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我參加了一場反疫苗大會 深感醫學界正陷入嚴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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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達爾醫生（Dr. Bedard）是一名老年病學和緩和醫療醫生，同時也是一位作家。

彼得·希爾德布蘭德向在場的人講起他的女兒黛西時，幾度哽咽。她在今年四月去世，年僅 8 歲，是那場席卷得克薩斯州西部的麻疹暴發中死亡的兩名未接種疫苗兒童之一。“她特別有愛心。”他對臺下的聽眾說。

這一天是“兒童健康捍衛組織”年度大會的第二天。該組織由疫苗批評者組成，以前的領導人是如今的美國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肯尼迪。本月，約有1000人來到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一處會展中心參加此次會議。希爾德布蘭德先生被請上臺，參加一個名為“打破主流媒體的麻疹敘事”的討論小組。

希爾德布蘭德講到自己對黛西住院期間那位醫生的不信任。他說，醫生常常趁他不在病房時，和他的妻子談論麻疹。“你知道吧，每次我不在的時候，他就坐在那里，把這件事講得很政治。”希爾德布蘭德說。

與他同臺發言的，還有一名和希爾德布蘭德一家生活在同一門諾派社區的女性、兩名“兒童健康捍衛組織”的領導人，以及三名在職或曾經行醫的醫生。其中一位是英國醫生安德魯·韋克菲爾德，他因發表論文，將麻疹、腮腺炎和風疹聯合疫苗錯誤地同自閉癥聯系在一起，而最終被吊銷了行醫執照。另一位是前重癥監護醫生皮埃爾·科里，除其他立場之外，他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作為把伊維菌素宣傳為新冠治療藥物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希爾德布蘭德先生授權該組織調取黛西的病歷。科里醫生在審閱后得出的結論是，黛西并非死于麻疹，而是醫院感染的肺炎，而且他指稱醫療團隊在治療上出了錯。這一解釋說服了希爾德布蘭德。他表示，自己再也不會帶任何一個孩子去醫院，并且“如果有人想強迫我的孩子打疫苗，那就等著面對別的事吧”。所有小組成員都認為，在關于這場麻疹暴發的全國性報道中，媒體歪曲了希爾德布蘭德一家的故事。

“媒體有太多事情需要解釋。”坐在臺上的波莉·托米說，她是“兒童健康捍衛組織”的一名高級工作人員。“我簡直不敢想象，有多少母親被‘兩個未接種疫苗的小女孩死了’這樣的消息嚇壞了，結果跑出去給孩子打了麻腮風聯合疫苗。”

坐在臺下的我，一方面被打動，一方面也深感好奇。這個組織的領導層究竟是如何如此成功地獲得這位父親的信任，以至于他愿意以這樣的方式出面，為他們的事業站臺。主流公共衛生和主流醫學又是怎樣一步步讓他疏離、反感的。如果當初在醫院里有不同的經歷，希爾德布蘭德先生是否會帶著不同的感受離開。那當然不會減少他失去女兒的痛苦，卻或許能減輕一些怒火。

后來，我把自己目睹希爾德布蘭德發言的經歷講給一位朋友聽。她從小在福音派教會長大，很快就捕捉到了一個關鍵信號。“他在做的事情，叫作‘見證’。”她說。在她成長的宗教傳統中，“見證”指的是“講述你如何抵達自己的真理，以及這種真理如何幫助你找到人生的目的”。她解釋說，這關乎在同一時間實現宣泄、找到群體和確立使命。

這一點，改變了我對“兒童健康捍衛組織”為人們提供何種東西的理解；也幫助我理解為什么像希爾德布蘭德這樣的家長會被他們吸引，為什么他們敢于訴說自己的故事，又是如何在時間的推移中被一步步激進化的。

缺乏意義的痛苦，對大多數人來說難以承受。“兒童健康捍衛組織”和宗教一樣，幫助人們為自己的苦難找到一個語境。它給出一種解釋，把靈性與科學拼接在一起。它暗示，有險惡的力量在為了牟利而推動“污穢”，而只要踐行正確的行為與正義的行動，人是可以重獲純凈的。

