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陳煥鏞
陳煥鏞（1890—1971），廣東新會人。1919年獲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我來信是想告知你，
我們的研究所還在，
但是幾乎無法正常運作，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躲避
3次—4次的空襲。
我們非常擔心，
我們珍貴無比的標本館和圖書館
將在戰火中銷毀。”
1937年10月14日
陳煥鏞在給摯友、美國著名
植物學家梅爾教授的信中寫道
彼時陳煥鏞正身陷紛飛戰火
信中焦灼，染透紙背
20世紀30年代
陳煥鏞領導的
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
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
建立起擁有11萬號標本
及20多萬份復份標本的標本館
館藏圖書4000多冊的圖書館
以及占地90多畝的植物標本園
成為中國南方重要的
植物學研究機構
截至1937年
陳煥鏞冠名發表的
植物新類群和新組合
已超過200個
當時研究東亞植物的權威專家梅爾
盛贊他為“中國最好的，
同時也是最富有成就的
植物學家之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
陳煥鏞憂心如焚
他首先顧慮的不是個人安危
而是那些費盡心血
采集和收集而來的
珍貴標本及圖書資料的安全
他屢次向校方請求遷往香港保存
終于，校方同意
但聲明一切費用必須由陳煥鏞自籌
1938年1月
陳煥鏞終于籌得搬遷費用
冒著生命危險
先后將14萬多號珍貴植物標本
及圖書、儀器等重要物品
運往香港九龍
同時，他通過家族親人的關系
租得九龍碼頭圍道314號
及彌敦道貨倉一所
用于暫存物資
隨后，陳煥鏞家族出資
在碼頭圍道288號新建了一座洋房
用于存放圖書和標本
并作為中山大學
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
▲1938年—1942年，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液浸標本室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香港九龍被日軍占領
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
香港辦事處被日軍包圍
日軍亮著刺刀闖進辦事處搜查
并將這里監視封鎖
人員不得出入
“在一個濃黑的夜晚，
當敵人的坦克
轟隆隆經過我們門口時，
我們都決定要堅守在植物研究所，
與研究所共生死是我們的命運。”
陳煥鏞回憶道
▲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
危難之際
偽廣東省政府代表勸說陳煥鏞
率領全體工作人員及眷屬遷回廣州
承諾研究所仍由陳煥鏞領導
偽廣東省政府對于所內的
一切行政與人事事務
絕不干涉或更動
并保證全部公物
由研究所繼續保管、自由處理
而經費由偽廣東省政府支持
此時的陳煥鏞面臨兩難選擇
困守香港
但標本很可能會被日寇掠奪
返回廣州，雖然標本能夠保存
但自己會背上漢奸的罪名
為了挽救研究所
他作出了犧牲個人名節
保護科研資料與成果的選擇
為了將標本、書籍等順利遷回廣州
并得以繼續工作
陳煥鏞被迫與汪偽國民政府合作
也因此在1945年被誣告
并卷入漢奸審查案
差點身陷囹圄
此后幸得國內外植物界同行
為他力證清白
才終于在1946年底洗脫冤屈
多少人類文明成果
在無情的戰火中萬劫不復
正是以陳煥鏞為代表的守護者
不顧個人榮辱與安危
舍生忘死，竭力挽救
許多重要的標本和圖書資料等
才得以在抗戰中較好地保留
▲1958年春，陳煥鏞訪問蘇聯柯馬羅夫植物研究所期間，勘定標本查閱文獻（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黃觀程 攝）
1954年，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
和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
被中國科學院接收
分別改名為華南植物研究所
和華南植物研究所廣西分所
陳煥鏞任中國科學院
華南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征鎰曾表示
至1954年
華南植物研究所的分類學基礎
在當時居全國首位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陳煥鏞
在標本館建設等方面
所作的開創性貢獻密不可分
如今，華南植物園標本館
館藏已達百萬號
這些標本無聲地記錄著
陳煥鏞當年的抉擇
他和他的故事
不僅是一段不應被遺忘的歷史
更是一座永恒的精神豐碑
激勵著后人不忘初心
在科學的道路上堅定前行
▲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中的陳煥鏞雕像（圖片來源：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
內容選自《百位著名科學家作風學風故事》
來源：中國科學院直屬機關黨委、辦公廳
責任編輯：李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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