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黃茂才險些被判處死刑，高喊江姐保下一命，30年后成政協(xié)委員

1981年5月的一天清晨，廣西容縣郵遞員在狹窄田埂上急匆匆走來，一封蓋著“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公章的信遞到黃茂才手中。打開信紙，他怔住了——紀念館館長盧光特邀請他赴渝核對“獄中交通員”身份，并稱多份檔案已指向他當年的功勞。信紙不厚，分量卻重，仿佛把三十年陰影一把掀開。

消息來得突然。彼時的黃茂才已56歲，在鄉(xiāng)間小學教書。為了生計，他白天批作業(yè)、夜里喂豬。周遭人熟知他“坐過牢”，卻無人說得清緣由。信件讓沉默的過往浮出水面，他決定立刻成行。出發(fā)前夜，他摸出那件洗得發(fā)白的藍色毛衣——江竹筠親手織下的禮物，線腳處依稀可見幾枚舊補丁。毛衣陪他走進列車，也帶著人們回到更早的年代。

1951年2月，鎮(zhèn)反風聲正緊。黃茂才在課堂講完“三大戰(zhàn)役”剛合上課本，公安人員推門而入，將他銬走。辦案人員盯住他“國民黨看守”的身份，質(zhì)問是否參與“一一·二七”大屠殺。鐵窗、燈泡、皮帶齊上，他最終被迫“供認”兩條莫須有的罪名。案卷寫得模糊，卻足夠把人送上斷頭臺。

1953年7月20日，容縣體育場公審。烈日炙烤，臺下黑壓壓。宣判“死刑”后，黃茂才驟然昂首，大喊：“我是冤枉的！江姐當年策反過我，我替她干過活！”短短十余字，讓執(zhí)行人員面露遲疑。考慮到案情存疑，法院改判無期，移送勞改隊，另立調(diào)查。

這一聲呼救之所以撼動法官，源頭得追到1947年的渣滓洞。那年他十九歲，因字寫得好被提拔為少尉文書，負責點名、查房。初進監(jiān)區(qū)，他信奉“共產(chǎn)黨=暴徒”的官方說辭。可一接觸，觀念慢慢裂開。江竹筠、曾紫霞、劉國志等人談吐平和、態(tài)度篤定，完全不像宣傳中描繪的“匪類”。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策反并非刀光劍影，而是在極普通的對話里完成。某次查房，江竹筠把一團淺藍毛線遞過鐵門：“小黃，你還年輕，多看看外面世界。”句子平靜，卻讓他心里一震。隨后，他被吸收為秘密聯(lián)絡員，負責送藥、遞報、抄錄新聞。兩年間，他往返監(jiān)區(qū)三十多次，把遼沈、淮海、平津勝利的捷報帶進鐵窗，扛著風險也帶來希望。

最轟動的那回，是《示兒信》的轉(zhuǎn)遞。1949年8月，江姐寫下十幾頁紙交他轉(zhuǎn)交《新民報》譚竹安。信里既有對新中國必勝的篤定，也有對幼子云兒的牽掛。他深夜?jié)摮觯陉幱昀镎业浇宇^人。譚竹安拆信時淚流不止。黃茂才默立一旁，內(nèi)心暗潮翻涌——那一刻，他真正明白“革命”意味著什么。

1949年11月，西南局勢急轉(zhuǎn)。國民黨決定屠殺在押政治犯，他卻因母親病重被準假離監(jiān)。16日返崗時，歌樂山已血跡未干，29位同志成為遺像。得知江姐犧牲，他幾乎昏厥。更糟的是，二處處長徐遠舉下令精簡編制，黃茂才被“資遣”出獄。與其說離職，不如說被拋棄。臨行前，他把胡其芬的秘密報告藏進鞋底，交到曠素華手上。組織肯定了他的貢獻，但重慶尚未完全解放，他選擇匿跡回鄉(xiāng)。

新中國成立后，掃盲、土改風起云涌。村里唯一的“文化人”黃茂才成了老師。誰料兩年后橫禍再來：舊檔中“特務”字樣被放大，他被戴上“殺害江姐”黑帽。關(guān)押、拷打、判刑，無一能擺脫。1955年因勞改表現(xiàn)獲減刑15年；1964年提前出獄，但限制遷移，想去重慶求證無門。妻子在田間撐起全家，旁人勸她改嫁，她只回一句：“他沒做壞事。”

1978年，政策撥亂反正。縣里解鎖出行限制，他便打聽當年的幸存者，卻連具體地址都找不到。直到那封烈士陵園的信，將他再度拉入歷史坐標。

1981年7月，黃茂才抵達重慶。盧光特仔細聽完陳述，拍案：“資料能證明你清白。”很快，曾紫霞、胡春甫、仲元等五位知情者聯(lián)名作證，詳細列明他遞信、送藥、傳情報的事實。材料輾轉(zhuǎn)送到容縣公檢法，調(diào)查組復卷、走訪當年同案人員，確認原判失實。

1982年4月12日，容縣法院正式宣告無罪，撤銷全部刑事處罰，并認定其“在極端艱險環(huán)境下，為地下黨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消息刊登在縣政府簡報，不少老鄉(xiāng)才曉得他竟曾是一名隱秘英雄。同年5月，政協(xié)增補委員名單公布：黃茂才在列。從“劊子手”嫌疑到“人民功臣”，足足跨越三十年。

此后，戶口改非農(nóng)，工資補發(fā)，30元生活費按月?lián)芨丁Ｃ磕?1月，他自費赴歌樂山，立于紀念碑前，輕觸冰冷石面。熟悉的人知道，他在那里停留的時間最長，也最安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