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仁 ｜徐松《西域水道記》釋文的學術價值

作者介紹

侯德仁，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與史學理論、清代民國邊疆民族史、中國思想文化史、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領域研究。

文章來源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25年第4期，第36-44頁。

摘要

《西域水道記》是晚清西北史地學巨匠徐松的代表作。該書體例仿照《水經注》，由記文、注文和釋文三部分構成。《西域水道記》釋文內容種類豐富，包含解釋音義、疏證地理、考辨時間、匡正錯訛、辨析真偽、補充史事、著錄碑刻文獻等等內容，不一而足。《西域水道記》釋文還具有豐富的學術和思想價值。這些釋文具有旁征博引、史料詳實、考辨精詳、文獻考辨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學術特點，體現了嚴謹性與科學性兼具的學術價值。非但如此，《西域水道記》釋文還有著不容小覷的思想價值，其中所蘊含的大一統國家認同意識就值得深入挖掘總結。

關鍵詞

徐松；《西域水道記》釋文；嚴謹性；科學性；大一統

徐松是晚清西北史地學的著名學者，著有《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賦》等多部著作，在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著“清代西北史地學第一人”之美譽。在徐松的眾多著作中，《西域水道記》條分縷析、層次分明地闡述了西域新疆地區的水道源流分合等情況，學術價值甚高，是徐松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目前學術界關于徐松《西域水道記》研究已取得了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但對于《西域水道記》釋文尚未有專門研究。是故，本文聚焦于《西域水道記》釋文，專門揭橥這些釋文內容的學術和思想價值。

一、 徐松生平概要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北京大興人。徐松生當清代乾、嘉、道三朝，其學術上既深受乾嘉學風熏陶，精于考證輯佚之學，又頗受嘉道間復興的經世實學之影響。是故，張之洞在《書目答問·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十四門中將其列入兩門：一在史學家門，為歷史地理學家；一在經濟家門，治學以經世致用為務，比較準確地概括了徐松的學術趨向。

徐松在青少年時期就因才學出眾為時流所推，九歲應童子試，“學使者奇其文，取入邑庠，補弟子員。年二十舉嘉慶五年鄉試”。嘉慶十年（1805），徐松時年二十五歲，殿試中二甲第一名成進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南書房。總司南書房的大學士董誥十分欣賞徐松，“以松淹雅俊才，心重之，一切應奉文字皆出松手”。嘉慶十四年（1809），徐松被派入全唐文館任提調官，“因徧視《四庫》，讀未見書”，并搜采《永樂大典》之能成卷帙者，從《永樂大典》中抄出《宋中興禮書》二十四本、《宋會要》五百卷、《河南志》三卷。其中《宋會要》抄稿，后來成為今人研究宋史必不可少的資料《宋會要輯稿》。嘉慶十五年（1810），徐松30歲，充任文穎館總纂，成為事實上的文壇領袖，當年即被簡為湖南學政，受命視學湖南。在此期間，他還著成了史地專著《唐兩京城坊考》五卷，初步顯示了他在史地研究方面的才能。這是徐松一生中的第一個階段，可謂年少得志、意氣風發、一帆風順。

嘉慶十七年（1812），徐松“為御史趙慎畛所糾，謫戍伊犁”，時年徐松 32歲。徐松獲罪的原因， 有關史傳資料均無記載，如《清史稿》僅載徐松“簡湖南學政，坐事戍伊犁”，對其遣戍伊犁原因只字未提。《清史列傳》《續碑傳集》亦無記載，繆荃孫《藝風堂文集》僅披露“為御史趙慎畛所糾”，未加具體說明。《清稗類鈔》記徐松“官湖南學政，為武陵趙文恪公慎畛劾罷，戍伊犁，且籍其家。其得罪之原因，蓋隨棚廚夫賣茶點與諸生斂錢，事涉徐之封翁，趙摭以入奏”，對徐松的得罪原因進行了推測。之后，陳垣發表《記徐松遣戍事》一文，才將這一謎底揭開。該文是陳垣據其1925年任清室善后委員會 委員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時從清皇室檔案中查到的原始材料寫成，包括嘉慶十六年（1811）朝廷命初彭齡查辦此案的諭旨、嘉慶十七年最后定案的刑部議奏、軍機處檔案中趙慎畛參奏徐松的原折、初彭齡等查辦核實的奏疏和徐松本人供詞的原件等材料。根據這些材料可知，徐松被參的九條罪狀，能夠真正落實下來的罪責，主要是他在督學湖南期間，將自己所編應試參考資料《經文試帖新帖新編》通過教官賣給考生獲利，結果徐松被削職流放。其實，這種事情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祁寯藻在江蘇督學時就大量刻書令諸生買讀，不但沒人反對還受到別人歌頌，甚至傳為佳話。同樣的事情卻是兩樣的結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是故，后人江標寫有“尋常一樣刊書賣，一負宏名一罪私”的詩句，以示同情。

