, the Story of My Mouth）》內容相近。其標題（PATHEMATA取自希臘語，意為“痛苦”），她指出，與普拉斯的話有著遙遠的呼應：“我不想復述他人（mouth other people），我想讓他人復述我（mouth me）。”
然而，這里被審視的嘴是尼爾森自己的。這是混合了夢境場景的回憶錄：既有尼爾森自己慢性的、莫名其妙的頜部疼痛，也有更廣泛的醫療保健體系的失敗，甚至可能是病毒大流行期間的集體痛苦。
她說，在疫情封鎖期間，她的創造力感到被壓垮，她害怕自己再也無法寫作，所以這本書是在無意中構思的，作為面對空白頁時的一種娛樂性的消遣：“我以為我會擺弄一些丑陋的、我永遠不會發表的內容。”
其部分素材來源來自于她保存了十多年的疼痛日記：記錄了她無數次看醫生、藥物和治療的經歷，以及其結果，希望燃起又破滅，所有這些都被編碼保存在她的電腦里。她還開始記錄自己的夢境，這兩個文件碰撞在一起，構成了《痛》（這本書）的前提。
“我覺得把這兩個文件結合起來會很有趣。所以我開始用一個拼貼項目自娛自樂……很多讀過它的人說‘我替這位患病敘述者感到非常憤怒。’但我非常清楚某種診斷和抱怨的類型。我試圖思考‘我能到達的下一站是什么？’”
這可能不是讓人捧腹大笑的搞笑，但書中描述了牙醫、醫生、另類療法師和“大師們”進行的探查和做出的承諾，其中包含著尷尬的幽默和一種靜默但具有“可燃性”
（注：可能帶有雙關）的荒誕主義
“也許是因為我住在加利福尼亞，我更能容忍……我認為這些人中有很多真心相信他們是在試圖幫助別人。對我來說，他們認為自己能夠幫忙，這其中更有一種悲愴。
對于任何處于慢性疼痛中的人來說，有一種羞恥螺旋，你希望成為那個三周后回來說‘我照單全做了，我感覺好多了，你太棒了’的病人。當你感覺自己滑入‘無法被幫助’的類別時，對（病人和醫生）雙方來說都是一個非常悲傷的境地。“
尼爾森的書通常都很薄，《痛》也是如此。她提到普拉斯在其簡潔性中“燒掉了所有邊緣性的事物（burning away all the peripherals）”，不在頁面上留下任何不必要的詞；尼爾森可以被視為在追求同樣的本質性精簡。然而矛盾的是，她記得自己小時候“話非常多（copious speaking）”，是個喋喋不休的孩子。
她是如何變得在紙上如此惜墨如金的呢？通過“大量”的編輯，她說。
“我以詩人身份起步，那時你會進行長時間的傾瀉式寫作，然后你從字面意義上去雕琢……你在砍削，以使其成形，所以我可能做了類似的事情。我把這本《痛》做得如此之小，以至于我不斷告訴自己‘別把它削得什么都不剩。’”
所以她真的在燒掉所有外圍的事物？
“是的，我想是的。盡管在《浮光》中，我為泰勒·斯威夫特的‘過度’做了辯護。”
我們回到了這位歌手身上，她在尼爾森的文學生活中在某種程度上呈現了她自己的悖論。作為一個光彩奪目的典型美國明星，連同她著名的商業頭腦和“向前一步”的女性主義（lean-in feminism），她是主流文化的產物，而尼爾森則身處一個更為非主流的領域。
她說，這正是其吸引力所在：“部分樂趣在于被帶到某種東西面前，與我成長的世界（那更偏向酷兒和朋克）相比，這是非常主流（ norm-core）的……堅持參與其中，是一種繼續堅持你是這種文化一部分的方式。”
她舉的例子是超級碗（Super Bowl），現在這個詞不僅與斯威夫特和她的橄欖球運動員未婚夫特拉維斯·凱爾斯（Travis Kelce）同義，也是美國流行文化腹地的象征。
“我喜歡橄欖球，所以我在看，但當時有特朗普在播那些反跨性別廣告（anti-trans commercials）。我們當時在開派對看比賽，而這像是在發出信號：‘這不是為你準備的’。我對誰有資格成為這主流的一部分很感興趣。我不愿意放棄這個。”
生活在特朗普式的政治環境中，并且在她家庭內部也涉及跨性別身份這個爭議領域，她和兒子以及一位性別不符常規的伴侶，藝術家哈里·道奇（Harry Dodge）住在加利福尼亞，這必定會帶來其自身的不協調感吧？
“目前對我的家庭來說還不算太糟，但形勢每天都在變化，脆弱的身體將會遭受殘酷對待，”她說，語氣逐漸轉為一種禮貌表達的憤怒。
“我非常關心自由。我不會讓那些意圖剝奪自由的人來對我進行說教。我寫過一本關于這個的書《論自由（
On Freedom）》，關于美國兩種最大的話語：一種關于廢除奴隸制/民權，另一種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它們在美國一直存在。”
美國目前是在應對白人至上主義嗎？“你是指特朗普嗎？當然。我們身處何種境地是非常明顯的。”也許尼爾森所描述的斯威夫特在其音樂中引導的那種感受快樂的能力，是抵御這種黑暗的必要之光。
為此，尼爾森會去看“舞女一生（Life of a Showgirl）”演唱會嗎？她說，這取決于她兒子是否仍然是斯威夫特的粉絲，也取決于她是否能證明門票的花費是合理的。
去年，她直接用她售出的一本書的版權做了交換，那是《藍》，它在倫敦被改編成了戲劇。“我本來想帶兒子和他的朋友去看時代巡回演唱會，但太貴了。我當時對于授權這部戲劇猶豫不決，但后來我意識到，這與帶所有人去看巡演的成本差不多。本著泰勒·斯威夫特的精神，我想我會賣掉它，然后去看演出。”
所以，她笑道，如果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她會去看那場演唱會。這確實是“斯威夫特經濟學”（Swiftonomics）啊。
作者：Arifa Akbar
編輯：蠻蠻
來源：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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