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海玲老師 從楊林老屯到哈爾濱新區 她用文字溫暖鄉愁和生命禮贊

司海玲老師，是蕭鄉文學社散文部部長，是一名優秀的語文老師。她曾贈送我一句海子的《楓》里的一句話：“要有最樸素的生活和最遙遠的夢想，即使明天天寒地凍，山高水遠，路遠馬亡。”這句話，給了我溫暖的情緒價值，也堅定了我們的蕭鄉文學事業。

在呼蘭河畔的文學晨光里，司海玲老師的文字如同沾滿露水的牽牛花，悄然攀上所有原鄉人記憶的籬笆。她的筆尖總能精準觸碰時代脈搏與個體命運的交匯點——那些被歲月打磨得溫潤如玉的鄉村記憶，既是個人的生命史詩，更是一代人共同的精神還鄉。

司海玲的散文世界，是一個用深情與記憶構筑的文學故鄉。她的文字質樸而溫暖，像冬日故鄉屋檐下的冰溜子，清澈透明，折射出時光的光芒。通過那些細膩的日常書寫，她完成了對一代人集體記憶的打撈，讓消逝的鄉村生活重新在紙上獲得生命。

她的創作有兩條清晰的主線：一是對東北農村變遷的忠實記錄，從油燈到電棍兒再到華燈初上，從換香酥糖的驢車到易主的百年老宅；二是對家族、家鄉血脈和鄉情的深情凝視，母親腌鴨蛋的壇子、三舅南征北戰的軍功章、父親看場院的鞭子，都是時代刻在個體身上的年輪。這種雙線敘事使她的散文既有社會學的厚度，又有生命哲學的深度。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她記憶的精確性。那些帶著體溫的細節，讓她的鄉愁具有可觸摸的質地。這不僅是個人懷舊，更是為一代人的精神原鄉建立文學檔案。當她描寫死去的百年楊樹時，實際上是在為一種農耕文明立傳——那棵“圖騰”的枯萎，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在情感表達上，她擅長用克制的筆觸承載深沉的情感。寫母親養豬十年“沒有一頭夭折”的平靜自豪，寫三舅蜷縮車站檐下的深夜，都是通過最樸素的事實傳遞最深刻的情感。這種白描手法，使得苦難記憶不流于煽情，歡樂時光不至于輕飄，始終保持了文學表達的尊嚴。

故鄉，是每個人心底最柔軟的角落，是記憶深處永不褪色的畫卷。對于蕭鄉作家司海玲而言，呼蘭河畔的那個小村莊，不僅是她出生成長的地方，更是她文學創作的不竭源泉。她以細膩的筆觸、真摯的情感，將故鄉的風物、人事與歲月變遷娓娓道來，在“回得去”的記憶與“回不去”的現實間，編織出一曲飽含深情與哲思的鄉土戀歌，盡顯蕭鄉作家的獨特風采。

一、蕭鄉沃土育文心：地域底色與創作初心

呼蘭，這片被稱作“蕭鄉”的土地，因蕭紅與《呼蘭河傳》而成為中國鄉土文學的重要地標。這里的黑土地孕育了厚重的地域文化，也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熱愛鄉土的寫作者。司海玲便是其中之一，作為土生土長的呼蘭人，她的生命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十八歲前幾乎未曾離開生養她的村莊，村西頭的老樹、村東頭的漂河、村中的大沙溝，都是她成長中最鮮活的背景。

這份深植于血脈的鄉土情結，成為司海玲創作的初心。她的文字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滿是對故鄉的赤誠：從《故鄉，我回得去，我回不去》中對大沙溝的魂牽夢繞，到《我還是喜歡北方》中對白山黑水的深情告白，再到《回故鄉》里重走舊路的悵惘與感動，每一篇作品都像是從黑土地里生長出來的莊稼，帶著泥土的芬芳與生活的溫度。她并非單純記錄過往，而是以“蕭鄉作家”的自覺，將個人記憶升華為對地域文化的守望，延續著蕭紅筆下那份對鄉土的真切關懷。

