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的“長和平”，正在走向終結嗎？｜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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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自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進入了難得的“長和平”——近八十年未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大國間戰爭。但世界并未因此變得更加寧靜：俄烏戰事重繪歐洲版圖，巴以沖突的影響持續蔓延至中東地區，中美戰略競爭亦深刻牽動著印太安全格局。支撐持久和平的制度基礎，如聯合國體系、軍控協定、多邊貿易規則、區域安全機制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現松動。

與此同時，圍繞核擴散和核戰爭的陰霾也在加速蔓延。10月3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宣布，已指示國防部恢復中斷33年的核武器試驗；緊隨其后，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公開表示，俄羅斯需做好恢復進行全面核試驗的準備。全球多地亦出現了核武器“擴張潮”，多國在核研發、核試驗準備、核部署與核戰略方面的動作顯著增多。

近八十年的大國和平，究竟是國際秩序的長期成果，還是一段正在走向終點的歷史例外？

11月24日，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登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小詹姆斯·A·溫尼菲爾德聯合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1945年二戰后出現了自羅馬帝國以來最長的大國無戰時期，這一和平成就源于戰爭教訓、核威懾、國際機制與外交合作，伴隨全球發展與核不擴散進展。但當前世界面臨著“歷史健忘癥”、大國權力轉移、美國經濟軍事過度擴張、國內政治分裂及全球多極化等多重風險，長和平面臨危機。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道格拉斯·狄倫教授，著有《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小詹姆斯·A·溫尼菲爾德（James A. Winnefeld, JR.）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2022-2025年擔任總統情報咨詢委員會主席

過去八十年來，是自羅馬帝國以來大國間無戰爭持續時間最長的時期。這個異常漫長的和平時代，誕生于兩場災難性戰爭之后。這兩場戰爭的破壞力遠超以往任何沖突，以至于歷史學家不得不創造一個全新的類別來定義它們：世界大戰。若二十世紀余下的歲月仍延續前兩千年的暴力常態，如今在世的幾乎每個人的人生都將截然不同。

1945年以來大國戰爭的缺席絕非偶然。其中固然有運氣與僥幸的成分，但災難性戰爭的慘痛經歷，也迫使戰后秩序的構建者們試圖扭轉歷史的軌跡。美國領導人親歷戰爭勝利的經歷，試圖構建一個能夠維系和平的國際秩序。為確保這一長期和平延續，美國領導人和民眾需意識到其脆弱性，并就如何再維系一代人的和平展開嚴肅辯論。

一項非凡的成就

三個數字足以概括國際安全秩序的特征與成就：80、80和9。距上一次大國熱戰已過去80年。這使得全球人口增長兩倍、預期壽命翻倍、全球GDP增長15倍。若二戰后的政治家們如往常一般對待歷史，第三次世界大戰本可能爆發——而這場戰爭將是核戰爭，甚至可能成為“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

距核武器上一次用于戰爭也已過去80年。世界曾數次瀕臨核危機邊緣——最危險的當屬古巴導彈危機：當時美蘇因古巴的核導彈對峙，約翰·F·肯尼迪總統估計核戰爭爆發的概率介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近年來，2022年俄烏沖突后的第一年，弗拉基米爾·普京曾威脅將實施戰術核打擊。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初，全球九個公認核武國家共擁有約12,241枚核彈頭，其中約9,614枚具備潛在作戰能力。圖源：路透社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中央情報局評估，若烏克蘭的反攻即將擊潰撤退的俄軍，俄羅斯發動核打擊的概率將高達50%。對此，中情局局長比爾·伯恩斯被派往莫斯科傳達美方關切。幸運的是，中美兩國富有想象力的合作成功勸阻了普京，但這也提醒我們核禁忌——即全球默認核武器不應被納入考慮范圍的潛規則——的脆弱性。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世界領導人普遍認為，各國一旦具備技術能力就會研制核武器。肯尼迪總統曾預測，到70年代將有25至30個核國家，這也促使他推動了美國外交政策中最具膽識的舉措之一。如今，185個國家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承諾放棄核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僅有9個國家擁有核武庫。與80年的和平與無核戰爭一樣，以該條約為核心的防擴散機制也是一項脆弱的成就。目前已有100多個國家具備研制核武器的經濟和技術基礎，它們選擇依賴他國的安全保障，這在地緣戰略和歷史層面均屬反常。

