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的名字在黨史教材里常常只提一句,可翻看那些發黃的檔案,這位新四軍早期領導人的經歷卻有不少讓人心里發沉的細節,他早年是紅軍的骨干,在南方打游擊時帶著幾百人熬過三年,沒飯吃沒衣穿,敵人圍得緊,他硬是把火種保住了,可命運的拐彎往往藏在小事里,一九三七年那個悶熱的秋夜,他提筆寫了那封《致南方游擊隊公開信》,那時他大概沒想到,這封信會把他一步步推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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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無線電里傳來項英的聲音,毛澤東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完全放棄游擊戰術,這比何鳴那回還危險,他扯開衣領對張聞天說,三個月前福建漳浦的紅軍剛因為信了國軍被全殲,現在電報室里的紅碼一個接一個,周恩來、博古他們被一遍遍催著去找項英,直到顧玉良翻過幾座山,找到藏在深山里的項英,中央的指示才趕在改編前送到,讓他分頭走,別把所有家當押在一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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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救急讓大家松了口氣,可誰也沒想到更大的麻煩正悄悄冒頭,1939年冬天,蔣介石的皓電像塊石頭砸到皖南,電報里催新四軍北撤的字句讓項英捏得發皺,他盯著窗外的青弋江,低聲說,這地方遲早成敵后戰場,毛澤東的電報在雪夜里一封接一封,語氣越來越重,到了十二月,一封電報直接問,你們自己到底想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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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到一九四一年一月才北移,結果一上路就打起來了,項英帶著剩下的人往亂石堆里鉆,背后突然響起叛徒的槍聲,這個以前在贛南山里帶著隊伍打游擊的人,最后死在了自己最熟的林子里,他犧牲前寫的那封電報草稿上,還批著一句關于戰略的字:“江北地勢不利游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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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站在泛黃的電文復印件前,輕輕搖頭,說要是早走一個月,路再穩一點,或許就不一樣了,可歷史從不講如果,那些收在博物館里的電報原件,字跡還帶著當年延安電報員趕著發報時的急促,霉斑也爬滿了皖南山里濕漉漉的紙面,就這么貼著,成了最實在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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