二、記憶里的故鄉：鮮活生動的鄉土長卷

司海玲筆下的故鄉，是一幅細節飽滿、充滿煙火氣的畫卷，每一處風物、每一個場景、每一張面孔，都帶著童年的溫度，清晰得仿佛伸手可觸。

村中的大沙溝，是她童年最熱鬧的樂園。夏天的沙溝里“長滿了孩子”，赤著腳踩在“細細軟軟的黃沙”上瘋跑打鬧，那份觸感“美妙極了”；“掛鋤”時節，沙溝里搭起二人轉的臺子，村民們坐在溝沿兒上看戲，女演員“梳著長長的辮子，戴著高高的頭飾”，《馬前潑水》《馮奎賣妻》的旋律至今縈繞耳畔。即便多年后再憶起，她仍能清晰記得看臺上賣杏子的小販、人群中牽手的新婚夫妻——那時的她不懂愛情，卻能從丈夫“把手放在妻子肩頭”的舉動里，讀懂那份直白的溫柔。只是這份美好后來碎了，因婆婆作梗，夫妻離散，丈夫最終瘋癲，讓她早早窺見了生活的復雜與無奈。

故鄉的生活場景，藏著最樸素的煙火氣。家家戶戶必備的水缸，是她記憶里的“生存符號”——父親用扁擔挑水，母親在壓水井旁忙碌，甚至《平凡的世界》里孫少平靠挑水換來工作的情節，都讓她對水缸生出別樣的情感；煤油燈是“昏暗如豆”的光，卻照亮了冬夜納鞋底的母親、燈下讀書的自己，后來的“嘎斯燈”帶著“臭臭的怪味道”，卻是當時村里最“拉風”的新鮮玩意兒；母親養豬的十年，更是一段充滿韌性的歲月——每年九月去西集買“別人挑剩下的豬羔子”，冬天把小豬抱進屋里喂奶，夏天去田間采野菜煮熟喂豬，最終靠二十頭豬貼補家用，讓她讀懂了父母那代人的勤勞與不易。

還有故鄉的人，是記憶里最溫暖的底色。爺爺曾在生產隊院子里喂豬，二伯曾在那里打過狼，如今物是人非，只剩“長滿青苔的草房”訴說過往；三舅一生吃苦耐勞，做豆腐、干農活，即便半身不遂仍不肯閑著，最終客死他鄉，成為母親心中永遠的牽掛；還有村口的大楊樹，曾是家鄉的圖騰，后來干枯死去，她撫摸著“灰褐色的樹干”，看著上空盤旋的大鳥，淚水忍不住落下——那是對逝去時光最本能的哀悼。

三、時光里的悵惘：“回得去”與“回不去”的辯證

離開故鄉二十多年后，司海玲曾多次重返故土，卻在現實與記憶的碰撞中，讀懂了“故鄉，我回得去，我回不去”的深意。

她回得去地理上的故鄉，卻回不去記憶里的模樣。當年熟悉的回村小路，早已被“沒膝的荒草”覆蓋，“找不到蹤影”；村口的大楊樹死了，只剩下“干枯的枝椏”在風中沉默；曾經熱鬧的大沙溝，被荒草和垃圾填滿，再也抓不到一把當年的黃沙；就連她出生的老房子，也在政府改造后換了門窗，雖“格局沒有變化”，卻沒了記憶里的舊模樣——二娘說，兩個月前房子還保留著她七歲時的樣子，連“棚桿子和燈繩都沒動過”，可她還是“回來晚了”。

更讓她悵惘的，是身份的轉變。小時候在老房子里，她是主人，屋地上的紅磚是父親鋪的，每一寸都印著她的腳印；如今再回去，她成了過客，只能在“吃飯的炕桌、摘櫻桃的窗臺”前，打撈零碎的回憶。她曾在夢中無數次攀爬大沙溝，“溝壁又陡又長，一直向上爬著，直到筋疲力盡”——后來她懂了，那場夢是成長的隱喻，從溝底向上爬的過程，就是她從童年走向成年、從故鄉走向遠方的旅程。

