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祿塞：千年守望 千年回響

　　□劉嘉耘

　　一

　　秋風掠過陰山北麓的秦漢長城，仿佛將秦皇漢武的故事卷起又拋下。今天，站在這片厚重而斑駁的故城遺址前，仿佛又聽到了兩千年前那歷史的回響。這里，便是位于烏拉特前旗小佘太鎮的光祿塞(增隆昌1號故城)——一個被時光稀釋卻從未在歷史長河中湮沒的名字。

　　秦漢之際，北疆不寧，匈奴鐵騎時如狂飆般南下，劫掠中原。始皇連六國長城為一體，欲以人工天險阻隔胡馬。至漢武帝時，國力鼎盛，不再滿足于被動防御，轉而構筑了一條由烽燧、亭障、關塞組成的縱深防御體系。

　　太初三年，《史記·匈奴列傳》載：“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廬朐。”這道被稱為“外城”的軍事防線，便是光祿塞的前身。

　　光祿塞的設置絕非偶然。陰山山脈在此處突然凹陷，形成天然的峽谷道口，匈奴騎兵南下必經于此，正如古人所言“失陰山者，長安危矣”，光祿塞正是卡在游牧文明咽喉處的青銅鎖鑰。

　　它扼守漠南通往河套平原的咽喉要道，向北可監視匈奴動向，向南可護衛富庶的農耕區。漢帝國在此筑塞屯兵，既展現了開拓邊疆的決心，也體現了以守為攻的戰略智慧。

　　這道延伸至廬朐的軍事屏障，與朔方、五原諸郡形成犄角之勢。考古學家在塞墻夯層中發現箭鏃與戍卒遺骸時，仿佛聽見了當年“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的浩嘆。

　　史載，匈奴南下，"至光祿塞輒返"，是對整個防御體系的畏懼和對文明秩序的遵守。無論是“落日長城古戍樓”的吟詠，還是“跨墻連營三十里”的督建，都在延續著光祿塞的使命。不同時代的守塞人用同一種姿態面北而立，他們的脊梁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長城。

　　二

　　漢朝的邊塞政策絕非簡單的閉關自守，而是兼具防御與交流、隔離與互市的雙重功能。這些塞墻不僅是軍事防線，更是文明的分界線——墻內炊煙裊裊，稼穡井然;墻外牧歌悠揚，馬蹄聲碎。

　　在光祿塞這樣的邊城，漢朝軍人、官員與匈奴等游牧民族進行著持續的互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邊疆文化。

　　漢朝的邊疆政策充滿辯證智慧：一方面“筑城以守，屯田以養”，另一方面“羈縻以柔，互市以通”。光祿塞同時具備軍事威懾與經濟交流雙重功能。

　　考古發現證實，塞城內不僅有兵器庫、烽燧臺，還有官署遺址和市集痕跡。這種剛柔并濟的策略，使漢朝建立起多層次的邊疆體系——長城為血肉，塞城為骨節，戍卒為血脈，而和親互市則是潤滑劑。

　　軍事上，光祿塞是長城防御體系的前哨。漢代邊塞實行烽燧制度，“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一旦發現敵情，烽煙相繼，消息一日千里可傳至長安。戍卒們“望烽火而進，聽鼓角而退”，組成了一道有機的防御網絡。

　　政治上，光祿塞是漢朝經營北疆的行政中心。這里不僅是駐軍之地，還設有管理邊境事務的官吏。他們處理民族事務，頒發過關文書，維護邊境秩序。漢朝通過邊塞體系，實現了對邊疆地區的有效管轄，展現了“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

　　經濟上，光祿塞是邊境貿易的樞紐。漢代在邊塞設立關市，允許漢匈雙方在官方監督下進行交易。“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與匈奴盟”，這三項措施共同構成了漢朝邊境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關市貿易，中原的絲綢、糧食、鐵器與草原的馬匹、皮毛相互流通，滿足了雙方的經濟需求，減少了軍事沖突的動力。

　　《資治通鑒》記載：“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這番景象，與光祿塞這樣的邊塞設施密切相關。漢朝在邊境地區實行屯田制，光祿塞還體現了漢朝屯田實邊的戰略思想。戍卒們戰時執戈，閑時耕田，“皆耕田積谷”，實現了部分糧食自給。這種軍民一體的屯田制度，既解決了軍隊糧草問題，又開發了邊疆經濟，還將農耕文明的生產方式推廣至邊疆地區。

　　班固在《漢書·西域傳》中評價漢朝的邊疆政策：“至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道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光祿塞正是這一宏大戰略的實物見證，它展現了古代中國處理民族關系和邊疆問題的卓越智慧。

　　從更長的歷史維度看，光祿塞不僅是漢朝的邊塞，更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標。

　　三

　　光祿塞見證了許多改變歷史走向的事件，其中最為動人的，當屬王昭君出塞和親的故事。

　　竟寧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第三次朝漢，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宮女王嬙——即昭君——慷慨應詔，“請掖庭令求行”。據《后漢書·南匈奴傳》記載，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賜單于。

　　我常想象那樣一個場景：昭君車駕北行，至光祿塞時，必曾回首南望。塞上風沙撲面，她或許輕輕拂去琵琶上的塵埃，彈奏起故國之音。戍邊將士肅立兩旁，目送這位弱女子肩負起萬千將士共同完成的和平使命。漢宮秋月已成追憶，等待她的是塞外風雪和不可知的命運。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杜甫的《詠懷古跡》道盡了昭君出塞的悲壯與蒼涼。但昭君出塞的意義遠不止個人命運的悲劇色彩。她為漢匈之間帶來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和平，“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這是歷史上罕見的長久和平期。

