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價值核心（六）

丁江洲 中國人體工程學研究院書記

人體工程學中，任何“人-機-環境”系統的高效運轉，都離不開一個驅動整體協同的“核心動力源”——它整合系統功能、校準行動方向，確保各組件始終圍繞共同目標發力。這一原理映射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邏輯框架中，民族精神正是支撐共同體存續發展的“價值核心”：它在祖國疆域的地理基礎、多民族國家的社會形態、中國歷史的融合過程與中華文化的精神結晶之上孕育而生，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注入了統一的精神追求與行動指引，如同“心臟”為人體供血般，維系著共同體的精神生命力。

從人體工程學“核心動力源的生成邏輯”來看，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長期“系統實踐”中淬煉的價值凝練，而非憑空產生的抽象概念。正如人體的核心能量源于飲食、運動等多維度的生命活動，民族精神的形成也依托于共同體各維度實踐的滋養：在祖國疆域的守護中，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敵、戍守邊疆，孕育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在多民族國家的建設中，不同民族攜手開發資源、改善民生，沉淀出“團結互助、同心共濟”的協作精神；在中國歷史的融合進程中，各民族克服分裂風險、維護國家統一，凝聚出“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奮斗品格；在中華文化的傳承中，各族人民共享精神財富、共筑文化認同，升華出“厚德載物、兼容并蓄”的包容胸懷。這些源于實踐的精神特質，經過千百年的沉淀與整合，最終凝結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區別于其他群體的獨特價值標識，如同人體工程學中“動力源”需適配系統特性般，精準契合共同體的發展需求。

從人體工程學“核心動力源的功能定位”來看，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承擔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方向校準”與“力量聚合”的雙重作用。人體工程學設計中，“核心動力源”不僅要提供能量，更要確保系統不偏離預設目標，民族精神的價值核心作用正體現于此。一方面，愛國主義如同“指南針”，為共同體校準行動方向：歷史上，無論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的氣節，還是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的擔當，亦或是近代以來各族人民投身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壯舉，都以愛國主義為指引，確保中華民族在分裂風險、外侮挑戰面前始終堅守“國家統一、民族獨立”的目標；當代，從科研工作者為國攻關突破“卡脖子”技術，到邊疆軍民堅守崗位守護國土，再到各族群眾在脫貧攻堅、疫情防控中同心協力，愛國主義始終是凝聚人心、指引行動的精神旗幟，避免共同體在多元價值沖擊下迷失方向。另一方面，愛國主義如同“黏合劑”，聚合共同體的分散力量：人體若缺乏核心動力的統籌，各器官功能便會紊亂，中華民族共同體若失去愛國主義的凝聚，多民族的力量也會分散。正是愛國主義精神，讓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國人產生“我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在“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復興”的共同目標下，將個體、民族的力量匯聚為共同體的整體力量，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強大合力。

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邏輯閉環”來看，民族精神作為價值核心，標志著共同體從“物質聯結”到“精神統一”的最終升華，與前四大概念共同構成環環相扣的邏輯體系。正如人體工程學中“環境-結構-過程-系統-動力”需形成完整閉環才能實現功能最優，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邏輯也遵循“地理基礎→社會形態→歷史進程→文化認同→精神核心”的遞進路徑：祖國疆域提供“物質載體”，讓共同體有了生存空間；多民族國家構建“社會形態”，讓共同體有了組織結構；中國歷史推動“融合過程”，讓共同體有了發展脈絡；中華文化凝結“精神結晶”，讓共同體有了情感紐帶；最終，民族精神升華為“價值核心”，讓共同體有了靈魂與動力。這五大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層層遞進、相互支撐——沒有疆域的承載，民族精神便無“生根之地”；沒有多民族的協作，民族精神便無“生成之基”；沒有歷史的融合，民族精神便無“積淀之程”；沒有文化的滋養，民族精神便無“傳承之脈”。而民族精神作為價值核心，又反哺前四大概念：它強化對祖國疆域的守護意識，鞏固多民族國家的團結基礎，延續歷史融合的發展脈絡，豐富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涵，最終讓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物質與精神共生、歷史與現實貫通”的完整邏輯閉環，具備了穿越歷史風浪、實現永續發展的強大生命力。

以人體工程學視角審視，民族精神絕非抽象的精神符號，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地理、社會、歷史、文化實踐中孕育的“價值核心”，其核心的愛國主義精神，既是指引方向的“指南針”，也是聚合力量的“黏合劑”。它與前四大概念共同構建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整體邏輯，標志著共同體從“外在聯結”到“內在統一”的升華，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支撐與價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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