徐松謫戍伊犁期間，正值松筠第二次出任伊犁將軍。松筠早就有編纂一部新疆地方志書的想法，全面總結分析新疆史地沿革、人文風俗、政治經濟、軍事布防等各方面情況，以便更好地經營治理新疆。松筠早知徐松才學出眾、精于史地研究，于是他決定讓徐松在祁韻士編纂的《西陲總統事略》書稿的基礎上繼續重修此書，以實現他主修第二部新疆通志的夙愿。徐松接受了松筠的重托。為了不負松筠的信任，徐松焚膏繼晷、夜以繼日地考訂西域文獻和史事，大約經過六年左右的編纂考訂，至其嘉慶二十五年（1820）返回北京之前，已基本完成了這部書稿的續纂增訂工作。在此期間，徐松還多次親身前往新疆各地實地考察，獲得了大量的實地考察成果，并將這些成果應用于文獻考辨和著述編纂之中。因而，該書是一部典型的文獻考辨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史地著作。

嘉慶二十五年約六七月間，徐松被朝廷赦免回到北京，其時徐松正好 40 歲。是年十二月，徐松增纂完成的《西陲總統事略》書稿被進獻給剛繼位的道光帝。道光帝對此書大為贊賞，遂欽賜書名為《新疆識略》。是故，道光帝召見徐松御前問對。徐松在問對過程中“奏對西陲情形甚悉”，道光帝頗為滿意，遂賞其內閣中書之職。其后，徐松又被升擢為禮部主事、鑄印局員外郎等職。然而，經歷過獲罪遣戍際遇的徐松對仕途升遷已不十分在意，他回京的主要精力放在整理編纂平生手稿上。此時，徐松寓居順治門（今宣武門）大街，一時朝野名流云集于讀書處“治樸學齋”，與其相互切磋學問，多有相見恨晚之感。經常來往其門下的有張穆、沈垚、程同文、魏源、龔自珍、俞正燮等，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他們閑暇時經常聚在一起切磋學問，探討西北歷史地理。著名學者何紹基曾在一首詩中回憶當年眾人聚會時的情景 云：“星伯徐丈人，名重天祿閣。洎為絕塞行，專究輿地學。李（申耆）張（石洲）與魏（默深）沈（子敦），同時考疆索。爭斠元廣輪，西域及朔漠……當時談藝歡，我皆聞其略。”這些學者之間友誼親密，互相提攜，爭延后進。龔自珍就曾賦詩稱頌徐松曰：“夾帶搜羅海內空，人材畢竟恃宗工。笥河（朱筠）寂寂覃溪（翁方綱）死，此席今時定屬公”，希望徐松能如朱筠、翁方綱一般提攜獎掖后進。徐松果然不負所望，很快在他的周圍就形成了一個西北史地學人群。西北史地學于是成為一時士林風尚，士大夫人人樂談。這是徐松人生的第三個階段，約自其40歲至60歲，近20年。在此期間，徐松將其著作《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等陸續付刻。此外，還寫成了《長春真人西游記跋》《唐登科記考》。繆荃孫說：“先生學識閎通，撰著精博，負重望者三十年”，主要就這一時段而言。

徐松自60歲之后，至其68歲逝世，是其人生的最后一個階段，這已是徐松的暮年時期。他先后出任了江西道監察御史、江南道監察御史、陜西榆林府知府等官職，雖兢兢業業恪盡職守，為官有政聲，卻未見有新的著述。