對于這類反疫苗團體最虔誠的追隨者，我可以理解為什么這會具有療愈作用。我也能理解，為什么傳統醫學文化會顯得冷漠疏離。那是一種世俗的、以專家為中心、往往缺少人情味的文化。問題并不只是“好科學”和“類似邪教的信仰”之間誰真誰偽，而在于技術官僚式的領導可以為人們提供什么，又注定無法提供什么；在于人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要如何找到足夠的依靠，去承受悲痛、與創傷共存。

“兒童健康捍衛組織”最初成立于 2007 年，當時名為“世界汞項目”（World Mercury Project）。根據其網站介紹，它的使命是“通過消除有毒暴露，終結兒童健康流行病”，這些“有毒暴露”包括農藥和 5G 輻射，但它最主要的關注點仍然是疫苗的所謂危害。該組織支持符合其理念的反疫苗立法和研究，但其影響力最大的地方，是源源不斷生產媒體內容：反疫苗影片、基于網絡的電視節目、一份通訊以及大量社交媒體內容。一個人完全可以生活在一個被“兒童健康捍衛組織”信息包圍的宇宙之中，成千上萬的人就是這樣生活的。

肯尼迪先生曾擔任該組織的董事會主席，但如今他與該組織的關系已經遠比他積極發聲為其站臺時復雜得多。2023 年，他為競選總統而請假離任。一年后，為了順利在特朗普政府中出任衛生部長，他又正式辭去了職務。該組織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權力中樞。然而，與此同時，肯尼迪提出的“讓美國重新健康議程”遠遠寬于“兒童健康捍衛組織”的核心訴求，而反疫苗主張，例如廢除學校接種強制令或修改疫苗指南，恰恰是這一運動中最不受歡迎也最具爭議的部分。

在整個由肯尼迪先生如今主導的運動中，該組織代表的是最邊緣的一支。這讓反疫苗運動的領導者們陷入微妙境地，其中許多人曾為肯尼迪提供過建議，或者參與過他的總統競選團隊工作。肯尼迪已經開始把自己的疫苗懷疑主義引入聯邦政策之中，不過他尚未推動更大幅度的調整，例如把麻腮風聯合疫苗從推薦接種名單上移除。他看上去在嘗試走鋼絲，一邊是基本盤中更狂熱的一部分對于激進行動的期待，另一邊是公眾輿論所能容忍的邊界。“我們得給鮑比一點時間，讓他做他打算做的事。”韋克菲爾德在大會現場對與會者說。

在我聽來，這句話似乎承認了一個事實：這個群體中的一部分追隨者正在變得躁動不安。我之所以來參加這場大會，部分原因就是想弄清楚，肯尼迪政治聯盟中最激進的那一端如何看待其他派別，也想觀察他們是否會出于策略考慮，刻意把自己的話說得溫和一些。

然而，現場幾乎看不到任何收斂的跡象。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通過視頻連線發表演講，題目是“為什么托尼·福奇（Tony Fauci）不在監獄里”。一位兒科醫生則談論如何通過阻止孩子接觸疫苗、非有機食品、自來水、電磁波以及“壞的能量”，來控制兒童體內的炎癥。

在會場里，一位女性告訴我，她通過讓兒子接觸洋蔥，治好了孩子的季節性過敏。另一位給了我一張傳單，宣傳她寫的一套兒童讀物，宣傳語是“他們想弄死我們。誰來告訴孩子們”。第三個人則向我推銷一種銅酊“萬靈藥”，一邊講解如何投資她家參與的某個加密貨幣礦場。一名男子拿著幾個試管，里面裝著看上去像光滑脂肪條狀物的東西。他說，那是從那些“死于新冠疫苗”的人尸體中堵塞的動脈里取出的組織血栓。

在我看來，這群人顯然無意遷就任何政治壓力。現場沒有問答環節，參會者沒有機會提出疑問或表達異議。能得到的只有一種不斷被強化的信息，這種世界觀才是真相，他們則是勇敢的真相追尋者，而他們彼此之間建立起來的聯系，是能把他們推向勝利的關鍵紐帶。

