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67年8月13日，沈陽軍區一位普通軍政委接到通知，中央讓他14日必須到北京報到，他剛升少將不久，正軍職，心里沒底，沒參與過核心決策，也沒在高層會上露過面，這調令來得實在突然。
部隊插手地方的事本來就不多見，郭玉峰從基層干到師級、軍級，本該按部就班熬到退休，可一接到命令，連回家拿幾件衣服的時間都給砍成二十四小時，臨走前戰友們擺了桌飯給他送行，他還在一遍遍給沈陽軍區打電話問路線，飯沒吃完，四川那邊就催了四回，票根本搶不到，只能連夜往那兒趕。
后來才曉得，中央專案組看上他，是因為他三年前在本溪縣蹲點時，跟農民一起吃糠咽菜，運動剛開始就被當成了接地氣的典型報了上去，可真正讓他被點名調進中組部的，可能是康生需要一個能聽招呼的干活的人，那時候中組部五個副部長全給立案審查了，部門幾乎停擺，清理干部的活兒只能交給他這個剛從部隊來的外人。
郭玉峰到任后照著上面的指示，把全國干部都過了一遍，結果發現有一半的人有問題，這數字現在看很奇怪，可當時他只能這么干，從給部長們寫檢查材料，到整理被隔離審查干部的檔案，十年里他天天忙個不停，直到那陣子過去，突然就被撤了職。
沒人知道他在康生面前怎么應付，也沒人問過他怎么看那些被整垮的同事，就像他接到調令那天，從沈陽到北京的綠皮火車上，窗外的地里莊稼一晃就過去了，他手里攥著那張紙，手一直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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