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漢年病逝，尸檢報告顯示，他的肝臟“爛成了豆腐渣狀”

1977年4月14日晚八點，長沙，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走廊里彌漫著淡淡消毒水味。病房門關上不到十分鐘，護士長悄聲說了一句：“走了。”床上那位身形消瘦的七旬老人——潘漢年，生命定格。

臨終前的他，雙手依舊蜷曲成握筆的姿勢。多年寫電報、做筆記留下的習慣，竟伴隨到最后。醫生按程序做尸檢，解剖刀劃開肝臟時，刷地一聲抽氣——里面全是碎渣，肉眼所見近乎泥漿。報告上冷冰冰一句話：“肝組織呈豆腐渣樣崩解。”基層醫師愣了半晌，才小聲嘟囔：“這么爛的肝，還能扛到七十一歲，真是硬命。”

追溯起來，潘漢年的命，一半寫在暗處。1931年春，顧順章叛變的硝煙還沒散盡，中央特科在上海弄堂里換地點、換門牌。康生是“老板”，陳云被喚“先生”，輪到潘漢年，門口站崗的伙計喊他“小開”。這帶著調侃味的稱呼，也預示了日后那樁剪不斷、理還亂的風波。

1939年秋，延安窯洞里寒風直鉆。社會部交給潘漢年的任務很直接：下上海，設法讓汪偽保安局的李士群“開窗放風”。一句話，夠危險，也夠誘人。老潘沉默片刻，點頭收下密碼本，轉身下山。此去三千里，他帶著組織的期望，也帶著隨時被“失蹤”的心理準備。

最具爭議的一幕發生在1943年5月。那天傍晚，法租界的洋房里燈光昏黃。中間人胡均鶴一邊賠笑，一邊半推半拉把他領進客廳。“汪先生在等。”一句輕飄飄的通報，讓潘漢年心頭一緊。汪精衛端著茶來說：“共產黨不如和重慶分道揚鑣。”潘漢年冷冷回一句：“抗日合作是大局，別打歪主意。”十來分鐘的交鋒草草結束，他心里卻翻江倒海。踏出汪宅的那一刻，他清楚自己已經越過紀律紅線。

更要命的是，此事被他悶在肚里太久。1945年2月15日，饒漱石從華中前線給康生發絕密電報，暗示“小開”與日偽談判。中央隨即調查，潘漢年一口否認，毛澤東當場選擇相信。風聲暫時壓下，可疑云并未散去。

十年后，北京香山腳下的會議室里，氣氛凝重。1955年3月，胡均鶴落網，他在訊問中供出1943年的“汪宅會面”。潘漢年頂不住，只得向陳毅作檢討：“我錯在怕麻煩，怕饒漱石抓把柄，一拖十年。”陳毅嘆氣，卻無能為力。四月初，康生審訊時一句犀利追問：“為什么沒在延安說？”老潘低頭，聲音微弱：“越拖越怕。”

案卷翻到1962年，軍法處給出“有期徒刑十五年”。一年后宣判，他已被關押七載。特殊之處在于，1965年他獲假釋，待遇仍按八級干部，能進城，能訪友，秋日里甚至跟妻子在故宮前合影留念。表面風輕云淡，暗流并未停歇。

1967年3月，動蕩驟起。陳伯達手里一紙命令飛到公安部：“再抓回去。”謝富治一句“執行”敲定命運。此后八年，潘漢年在北京、湖南輾轉，被病痛撕扯。醫生診斷肝癌、支氣管炎、類風濕……病歷厚得像本小冊子。可審查筆錄依舊時不時遞進病房，他得一邊輸液一邊回答問題，苦笑道：“問題還是那些，答案還是這些。”

1975年夏，他被送到茶陵洣江茶場同妻子團聚。湘南烈日毒辣，林間卻有蟬鳴。偶爾清晨，他撐著拐杖沿河壩慢走，看工人運茶葉上船，目光里掠過難得的輕松。病勢轉折在1976年冬夜，高燒伴隨劇痛突襲，再返回醫院時，人已極度虛弱。

1977年春，潘漢年最后一次在病歷上簽名。四月十四日夜，他呼吸聲微不可聞，耳邊只剩設備滴滴聲。一代情報骨干的生與死，就此合上封皮。

1982年間，國務院某份內部文件定性：潘漢年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原則錯誤，基本動機為完成任務”，決定平反。消息傳到茶陵，鄉親們搖頭惋惜：“早幾年就好嘍。”史料亦同步更正：其情報線索曾破獲日軍對華中“鐵壁合圍”計劃，直接減少新四軍上千人傷亡。

不得不說，潘漢年的沉默、硬挺和倒霉，交織成復雜剪影。他踩過紀律高壓線，也確曾立過難以替代的功。肝臟“豆腐渣”般碎裂，是多年精神高壓與疾病交互的終點，更是一段隱秘戰線故事的悲涼注腳。歷史檔案里，他的名字仍在情報英雄名冊，卻也被標記了醒目的“警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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