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把小說《紅日》給老首長看，江渭清喜氣交集：我真想捶你一頓

1956年4月的一個傍晚，南京城薄雨輕飄。江渭清下班后剛進小客廳，警衛員遞來一包牛皮紙文件，封口處寫著“江首長親啟”。他拆開一看，厚厚一摞蠟紙油印，首頁醒目兩個字——《最高峰》。夾頁里還別著一張便條：“請首長批評指正，吳強上。”江渭清嘴角揚起，隨即又沉下來，眉頭緊鎖。

稿紙帶著油墨味。他翻了十幾頁，發現主角是某縱隊司令員沈振新，而故事的主線，幾乎整段集中在孟良崮血戰。越看心里越別扭：怎么全是咱六縱的風光？配合作戰的兄弟部隊只在旁邊跑龍套。這不行！他把稿子扣在桌上，嘀咕一句：“這小子，寫得好也寫得偏，我真想捶他一頓。”

第二天一早，江渭清讓人把吳強叫到辦公樓。狹長的走廊里，吳強腳步急促，額頭掛著汗珠。一見面，江渭清劈頭一句：“小說寫得挺帶勁，可功勞全讓你們六縱攬了，這賬怎么算？”吳強低頭，沉默十秒，悶聲回道：“首長，戰場上確實是群像，可文學要抓矛盾焦點，人物得集中。”短短一句，把江渭清懟得既好氣又好笑：“道理我懂，可你得照顧史實啊！”

這場“批評會”只持續了二十分鐘。散會時，江渭清把稿子重新塞回吳強手里，扔下一句半開玩笑的話：“回去改，改不動我就替你改！”吳強心里犯嘀咕，卻也暗暗欣慰：首長罵得越狠，說明越在意。

故事還要往回倒九年。1947年5月，孟良崮山頭硝煙滾滾。吳強時任華野六縱宣教部部長，親眼見到整編七十四師倒在山谷。戰后第二天，幾名俘虜認出擔架上尸體正是張靈甫，嚎啕之聲震動樹林。那一幕，在吳強腦中烙下錐痕。深夜，他在野戰帳篷里點著馬燈，對副官嘟囔：“這么一仗，不寫下來可惜。”這句無心的話，埋下了《紅日》的胚芽。

然而軍旅生涯節奏飛快，動筆談何容易。1949年冬，廈門戰事稍歇，吳強總算抽出夜里兩小時寫人物小傳。他把主角的堅毅從葉飛那里拿一點，把豪爽從許世友身上抄一點，再添上王必成那股不服輸的犟勁，拼成了沈振新。不到三個月，初稿雛形出現，暫題《仇敵》。

1952年春，他轉業到華東軍政委員會。陳毅在上海碼頭送別時拍拍他肩：“寫！別耽誤。”一句“寫”，給了他真正的假期。吳強躲在南京軍區招待所，日寫一萬字，餓了啃餅干，困了趴桌子。煙灰缸很快裝滿，他的胃也開始抗議。一次夜里，他迷迷糊糊走到花園，直愣愣撞在梧桐樹干上，還客氣地說了句：“同志，借光。”警衛員差點沒笑出來。

初稿一打印，厚達40萬字。王必成第一個收到。老虎脾氣的他看得熱血翻涌，可轉身又把稿子遞到江渭清桌上：“你看看，咱倆是不是得找他聊聊？”于是才有了南京那場“捶你一頓”的插曲。

王必成和江渭清的意見，主要是兩點：一是群像不足，二是書名有歧義。吳強思前想后，把戰斗焦點擴散開來，讓一縱、二縱、四縱的身影更鮮明，又把書名改成《紅日》。清晨，他在杭州旅社窗前，見第一束朝陽斜照樓頂，腦子里蹦出這兩個字——陽剛、明亮，恰好壓住硝煙與血色。

1958年，《紅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付印。首印兩萬冊很快售罄，加印一次再加印，至九萬冊才稍稍緩過勁來。上海新華書店營業員回憶，那年最常聽到的問句就是：“《紅日》到了沒有？”不久后，長春電影制片廠將它搬上銀幕，黑白影像里，炮火連著號角，把觀眾帶回孟良崮的崖壁。

值得一提的是，《紅日》面世后，多位老兵在信里提出細節補充：誰誰其實在右翼高地、某位衛生員并非犧牲而是截肢……吳強收到信后，一一答復，還在第二版里悄悄修訂。有人夸他嚴謹，他搖搖頭：“當年要是少寫一句口號，多記一句方位，今日也不至于補課。”

1960年代初，《紅日》進入軍校教材，學員們在課堂上討論“書里的戰術到底準不準”。一位觀察員把問題拋給吳強，他笑了笑：“戰術讓參謀去較真；文學要讓人記住勝與敗的溫度。”教室里瞬間安靜，隨即爆發出掌聲。多年以后，這句話仍在不少學員筆記本上能翻到。

從孟良崮山頂那面彈孔密布的紅旗，到書頁里那輪炙熱的朝陽，吳強花了十年，寫完一場戰斗在紙上延續的生命。江渭清再翻《紅日》時，已是1964年。合上書，他把手掌摁在封面，輕聲說：“好在當年沒真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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