這樣一來，這更像是一場為既有信徒而辦的宗教禮拜，而不是為了吸引新教徒、傳揚“福音”的場合。就像彼得·希爾德布蘭德的經歷一樣，我在會上遇到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在經歷某種創傷之后，才走進這個群體。在某一場會議上，該組織的一位領導問，有誰家里有“疫苗致傷”的家庭成員，結果大約三分之二的聽眾都站了起來。許多人都是父母，他們把孩子的神經發育障礙，例如自閉癥，歸因于疫苗，并因此拒絕遵循主流的健康建議來照顧家人。

那位向我展示所謂“疫苗導致的血栓”的男子告訴我，他在空軍服役 36 年，因為拒絕接種疫苗而被解雇。科里醫生則是在疫情期間成為“新冠逆風派”的一員，由于推廣伊維菌素而失去了專業委員會認證。像這樣的故事構成了通往“兒童健康捍衛組織”的另一條入口：當一個人因為被視為“異端”而失去職業、生計或社會身份時，他并不會就此消失。他們會聚到同一個房間里，更加確信自己的勇氣與正確。

肯尼迪先生曾出席黛西·希爾德布蘭德的葬禮。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此行的初衷，是悄悄來到這里，在他們的悲痛時刻安慰這些家庭，與這個社區待在一起。”希爾德布蘭德先生則對記者表示，這位衛生部長并沒有質疑他們不給孩子接種疫苗的決定。

黛西去世時，希爾德布蘭德夫婦并不缺乏支持；門諾派以緊密的社群聯系而聞名。只是，黛西的死亡立刻被納入了一場關于疫苗的全國性角力。在當下這個時刻，是否接種疫苗已經遠遠超出了權衡證據的范疇，也不再僅僅是個人選擇問題。這些選擇背后承載了沉重的文化與政治意涵，一旦事情發展不順人意，就勢必招致評判。

我并不知道希爾德布蘭德一家在醫院期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按照許多人的說法，那些熟悉當地社區的得州西部公共衛生官員，已經盡最大努力在不疏遠居民的前提下遏制這次疫情。然而，全國矚目意味著這早已不再是一件地方事務，“兒童健康捍衛組織”口中的“主流媒體麻疹敘事”，對得州塞米諾爾的居民來說顯得非常別扭。“兒童健康捍衛組織”為希爾德布蘭德先生提供了另一種理解悲痛的方式：把這一切當作別人加諸他身上的錯誤，而不是他自己需要反思的遺憾來源。

反疫苗人士往往被描繪成“被誤導的人”，而像希爾德布蘭德先生這樣的人，也常常被說成是在自己最脆弱的時候，被“兒童健康捍衛組織”（Children’s Health Defense）的領導者趁機利用的對象。不過，這樣的說法并沒有給予我在大會上遇到的那些人應有的評價，沒有承認他們在自己生活中作出的主動選擇，也沒有正視他們對自身信念的真誠與篤定。

他們之所以會出現在那里，是出于自己的決定，因為他們認同這個團體所描繪的世界觀。在那個世界里，他們覺得自己被信任、被重視，也被鼓勵把自己看作勇敢的人，而不是被恐懼驅使的人。

與此相對，醫學界的主流文化往往傾向于把本可避免的悲劇當成教育他人的契機。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危機時刻，真正的機會在于向人們展示你能為他們做些什么，而不在于要求他們此時此刻改變態度。預防當然是為了降低風險，但當人們無視你給出的最佳建議時，繼續為他們提供照護與選擇，同樣可以減少傷害。一項有效的公共衛生政策，應當努力在這兩方面都做到位。

讓人找到意義，并不是衛生政策制定者甚至普通醫生的職責。地方衛生部門也不被期待成為人們的精神慰藉來源。不過，在參加完這次大會之后，我開始認真思考，在一個由技術官僚邏輯主導的世界里，這種精神慰藉究竟應該從哪里來。

我現在更為切身地理解了，為何“讓美國重新健康”以及整個反疫苗運動會不斷擴張，因為它們給了人們一種方式，把自己的故事轉化為新的使命。與之相對的是，公共衛生和傳統醫學正在失去那些原本可能得到我們幫助的人。我們不能去肯定不真實的信念，但或許可以從此開始，認真傾聽，尋找新的方式，在人們最需要的時候走近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