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得知父親江騰蛟將接受審判，江新德：我爸該落得這個結果

1979年秋，北京的夜風透著涼意，豐臺鎮西后街的一扇木窗卻總是半掩。屋里燈光昏黃，三十多歲的江新德伏在舊算盤前清點廢紙張數，她抬頭望向母親時發現，對方的神色比天氣更冷。距離特別法庭宣判只剩數周，家里誰也不提那三個字——江騰蛟。

廣播里隔幾天就滾動播音，被告名單一次比一次清晰。起初，鄰居還會好奇探頭，如今連他們也學會沉默。江新德的同事龐春蘭來串門時，小聲問：“要不要去聽聽公審？”江新德把算盤珠往上一推，淡淡回了一句：“我爸罪有應得。”短短八個字，像釘子一樣釘在墻上，再無人追問。

時間往回撥二十年。1959年，空軍某師團部的舞會上，二十歲的李燕平第一次見到年近不惑的江騰蛟。那年他肩章上還是兩杠，中等身材，卻有股逼人的銳氣。李燕平出身工人家庭，參軍不久，佩一把醫用剪刀穿梭救護帳篷。舞曲停下，他遞過來一杯汽水，笑著說：“同志，辛苦了。”不久，兩人領取結婚證。七個女兒一個兒子，家里熱鬧得像早市，可在空軍大院，榮耀與憂懼總是并行。

1969年夏，林彪集團暗流涌動。李燕平奉命“考察”文工團人員，化名李巖隨江騰蛟南下。廣州、青島、武漢，她的登記本上密密麻麻寫著名字，卻很少知道背后真正用途。那時的她覺得自己“在執行重要任務”，心底竟隱約有些得意。1971年3月，江騰蛟急匆匆回家，低聲說：“林立果叫我去上海。”短短一句，改變全家命運。

“9·13”事件后，風向驟變。10月，李燕平被帶到空軍路線教育學習班；同月，江騰蛟遭隔離審查。漫長的問訊中，她交代了所知細節。四年后，李燕平被開除黨籍、行政關系下放湖北紅安縣監督勞動。南方水田里的螞蟥經常黏上小腿，她拿樹枝狠拍才能撕下。被太陽烤裂的田埂提醒著，她曾在京城享受過的便利已經灰飛煙滅。

1979年春，全國重新審查“林、江”體系關聯人員。李燕平獲準返京等待處理，只帶回一個舊皮箱。空軍大院早已住進新人，她只能借住在江新德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母女倆常對坐無言，唯一能確定的，是江騰蛟的判決即將塵埃落定。

1980年11月20日晚，法院公告提前張貼。街口小賣部門口擠滿了議論的人，江新德買完醬油，遠遠看了一會兒，沒有上前。第二天她對車間黨支部說：“判幾年我都接受，死刑也行。”這番表態并非刻意裝硬氣，她深知父親曾在空軍里有多少人追隨，一旦罪名洗不清，留給家屬的只有更深的猜疑。

宣判那天，擴音器的嗡鳴聲蓋過冬日的風。江騰蛟最終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消息傳來，李燕平躺在舊木床上第一回睡過了自然醒。她被定為行政十八級，待遇參照退休干部。對外，她面無表情；夜深，她卻翻出泛黃的相冊，把八個孩子的幼年照片一張張理順，仿佛想找出哪里開始脫軌。

幾年后，江騰蛟被移送太原服刑，家屬探視被嚴格限制。江新德按規定每季度可遞一封家書，寫不超過三百字。她常在信尾補上一句：“身體要緊。”別無其他。母親偶爾添上一包削好的紅棗干，算是盡到妻子的心。

時間進入八十年代中期，政策日趨寬松。江騰蛟因病獲準保外就醫，住進太原郊區一所家屬院。院子里能聽到孩子們的鬧聲，也能聞到煤爐味，生活簡陋卻踏實。李燕平搬去照料，他倆再沒有談過過去的榮光，只討論蔬菜漲價、煤球質量。江新德帶著孫輩探望，進門時只是簡單點頭：“爸，吃藥了沒？”江騰蛟拍拍板凳示意坐下，眼角的紋路比往年深了許多。

不得不說，這個家庭最終得以保留完整外殼，已屬僥幸。空軍檔案館后來整理林彪集團材料，江騰蛟的名字依舊列在要犯名單，可同本案有關的絕大多數執行者早已散落各地，淡出公眾視線。至于李燕平，她的晚年薪金不高，卻堅持每月拿出一部分去資助烈士遺孤，“那是組織的孩子”，她解釋得簡短。

歷史留給個人的時空往往逼仄，一念之間的取舍，改變了無數人。江新德那句“我爸該落得這個結果”，既是對父輩的評判，也是對自身和未來的一種自保。她清楚，在奔騰不息的大勢里，私人情感終究讓位于國家法紀，而這一次，她選擇站在后者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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