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行漫畫》再版，編輯找蕭華確認，蕭華坦言：我不是作者

故事要追溯到更早。1938年，《文獻》雜志主編阿英在上海冒著宵禁，把二十五張記述長征的照片裝訂成冊，為安全起見，他干脆把托人送畫的“蕭華”當成作者。戰火紛飛，這種“張冠李戴”在出版業并不稀奇。只是沒人想到，此后二十多年，這本冊子輾轉書攤、圖書館、私家閣樓，一直背著假名流傳。

1958年末，一位在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年輕人偶然翻出這本舊書，覺得長征題材稀罕，當即寫信建議再版。人民美術出版社隨即奔波各地收集底本，又在上海廠甸舊書攤淘到第二冊。對照后，確定可印，但作者歸屬是硬傷，他們只能硬著頭皮去找蕭華。沒想到，蕭華一句“與我無關”讓編輯們面面相覷，卻也留下線索：“封面那人像軍姿很像董振堂，作者或許在紅五軍團里干過宣傳?！?/p>

線索并不算多，可只要方向對，事情總有突破。編輯部翻閱當年的編制表，紅五軍團宣傳口能畫畫的干部屈指可數。問題在于，這些人新中國成立后多半轉行或轉崗，分布全國，甚至海外。1959年，外交部還有一位常駐印尼的大使——黃鎮，他的簡歷中寫著“紅五軍團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剛好對得上。只是，大使工作繁忙，且常年在外，短期內聯系的希望十分渺茫。再版迫在眉睫，出版社只好退而求其次，請蕭華寫序。蕭華答應了，卻在序里話鋒一轉：“畫家未知，猜想是紅五軍團宣傳干事留下的紀念?！边@一句“大概”，反倒把疑團留得更深。

1961年底，黃鎮奉命回國述職。外交部的來車剛停在機場，便有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守在出口。寒暄過后，一本發舊的《西行漫畫》就遞到了黃鎮面前。翻到封面，他的表情瞬間亮了：“找了這么多年，怎么在你們這兒？”隨后指著那位短棍橫腰、垮槍站立的紅軍指揮員，“這是董振堂！沒錯，就是他！”幾句干脆的話，讓在場的人同時松了口氣，那股激動幾乎要把冬日的寒潮都趕散。

事情算是水落石出了，但真相比想象更曲折。1935年長征途中，黃鎮奉命負責宣傳，他背著小皮包一路速寫，墻面、門板、紙片，見縫就畫。紅軍每到一地，敵人追得緊，黃鎮卻總要落在最后把口號刷完，再追著部隊跑。條件艱苦得難以想象：鞋底磨穿，他干脆拾塊破鼓皮扎成草鞋；饑一頓飽一頓，空腹也擋不住他攤紙潑墨。“畫畫能解乏，也能鼓氣?！边@是他后來對學生說過的話。四五百張速寫裝在那個被他“搶”來的皮包里，隨隊北上?？勺叱鲅┥讲莸啬悄?，他腳傷惡化被抬進哈達鋪，那只皮包與隊伍分散，原稿從此七零八落。能留下的二十五張，全靠此前在延安沖洗成照片，托蕭華帶去大后方。

時間再次指向1937年1月。董振堂率紅五軍固守高臺，力戰數倍于己的馬家軍。在最后彈盡糧絕時，他仍鼓勵身邊戰士：“同志們，堅持到底！”黃鎮聞訊后，趴在蠟光昏暗的桌板上，一筆一劃補完軍長的輪廓?！斑@可能是我給他畫的最后一張像?！倍嗄旰?，黃鎮如此回憶。這張畫像正是《西行漫畫》封面那一幅。

值得一提的是，黃鎮并非科班只學畫畫，他原是上海美專高材生，又是西北軍出身的中尉參謀，能文能武。冼星海聽他唱過信天游，連說“嗓子厚”，林伯渠夜行軍點燈，他順手就素描下來。長征結束，他把筆記本交給中央檔案館，兩厚冊，密密麻麻都是當年速寫。這批材料后來進了國家博物館，但普通讀者難得一見，《西行漫畫》就成了軍旅速寫中少見的公開版本。

再說蕭華。1938年初，他在延安整編北上時被阿英托人刻意寫信：“畫作者署你名，可否？”戰時保密，他只能默認。戰后出版物層層易手，沒想到竟繞回自己身上。這種歷史誤會，在大型群體遷徙和多次印刷過程中并不罕見?？少F的是，當事人并沒有攬功。蕭華再版序言里坦言“我不是作者”，黃鎮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后，也第一時間要求改回署名。1962年5月，《西行漫畫》更名《長征畫集》重新出版，封面明確標注“黃鎮 繪”。編輯部擠出一行注釋：原名《西行漫畫》，1938年上海初版，1959年北京再版，現據原稿核校。

畫冊中描繪的場景，放到今天看依舊沖擊力十足。比如《夜渡金沙江》，黑線勾勒的小船在急流里搖晃，船頭的戰士咬著子彈帶，一只腳已經泡在水里；《雪山行》里，三名紅軍并肩，用火把照著前路，身后是成片漆黑的云，像隨時要壓下來；《軍團長董振堂》最簡潔，只做半身，短棍、手槍、軍帽，寥寥數筆，卻把“和氣待同志、虎膽沖鋒”的氣質勾得淋漓。魏傳統后來給這幅像配詩，稱“隨身不離槍，耿耿忠于黨”，確實貼切。

再版推出后，首印一萬冊不到兩個月便售罄。讀者反饋里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大量來信來自五十歲左右的男性，他們大多在部隊或者工廠工作，對長征歲月懷有天然敬意?！堕L征畫集》沒用口號式語句，不少人說翻著畫冊像在聽老班長講故事，簡單直接，對味。

有人問過黃鎮：“當年如果沒有那只皮包，畫是不是全丟了？”他笑得爽朗：“沒辦法，也許就都留在風里了。可只要精神還在，畫丟了也不算啥?！痹捳f得輕，卻知其中分量——在荒原、雪嶺、草地生死穿行，撿下一點墨跡已是不易，能保存下來，實屬運氣。

在出版社的檔案柜里，至今還放著一本1959年再版樣書，扉頁有蕭華鉛筆跡：“此非我作，倘重印，宜更正。”旁邊另有黃鎮批注：“畫成倉卒，錯訛甚多，勿刪，亦勿改。”兩位將軍用各自方式完成了對歷史的尊重和接力。

《長征畫集》面世六十年后，關于它的討論仍在繼續。畫史研究者評價它“兼具戰地速寫的真實性與木刻漫畫的生動性”，軍事史學者更看重作戰細節的佐證價值。讀者層面則多了份親切：沒有華麗技法，沒有宏大敘事，只是一個畫者在槍炮聲里把所見所感匆匆按下。簡練、直接、粗糲，恰好與那段歲月的節奏一致。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黃鎮與《西行漫畫》的淵源，或許就是：長征路上，他搶下一只皮包，把幾百張畫作塞進去；二十多年后，書頁輾轉被翻開，又把失落的署名歸還給畫者本人。誤會、尋找、認領，層層遞進，像一次不見硝煙的接力。人物早已故去，紙頁仍舊泛黃，但在不同的印刷年份里，每一次翻頁，董振堂那張半身像都會再次挺立，和畫者一起向讀者無聲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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