　　昭君經光祿塞北去，不僅是一條和親之路，更是文明交流的通道。中原的絲綢、銅鏡、禮儀制度經此傳入草原;匈奴的馬匹、音樂、毛皮技藝也經此進入中原。光祿塞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其意義早已超越軍事要塞的范疇，成為民族融合的象征。

　　在昭君之后，光祿塞繼續見證著邊塞的烽火與和平。東漢時期，匈奴分裂，南匈奴附漢，光祿塞又成為安置降胡的前沿據點。不同民族在這里交匯、碰撞、融合，共同書寫著北疆的歷史。

　　唐人李華《吊古戰場文》云：“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但昭君出塞的故事為鐵血邊關添了一抹柔色。清代詩人郭潤玉寫道：“琵琶一曲干戈靖，論到邊功是美人。”當月光同時照亮光祿塞的城墻和匈奴的穹廬，兩種文明終于在戰爭間隙找到了對話的可能。

　　班固在《漢書·匈奴傳》中道出精髓：“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但這種和平從來以實力為后盾。當我們在遺址中發現大漢王朝的攻防設施后，仿佛聽見歷史在訴說：真正的和平，往往需要先擁有終止戰爭的能力。

　　四

　　在中國歷史上，長城從來不是絕對的隔絕線，而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接觸帶。兩種文明在此碰撞、交流、融合，最終共同構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光祿塞作為長城防御體系的一部分，親眼見證了這一歷史進程。

　　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等北方民族大量內遷，與漢族融合。光祿塞所在的河套地區成為民族融合的大熔爐。唐代詩人王昌齡筆下“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的邊塞，已經不再是嚴格的分界線，而成為了大唐多元帝國的內部景觀。

　　遼金元時期，光祿塞雖已失去軍事價值，但其象征意義依然存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相繼入主中原，帶來了游牧文化的元素，與中原農耕文化深度交融。元朝實行行省制度，將草原與中原納入同一行政體系，進一步促進了民族融合。

　　明清時期，長城防線再次受到重視，但此時的邊塞已經不僅是軍事設施，更是貿易口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茶馬互市”繁榮發展，漢蒙藏等民族通過邊塞貿易建立了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系。

　　從漢唐至明清，光祿塞的烽火臺始終未曾熄滅。每當狼煙升起，塞城內外的各族軍民便共同執戈守城。“塞守者非為己也，為天下也”，這種超越族群的共同守護，正是中華民族天下大同的早期實踐。

　　光祿塞目睹了這一切變遷。從軍事要塞到民族橋梁，它的功能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轉變，但始終是連接中原與草原的重要節點。今天，我們站在光祿塞遺址前，看到的不僅是斷壁殘垣，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見證。

　　五

　　“守望相助”這一理念，自古有之。《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語。在邊疆地區，不同民族之間的守望相助更是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站在光祿塞的廢墟上，我思索著“守望”這一概念的古今之變。

　　古代的守望，是戍卒登高望遠，守土衛疆;今天的守望，則是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文化尊重。

　　兩千年前的守望終于完成了它的使命循環——從軍事防御到文化交融，從物理屏障到心靈紐帶，光祿塞的土墻最終化作民族精神的坐標軸。

　　光祿塞的狼煙升起時，往往是漢帝國邊疆政策調整的前奏。從衛青霍去病的“犁庭掃穴”到呼韓邪時期的“羈縻懷柔”，這座塞城始終是漢朝北疆政策的溫度計。“筑塞固守”與“和親通好”，在光祿塞得到辯證統一。這里既有“明火執銳”的軍事準備，也有“關市貿易”的經濟往來，這種剛柔并濟的治邊智慧，使長城不再是隔絕的屏障，而是文明交流的媒介。

　　站在塞墻遺址最高處眺望，可見陰山山脈如巨龍蜿蜒護衛著河套平原。正是光祿塞這樣的邊塞城池，用千百年的守望凝聚起“天下一家”的共識。歷代戍邊將士與游牧民族在此碰撞融合，最終共同編織成中華民族的多彩錦緞。

　　站在光祿塞遺址上，我思緒萬千。這座古老的塞城，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它所承載的“守望”精神，卻穿越時空，在當今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

　　從光祿塞的軍事守望，到今天各民族間的相互守望，變的是形式，不變的是對和平、安寧、發展的共同追求。這種守望，不再是警惕的軍事戒備，而是互助共贏的責任擔當。

　　每個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塞城”需要守護，都有屬于自己的“邊疆”需要開拓。而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時代的“守塞人”，肩負著各自的使命與責任。

　　夕陽西下，余暉灑在光祿塞的殘垣斷壁上，給這些古老的土墻鍍上了一層金色。我忽然明白，歷史從未遠去，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存在。光祿塞的守望精神，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我們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歸途中，我反復品味著宋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憂樂情懷，與光祿塞守邊將士的擔當精神何其相似。不同時代，不同崗位，但那份對家國的責任、對使命的堅守，卻是相通的。

　　光祿塞靜默不語，卻訴說著千年的故事。它告訴我們：守望是一種使命;相助是一種精神。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唯有守望相助，方能攜手共進;唯有銘記使命，方能開創未來。

　　作者簡介：劉嘉耘，現為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烏拉特前旗人大副主任。內蒙古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長城學會會員，內蒙古文物學會理事、內蒙古長城保護研究會理事。作品發表在《人民日報》《內蒙古日報》等報刊雜志。《水，黃牌亮起》等27篇各類作品分獲全國、自治區各級各類評選一、二 、三等獎。被評為全國文旅系統先進工作者;全國群眾體育工作先進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