事實上，2025年峨山政策研究院的民調顯示，四分之三的韓國民眾支持本國發展核武庫，以應對朝鮮的威脅。若普京通過對烏克蘭實施戰術核打擊來推進其戰爭目標，其他國家可能會得出結論：必須擁有自己的核盾牌。

11月，韓國政府宣布，已經與美國政府達成最終協議，兩國將合作建設核動力潛艇。此前，美國已經批準“攻擊性潛艇”的建造。圖源：路透社

一個時代的終結

1987年，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當時距二戰結束已過去42年，這一穩定時期可與1815年維也納會議至1870年普法戰爭、以及此后至1914年一戰爆發前的數十年相媲美。加迪斯認為，這一現代長和平的基石是冷戰。在早期時代幾乎必然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結構性條件下，美蘇兩國以足以承受核打擊并實施決定性報復的武庫相互對峙。核戰略家將此稱為“相互確保摧毀”。

加迪斯指出，除聯合國的成立、《世界人權宣言》、最終發展為歐盟的多邊安排以及美蘇競爭的激烈意識形態維度外，和平的核心因果因素是雙方均認為體系利益高于意識形態利益。蘇聯憎恨資本主義，美國排斥共產主義，但防止相互毀滅的愿望更為重要。正如他所解釋的：

“因此，意識形態的緩和，與核威懾和偵察技術一樣，必須被視為戰后政治中一種主要的自我調節機制。”

正如加迪斯所認識到的，世界已分裂為兩大陣營，每個超級大國都試圖在全球范圍內爭取盟友和盟國。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重建西歐，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促進全球發展，并推動《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制定經濟交流規則以促進經濟增長。美國甚至摒棄了可追溯至喬治·華盛頓總統時期的“避免糾纏性聯盟”戰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并與日本簽訂條約。為構建能夠對抗蘇聯共產主義威脅的國際安全秩序，美國不惜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正如本文作者之一艾利森在《外交事務》中所闡釋的：

“若沒有蘇聯的威脅，就不會有馬歇爾計劃，也不會有北約。”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后，必勝主義者歡呼唯有美國仍是大國的單極時代的到來。這一新秩序將帶來和平紅利，各國可在無需擔憂大國沖突的環境中蓬勃發展。蘇聯解體后的頭二十年，主流敘事甚至宣稱“歷史的終結”。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稱，世界正見證“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普及”。托馬斯·弗里德曼以麥當勞餐廳為例提出預防沖突的“金拱門理論”，認為經濟發展和全球化將確保一個和平時代。這些觀點為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提供了理論依據，最終導致美國陷入長達二十年、勝負難分的無休止戰爭。

富有創造性的外交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篇章。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和14個東歐新獨立國家的出現，本應導致核國家數量激增，因為蘇聯解體時，有超過1.26萬件核武器遺留在俄羅斯境外。但美國與俄羅斯領導人鮑里斯·葉利欽領導的民主化俄羅斯展開了非凡合作，在美國參議員薩姆·納恩和理查德·盧格牽頭的合作去核計劃資助下，這些武器未落入壞人之手。到1996年，相關團隊已從蘇聯前領土上移除了所有核武器，或將其運回俄羅斯，或予以銷毀。

蘇聯解體后的地緣政治變化重塑了美國與前對手及日益崛起的挑戰者之間的關系。2009年巴拉克·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時，俄羅斯和中國均被定性為“戰略伙伴”，這一觀點在當時占據主導地位。但到2017年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總統時，雄心勃勃、迅速崛起的中國與心懷怨恨、尋求復仇的俄羅斯的現實，促使美國認識到自己已進入一個新的大國競爭時代。

