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的一個傍晚,南京城薄雨輕飄。江渭清下班后剛進小客廳,警衛員遞來一包牛皮紙文件,封口處寫著“江首長親啟”。他拆開一看,厚厚一摞蠟紙油印,首頁醒目兩個字——《最高峰》。夾頁里還別著一張便條:“請首長批評指正,吳強上。”江渭清嘴角揚起,隨即又沉下來,眉頭緊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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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紙帶著油墨味。他翻了十幾頁,發現主角是某縱隊司令員沈振新,而故事的主線,幾乎整段集中在孟良崮血戰。越看心里越別扭:怎么全是咱六縱的風光?配合作戰的兄弟部隊只在旁邊跑龍套。這不行!他把稿子扣在桌上,嘀咕一句:“這小子,寫得好也寫得偏,我真想捶他一頓。”
第二天一早,江渭清讓人把吳強叫到辦公樓。狹長的走廊里,吳強腳步急促,額頭掛著汗珠。一見面,江渭清劈頭一句:“小說寫得挺帶勁,可功勞全讓你們六縱攬了,這賬怎么算?”吳強低頭,沉默十秒,悶聲回道:“首長,戰場上確實是群像,可文學要抓矛盾焦點,人物得集中。”短短一句,把江渭清懟得既好氣又好笑:“道理我懂,可你得照顧史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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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批評會”只持續了二十分鐘。散會時,江渭清把稿子重新塞回吳強手里,扔下一句半開玩笑的話:“回去改,改不動我就替你改!”吳強心里犯嘀咕,卻也暗暗欣慰:首長罵得越狠,說明越在意。
故事還要往回倒九年。1947年5月,孟良崮山頭硝煙滾滾。吳強時任華野六縱宣教部部長,親眼見到整編七十四師倒在山谷。戰后第二天,幾名俘虜認出擔架上尸體正是張靈甫,嚎啕之聲震動樹林。那一幕,在吳強腦中烙下錐痕。深夜,他在野戰帳篷里點著馬燈,對副官嘟囔:“這么一仗,不寫下來可惜。”這句無心的話,埋下了《紅日》的胚芽。
然而軍旅生涯節奏飛快,動筆談何容易。1949年冬,廈門戰事稍歇,吳強總算抽出夜里兩小時寫人物小傳。他把主角的堅毅從葉飛那里拿一點,把豪爽從許世友身上抄一點,再添上王必成那股不服輸的犟勁,拼成了沈振新。不到三個月,初稿雛形出現,暫題《仇敵》。
1952年春,他轉業到華東軍政委員會。陳毅在上海碼頭送別時拍拍他肩:“寫!別耽誤。”一句“寫”,給了他真正的假期。吳強躲在南京軍區招待所,日寫一萬字,餓了啃餅干,困了趴桌子。煙灰缸很快裝滿,他的胃也開始抗議。一次夜里,他迷迷糊糊走到花園,直愣愣撞在梧桐樹干上,還客氣地說了句:“同志,借光。”警衛員差點沒笑出來。
初稿一打印,厚達40萬字。王必成第一個收到。老虎脾氣的他看得熱血翻涌,可轉身又把稿子遞到江渭清桌上:“你看看,咱倆是不是得找他聊聊?”于是才有了南京那場“捶你一頓”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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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必成和江渭清的意見,主要是兩點:一是群像不足,二是書名有歧義。吳強思前想后,把戰斗焦點擴散開來,讓一縱、二縱、四縱的身影更鮮明,又把書名改成《紅日》。清晨,他在杭州旅社窗前,見第一束朝陽斜照樓頂,腦子里蹦出這兩個字——陽剛、明亮,恰好壓住硝煙與血色。
1958年,《紅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付印。首印兩萬冊很快售罄,加印一次再加印,至九萬冊才稍稍緩過勁來。上海新華書店營業員回憶,那年最常聽到的問句就是:“《紅日》到了沒有?”不久后,長春電影制片廠將它搬上銀幕,黑白影像里,炮火連著號角,把觀眾帶回孟良崮的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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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紅日》面世后,多位老兵在信里提出細節補充:誰誰其實在右翼高地、某位衛生員并非犧牲而是截肢……吳強收到信后,一一答復,還在第二版里悄悄修訂。有人夸他嚴謹,他搖搖頭:“當年要是少寫一句口號,多記一句方位,今日也不至于補課。”
1960年代初,《紅日》進入軍校教材,學員們在課堂上討論“書里的戰術到底準不準”。一位觀察員把問題拋給吳強,他笑了笑:“戰術讓參謀去較真;文學要讓人記住勝與敗的溫度。”教室里瞬間安靜,隨即爆發出掌聲。多年以后,這句話仍在不少學員筆記本上能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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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孟良崮山頂那面彈孔密布的紅旗,到書頁里那輪炙熱的朝陽,吳強花了十年,寫完一場戰斗在紙上延續的生命。江渭清再翻《紅日》時,已是1964年。合上書,他把手掌摁在封面,輕聲說:“好在當年沒真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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