但她始終慶幸，故鄉還在。即便它“日漸衰敗”“氣血不足”，可只要村莊還在，老樹、老房子的痕跡還在，她的鄉愁就有來路。就像她在文中寫的：“家鄉在，我的鄉愁尚有來路；家鄉不在，我的鄉愁只剩歸途。”這份對故鄉的珍視，讓她的文字少了怨懟，多了溫柔——她接受故鄉的變遷，卻永遠珍藏著記憶里的美好。

四、筆底的堅守：蕭鄉作家的精神擔當

司海玲的創作，從來不是個人懷舊的私語，而是對蕭鄉地域文化的自覺傳承與守護。她的文字有兩個鮮明的特質：一是細節的真實，二是情感的真摯。

她擅長捕捉最細微的感官記憶：黃沙的柔軟、香酥糖的甜、煤油燈的暖、凍裂水缸的冰，這些細節讓故鄉變得可觸可感。比如寫童年換香酥糖的場景，她記得賣糖人“扯開嗓子喊‘換香酥糖了——’”，記得香酥糖“像空心的金箍棒”，記得驢車從村西頭走到東頭，“車上的香酥糖越來越少，吃到糖的孩子越來越多”，那份童年的喜悅，透過文字撲面而來。

而情感的真摯，更是她文字的靈魂。寫大楊樹死去時，她沒有刻意渲染悲傷，只一句“我的淚來了”，便讓讀者共情；寫櫻桃樹被砍，二娘“面色平靜”的回答，與她“心里浪滾波翻”的失落形成對比，道盡物是人非的悵惘；即便寫故鄉的衰敗，她也沒有抱怨，而是懷著“唯愿家鄉一直都在”的期盼，溫柔地接納所有變遷。

這份堅守，讓她的文字有了超越個人記憶的價值。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今天，許多鄉村正在消失，司海玲的作品卻像一臺“時光留聲機”，記錄下呼蘭鄉村的生活習俗、器物變遷與人事故事——二人轉的旋律、壓水井的使用、養豬的歲月、過年的期盼，這些內容不僅是她個人的記憶，更是蕭鄉文化的鮮活樣本，為后世留存了一份珍貴的鄉土檔案。

五、家鄉的大沙溝長流，她文心永駐

司海玲的文字，就像呼蘭河畔的流水，平淡卻綿長，帶著黑土地的厚重與溫情。她以大沙溝為起點，走出了故鄉，卻從未真正離開——故鄉的風物、人事與歲月，早已融入她的血脈，成為她文學創作的永恒源泉。

司海玲的創作恰似北方原野上的蒲公英，根系緊扎黑土，種子隨風遠揚。她以從容不迫的敘述，將個人記憶轉化為公共遺產，讓消失的村莊在文學中獲得永生。當我們在高鐵時代懷念驢車鈴聲，在霓虹燈下追憶煤油燈暈，司海玲的文字便成為連通兩個時空的渡船——它提醒著我們：所有奔赴遠方的人，終其一生都在完成一場精神的返鄉。

司海玲的散文創作提示我們：真正的鄉土文學，不是田園牧歌式的美化，也不是獵奇式的展覽，而是帶著體溫的見證。當她在城市床頭擺放“開九果”時，完成的不僅是個人的精神返鄉，更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招呼故鄉的過往——讓消逝的村莊在文學中獲得永恒。

作為蕭鄉作家，她繼承了蕭紅對鄉土的關懷，卻以更溫和的筆觸，書寫著屬于她這代人的鄉愁。她讓我們看到，故鄉或許會在時光中改變模樣，但記憶里的美好永遠不會消失；鄉愁也不只是對過去的懷念，更是對“根”的堅守，對地域文化的守護。

沙溝的流水會繼續向前，司海玲的筆也會繼續書寫。她的文字，早已成為蕭鄉文化的一部分，提醒著每一個遠離故鄉的人：無論走多遠，別忘了來時的路，別忘了心底那片滋養我們的土地。這，便是司海玲作為蕭鄉作家，留給讀者最珍貴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