通過概述徐松生平可知，自32歲遣戍伊犁至60歲的三十年時間，是徐松致力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時期，也是其成長為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一代宗師的重要時期。徐松在這一時期所編纂的《新疆識略》、撰著的《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等，都在西北邊疆史地學史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其中，《西域水道記》更被公認為徐松的西北邊疆史地學代表作。

二、《西域水道記》的成書經過與體例特點

《西域水道記》是徐松撰著《新疆識略》后，接受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好友李兆洛的建議而編纂完成的。根據李兆洛的建議，徐松專門將《新疆識略》中關于西域水道的有關內容進行了輯錄，然后進一步增撰補充史料，詳實考述，最后擴充而成的一部專門的西域河流水道專書——《西域水道記》。據此可知，《西域水道記》的編纂實際上經歷了兩個時期，一是徐松對《新疆識略》的編纂，其中有關新疆河流水道沿革部分的記述，是《西域水道記》編纂的基礎底稿；二是在《新疆識略》河流水道內容記述的基礎上，進一步搜集資料，補充撰述而成《西域水道記》專書。這是徐松在遣戍新疆期間，進行了親身實地考察與大量閱讀和考辨西北史地文獻的基礎上撰著而成的一部關于清代新疆水道專著。

（一）《新疆識略》的編纂經過

徐松接受松筠增纂《西陲總統事略》的邀約后，向松筠提出了前往新疆各地實地考察的建議，一方面增加他對新疆人文和地理的直接認識，一方面他要通過實地考察搜集第一手資料，彌補已有文獻記載之不足。松筠同意了徐松提出的實地考察的建議。徐松在嘉慶二十年（1815）冬從伊犁出發，在近一年的時間里，他歷盡艱辛，跋山涉水，深入沙蹟，遠至巴爾喀什湖地區，考察了天山南北兩路，行程一萬三千余里。徐松每到一地，皆“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仆夫、驛卒、臺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經年，風土備悉”。徐松足履山川，口訪佚聞，又參閱大量檔案資料和歷史文獻，使《西陲總統事略》更加完善，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成書十二卷。道光元年（1821），該書以伊犁將軍松筠名義上呈，道光帝十分贊賞，遂賜名《新疆識略》，又親撰御制序文置于卷首，付武英殿刊行。《新疆識略》成為當時有關新疆史地和政務最為完備和全面的著作，價值頗高。

（二）《西域水道記》的編纂成書

《新疆識略》纂定后，徐松根據好友李兆洛的建議，將其中有關水道部分錄出，變更體例，增加內容，撰成了《西域水道記》五卷，此書是記載西域水道的空前杰作，梁啟超曾評價此書乃“最為精心結撰之作”，成為徐松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另外，徐松還根據親身經歷，著成了《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和《新疆賦》一卷。這些著作，大都“詳核宏麗”，援古證今，糾謬補缺，成一家之言，學術質量上乘，被時人贊譽為“近世言西域者，舉莫能及焉”。同時，這些著作也為時人了解和研究西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所以張琦在《序》中說：“星伯之謫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徐松遣戍伊犁，在徐松的人生歷程中算是一段不幸的經歷。然而，對于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發展來說卻是何其有幸，能與徐松這位西北史地的知音結緣。徐松遣戍伊犁期間所著的《新疆識略》和《西域水道記》，有力地推動了清代西北邊疆史地研究風氣。因此，從學術史的角度而言，此段遣戍伊犁的人生經歷也成就了徐松在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這對徐松來說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三）《西域水道記》的體例特點

《西域水道記》一書，是在《新疆識略》關于河流水道內容基礎上撰著而成，是清代關于西域新疆地區河流水道的專書。在撰寫體例上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一是以 11 個大湖泊為中心勾勒了新疆水系構成情況；二是全書圖文并茂，地圖和文字相互印證；三是全書體裁仿照《水經注》，由記文、注文和釋文三部分構成，且三者有機融合為一體，呈現出綱舉目張、繁而有序的結構特點。

