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知青蔡玉麗：當年是同學們將我從死亡路上拉回來

　　如今，16歲的中學生，按照電視劇的說法，正是處在“16歲的花季”。回想1968年8月26日，我告別北京，去內蒙古哲里木盟扎魯特旗插隊時，年齡也正是處在這種“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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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季”中的一次經歷是那樣令人難忘，以至于每每想起、說起它，都會使我熱淚盈眶、思緒萬千……　

　那是1969年的盛夏，那天中午集體戶的伙食是韭菜餡團子。我們下工回來已是渴得嗓子冒煙兒，哪禁得住又吃下了咸咸的韭菜餡團子？我實在渴得受不住了，等不及現燒開水，就拿起瓢從伙房水缸中舀了滿滿一瓢子涼水，咕咚咕咚喝下了肚。

　　不知是這菜團子還是那瓢水鬧的，我竟壞了肚子，上吐下瀉，發起了高燒，只覺得渾身發冷，發暈目眩。集體戶同學們慌了神，請來公社衛生院的一個中醫，坐在炕沿上給我號了號脈，說是“暑令感冒”。我和同學們都鬧不懂，這“感冒”怎么會是這樣？吃了些中成藥，也沒見管用。疑惑中，我又熬過了一天多。俗話說，“好漢禁不住三泡稀”。我不是“好漢”，卻足足挺過了三十多泡稀。后來屙的竟然全是膿血，人開始嚴重脫水，我完全起不來炕了。

　　同學們急了，忙著去生產隊要車，連攙帶扶地將我架到了車上。車老板快馬加鞭地趕著膠輪大車，拉著我及護送我的四個同學——梁鳴早、周紅、韓蕾、張平生，向扎旗的“縣城”魯北鎮疾馳而去，那里有旗醫院，條件想來會比公社衛生院強。

　　我迷迷糊糊地半躺在馬車上，依然能感覺到車在起伏的山路上顛簸。仲夏時節，護送我的同學在驕陽下冒著汗，可我，卻只感到渾身一陣陣發冷，直冷到心里。我想說句話，卻太缺底氣，聲音小到幾乎連自己也聽不清。

　　“小麗子，別著急，聽車老板說，魯北快到了！”這是梁鳴早在柔聲細語地安慰我。這位女一中六七屆的高中生，總是像慈愛的大姐姐似地對待集體戶的每一個同學。

　　我在女八中初二的同班同學韓蕾也在鼓勵我：“伙計，再堅持一下，'堅持就是勝利’！”　　終于在下半響趕到了旗醫院。醫生給我一試體溫，竟有42℃！經化驗，診斷為“中毒性痢疾”。辦完住院手續，同學們架著我來到病房。

　　天哪！這也叫旗醫院？跟大車店似的，男女病人混住一個病房。在同學們的一再請求之下，醫生才答應把我安排在一間另外還有一位70多歲老頭兒的病房，聽說他患的是“膽道蛔蟲”。我的病床下邊還堆著前一位病人自帶的燒剩的牛糞，床邊只有一個舊床頭柜和一把破椅子。我昏昏沉沉地由同學們扶著躺在了病床上。

　　我嚴重脫水，需打葡萄糖點滴維持。可是因藥品短缺，醫院連這也難以連續供應。同學們除輪流看護我之外，還得四處找藥。旗里的什么知青安置辦公室、革委會、武裝部等等，凡能去求援的地兒都去了，總算找來些藥。

　　可我病得實在是太歷害了，兩三天了，高燒仍不見退。于是醫生在給我輸的葡萄糖液里加了些四環素，不料剛輸了一小會兒，我忽然感到極難受，渾身開始哆嗦，喘不過氣來，想說話，可干使勁說不出來，眼前發黑，接著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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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過了多久，我醒了過來，看到身旁的三個同學眼睛都哭得通紅。一個醫生正和她們小聲商量著什么。我很納悶，她們為什么圍著我在這兒哭？我方才分明看見許多青面獠牙的人緊緊地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可這會兒怎么又都沒影兒了？還沒等我想明白，一陣眩暈襲來，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次醒來，病床邊圍滿了集體戶的同學們，啊！四個小隊的那么多同學們都在這兒，連平時見面不怎么搭話的男八中的同學們，也都投來關切詢問的目光。再看看，我胳膊上仍然扎著輸液的針，可那吊瓶里的不再是葡萄糖液，而是股紅的鮮血！我想問明白，費勁地張了張嘴，梁鳴早她們連忙勸止“小麗子。少說話，安心治，你會好的！”

　　奇怪，眾多的同學像約好了似的，誰也不說話，只是用極度關切的目光向我示了示意，接著就紛紛躡手躡腳地退出了病房。

　　四五天后，我總算是轉危為安了。守護我的同學們這才告訴了我昏迷期間發生的事情。原來，給我輸液時加四環素可能算是一個意外的醫療事故。到底是因我當時的體質對四環素過敏，還是所用的藥品質量不過關，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我輸了這種藥物后渾身抽搐起來。雖然同學們見狀馬上喊來了醫生，立刻中止了輸液，可我的反應還是發展到了體表發紅、嘴唇腫脹、發緊、大小便失禁、瞳孔放大的地步，并開始說胡話。

　　醫院已給我填寫了“死亡報告單”！梁鳴早她們嚇壞了，痛哭起來。醫生還是冷靜的，當時給我量血壓、測體溫，我居然燒到了43℃！醫生指揮我的同學們打來溫水給我擦身降溫，進行搶救，并告訴梁鳴早她們：只有給我輸血才能有效地搶救我的生命。

但是，旗醫院沒有可供輸的血。她們幾個立即驗了血型，偏偏沒有一個與我的A型血相同。梁鳴早當即哭著出去給集體戶掛了一個求援的電話。電話由公社交換臺接通的時候，已下午五六點鐘了，同學們剛剛下工。

聽到消息后，在家里主事的同學立即找到大隊部要車，不大的工夫，村里的二十多個同學全體出動，拿了好幾個手電筒，乘馬車風風火火地奔上了來魯北的公路。大隊派了兩個能干的車老板給趕車，跑得又快又安全。

　　這時，天已黑了下來。

　　當太陽剛剛跳出魯北的小山包時，兩輛馬車馳進了魯北鎮。整整一夜！七十里丘陵草原路，不知這二十多人是怎么熬過來的。

　　經核對血型，有四五個同學與我的血型一致。根據當時各自的身體情況，由支金輝、蔣樹麗兩位同學為我獻了血。當太陽升起一桿子高的時候，插隊戰友們充滿友愛的鮮血流進了我的血管，我終于得救了。當我緩緩地睜開雙眼，看到的就是如前所說的，有那么多同學圍著我，異常安靜卻又是那么激動人心的一幕……　

　這一幕，我將永生銘記！（本文來源：選自中國工人出版社《草原啟示錄》。感謝劉樂亮老師薦稿）

　作者：蔡玉麗，當年上山下鄉到哲里木盟扎魯特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