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陳修良到處安排手下人做副職，被指針對南下干部，后來如何

1949年5月初，南京城里的雨下了一整夜。天亮時，軍管會大樓燈依舊通明，陳修良挽著衣袖在文件堆里來回穿梭。她正把一批熟悉城市業務的舊地下黨員，分配到各處擔任副職。名冊一摞摞往外送，速度驚人。幾天后，議論聲在走廊里拐了彎：南下部隊的人說，這位女市委常委是在“故意對著干”。

風波出現得很突然，卻不算意外。陳修良到南京工作之前，和“突然”打交道已經整整二十年。1930年，她從莫斯科學成歸來，在上海、蘇州、無錫先后做地下交通、聯絡和外圍工會工作。身份換得快，代號換得更快。一次行動能否成功，往往就在半張字條、三句暗號之間。

1946年4月，中央決定重建中共南京市委，組織上給出的條件只有四個字：危險、孤立。此前八任南京市委書記已先后犧牲。接電報那天，她在杭州路口站了片刻，隨即擠上去往南京的班車。她知道自己不能拒絕，因為拒絕的代價更高——南京需要一根神經直通延安。

到南京后，她用“闊太太”作掩護，租下帶花園的小洋房，梳著整齊的卷發出入舞會、茶室。國民黨警備司令部一度把這位“陳太太”當作愛好社交的富商夫人；殊不知，她實際負責的，是一張覆蓋警察局、電話局、碼頭倉庫的情報網。三年里，南京地下黨員從兩百人擴展到兩千人，分布在國民黨軍政要害部門。局勢每變一次，她都得重新洗牌，把骨干調到最合適的空位上，保證隨時能打入敵方新衙門。

值得一提的是，她對情報質量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次，方休把妹妹的丈夫——軍統要員的私人筆記拿給她。里面記錄了長江防御兵力調動。陳修良審閱后決定不走常規交通，親自把膠卷縫進旗袍內襯，深夜搭小船過江，次日午后就遞到華中局。周密到這種程度，才能在渡江戰役前夕派上用場。

1949年4月23日夜，解放軍橫渡長江。4月24日拂曉，35軍進入南京。陳修良裹著旗袍趕到軍部門口，被哨兵攔下。她急得連聲解釋：“我是地下黨書記。”恰好政委何克希出來，兩人相擁后，“原來是你！”一句話讓守衛放下槍。當天下午，國民黨炸毀城市設施的計劃徹底落空，倉庫、渡口、發電廠都基本完好，軍委電報里特意寫下“南京破壞不大”。

然而城市一解放，新麻煩便冒了頭。南下部隊擅長野戰，城市接管卻陌生；地下干部摸熟了巷弄，卻不懂部隊條令。宋任窮看到這種錯位，提議讓地下黨員擔任副職，“帶個路、接地氣”。陳修良點頭應下，三天時間列出名單，涉及工程、財經、公安、民政共十余口子單位。南下青年排長對此很不適應，背地里嘟噥：“副職全是她的人，什么意思？”

流言越滾越大。有人甚至把她創新辦事方法說成“想平分秋色”。陳修良并不著急辯解，她關心的，是新城里的溫度計：干部生活水平、紀律松弛跡象和基層情緒。幾周后，一起公款吃喝被她當眾點名，場面僵硬得連窗外麻雀都沒敢叫。她引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改編的小劇，要求機關干部集中觀看。戲只演了三場，就有人上報：“地下黨借戲諷刺南下干部。”文件送到劉伯承案頭，劉帥批示：“警惕糖衣炮彈，少說多做。”話不多，卻頂用。

接著，一個比流言更棘手的現實冒了出來。供給制下，許多城市干部家屬立刻失去收入來源，生活出現缺口。陳修良跑到市委辦公會，把情況一五一十匯報，建議趕緊研究家屬就業、子女入學。會議結束，她卻被個別同志指責“偏向自己人”。其實，南京地下黨成員家口小，日子并不寬裕，她若真想“特殊”，犯不著把矛盾攤在桌面上。

更大的誤會來自“整頓地下黨”。組織上要求迅速摸底、補辦入黨手續，防止敵特混入。陳修良態度謹慎：過去八任書記全部犧牲，今天能整建制站出來的同志，來之不易。她提出先復核檔案、再逐人談話，時間略往后排。有人給她扣帽子，說她“拖延”。直到多年后，事實證明南京地下黨隊伍干凈，沒有叛徒潛伏，這場指責才慢慢平息。

1950年代，部分原地下干部調離南京，城市治理步入正軌。那段分副職的風波也就成了舊事。偶爾提起，參與者都會笑一聲：“當時真夠尷尬。”其實，陳修良最在乎的是組織紀律能不能立得住。她常提醒同事：“國民黨敗在腐敗，我們不能走回頭路。”句子樸實，分量很重。

1979年起，她開始整理回憶。因為不擅長打字，幾十萬字全靠手寫。寫累了，就站起來活動手腕，一下午能磨掉半截鉛筆芯。稿紙上重點標出的是地下黨如何闖過一次次搜捕，如何在大廳茶樓完成情報交接。“讓后來人知道真相。”她對整理資料的學生這樣解釋。

1998年11月6日，陳修良在北京辭世，享年九十一歲。噩耗傳到南京，幾位已經退休的老同志自發趕到江東門烈士紀念館，擺上一束白菊。他們低聲交流當年插副職的故事，話說著說著，誰也沒再爭對錯，大家更關心那張泛黃的名單是否還在市檔案館里存著。名單上的名字大多已經散落全國，但副職制度留了下來，為后來城市接管提供了模板。這或許是對“針對南下干部”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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