前路的危險

2023年亨利·基辛格去世前，曾多次提醒同僚，他認為這八十年的大國和平不太可能延續至一個世紀。歷史表明，導致重大地緣政治周期暴力終結的因素中，有五個尤為突出，可能導致當前的長期和平走向終結。

首當其沖的是“健忘癥”。美國一代又一代成年人，包括所有現役軍官，都沒有親身經歷過大國戰爭的可怕代價。很少有人意識到，在這個特殊的和平時代之前，每一兩代人就爆發一次戰爭是常態。如今許多人認為大國戰爭是不可想象的——卻未意識到這并非反映世界的可能性，而是自身認知的局限。

崛起大國的存在也對和平構成威脅。中國的迅速崛起正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這與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警告的“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的激烈競爭將導致沖突”相呼應。21世紀初，美國并未過多考慮與中國競爭，當時中國在經濟、軍事和技術方面均遠遠落后。如今，中國在貿易、制造業和綠色技術等多個領域已趕上甚至超越美國，并在其他領域迅速推進。

與此同時，普京領導著一個實力不斷削弱但仍擁有足以摧毀美國的核武庫的國家，他已表明愿意通過戰爭來恢復俄羅斯的部分輝煌。隨著俄羅斯威脅不斷升級，以及特朗普政府對北約的支持減弱，歐洲正艱難應對未來數十年嚴峻的安全挑戰。

全球經濟均衡化進一步增加了戰爭的可能性。隨著其他國家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恢復，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已被侵蝕。二戰結束時，多數主要經濟體遭摧毀，美國GDP占全球的一半；冷戰結束時，這一比例降至四分之一；如今，美國僅占七分之一。

隨著國家經濟力量平衡的這一轉變，一個多極世界正在形成，多個獨立國家可在其勢力范圍內行事，無需征求許可或懼怕懲罰。正如著名對沖基金經理雷·達里奧所指出的，當主導大國在財政上過度擴張時，這種侵蝕會加速，而美國如今正處于這一狀態。

歐盟提議推出“旗艦”防御項目，以應對無人機威脅，保護東部邊境。圖源：路透社

當守成大國在軍事上也過度擴張——尤其是在那些對其核心利益而言并不重要的沖突中——其威懾或抵御崛起大國的能力就會削弱。中國古代哲學家孫子曾說：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這恰可描述美國軍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代價高昂的“任務蔓延”，以及軍方無法聚焦于更緊迫挑戰的現狀。將資源狹隘地集中在這些長期沖突上，導致美國忽視了提升防御能力，以應對日益復雜和危險的對手。

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國家安全機構陷入了一個由國會和國防工業支持的惡性循環：一味要求更多資源（增加資金），而非尋找更具戰略性的方式來應對國家利益面臨的嚴重威脅。

最后，也是最令人擔憂的是，守成大國國內陷入嚴重政治分裂的趨勢，使其無法在國際舞臺上采取連貫行動。當領導人在國家是否以及如何維持成功的全球秩序問題上立場搖擺時，情況尤為棘手。如今這一幕正在上演：華盛頓本屆表面上善意的政府，但卻正顛覆幾乎所有現有的國際關系、機構和進程，以強加其對國際秩序必須如何變革的看法。

地緣政治長周期不會永遠持續。美國人和分裂的美國政治體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是：這個國家能否凝聚共識，認識到當下的危險，找到應對的智慧，并采取集體行動預防——或更準確地說，推遲——下一次全球動蕩。

不幸的是，正如黑格爾所觀察到的：我們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往往是我們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當美國戰略家制定作為長期和平基石的冷戰戰略時，他們的視野遠超早期時代的傳統智慧。如今，要維系這一讓世界史無前例地擺脫大國戰爭的例外狀態，同樣需要戰略想象力的爆發和國家決心的凝聚。

編譯｜劉悅 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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