第一， 該書首次創造性地以湖泊為受水體劃分新疆水道。

新疆地區干旱少雨，氣候屬于內陸干燥區，徑流主要仰賴于高山積雪和冰川融水的補給，各大河多穿過山麓戈壁地帶流到沙漠邊緣或湖泊中去，一些水量較少的河流，又多消失在沙漠或下游潴為湖泊。根據這一氣候與水文特點，徐松創造性地采用了湖泊這一受水體來劃分新疆的水系，把全疆水系劃分為羅布淖爾（羅布泊）、哈喇淖爾（敦煌西北之哈拉湖）、巴爾庫勒淖爾（巴里坤湖）、額彬格遜淖爾（瑪納斯湖）、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艾比湖）、巴勒喀什淖爾（巴爾喀什湖）、賽喇木淖爾（賽里木湖）、特穆爾圖淖爾（伊塞克湖）、阿拉克圖古勒淖爾（阿拉湖）、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布倫托海）、宰桑淖爾（齋桑泊）等十一大湖區，從而使著述條理分明，更具系統性，更便于披覽。徐松的這種以湖泊劃分內陸水系的原則，這在其以前無人使用這一方法，因此是極富創造性的。應該說，《西域水道記》的這種寫作布局與劃分方法，與新疆水道的天然布局是相符的，因而也是很科學的。

第二， 有圖有文 ，圖文互參，相互印證。

《西域水道記》每卷之后皆附有水道圖，全書計有水道圖24幅，其中包括《羅布淖爾所受水圖》8幅；《額齊訥淖爾所受水圖》1幅；《哈喇淖爾所受水圖》1幅；《巴爾庫勒淖爾所受水圖》1幅；《額彬格遜淖爾所受水圖》1幅；《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所受水圖》1幅；《巴勒喀什淖爾所受水圖》3幅；《特穆爾圖淖爾所受水圖》1幅；《阿拉克圖古勒淖爾所受水圖》1幅；《噶勒札爾巴什淖爾所受水圖》1幅；《宰桑淖爾所受水圖》5 幅。這些水道圖附于每卷之后，并且可以與每卷文字記載相互參照，從而起到了圖文互參、相互印證的效果，增加了文字敘述的可信性。應該說，這種體例安排繼承了我國古代史地著作左圖右史、圖文互證的優良傳統。

第三，記文簡約，注文詳備，釋文補充。

徐松的《西域水道記》一書行文例仿酈道元《水經注》的體裁，全書文字有記文、有注文、有釋文。“記文”猶如《水經注》的經文，“注文”猶如《水經注》的注文，“釋文”是注文的注文。記文簡約，注文詳備，釋文詮解注文。記文敘水道，曰導、曰過、曰合、曰從、曰注；注文敘水道，經水曰出、曰逕、曰會、曰自、曰入；枝水曰發、曰經、曰匯。其所記水道，為防止異文舛駁，悉以《西域同文志》為準。

以哈喇淖爾所受水為例，其記文曰：

哈喇淖爾二源，東源曰蘇勒河，在洮賴河西。蘇勒河之東有昌馬河，導源昌馬山，北流分為二，東支注達布遜淖爾，西支為靖逆渠，又西流，與蘇勒河合。蘇勒河導源南山，北流過苦峪城東，又北，合于昌馬，是為蘇勒河。蘇勒河西過橋灣城南，又西，過布朗吉爾城北，布朗吉爾水注之。又西，過月牙湖北。又西，札噶爾烏珠水注之。又西，過雙塔北。又西，過亂山墩北。又西，釃為渠。又西，過安西州城北。又西流，與西源合。西源曰黨河，二源并導，西過鳴沙山南。又西，過三危山南。又西，過黨城西。北流，釃為渠。又北流，過敦煌縣城西，舊沙州城東。又釃為渠。又北，分為東西二支，東支東合蘇勒河，西支注于淖爾，與色爾騰海南北相望也。

上述這段記文以句號為斷，每句之下皆列有注文。本段記文僅241字，然而其注釋文字則長達萬余言，為記文的幾十倍。我們以記文“哈喇淖爾二源，東源曰蘇勒河，在洮賴河西”的注釋文字為例，即可見一斑。

其注文和釋文（括號中的文字為釋文）曰：

洮賴河出嘉峪關南山中(《禹貢錐指》云:嘉峪山一名鴻鷺山。《穆天子傳》所謂“天子循黑水至于壁玉之山”者也，關在山之西麓)，西流折而北。又東北，逕舊夷目巴喇牧地之西。又東北,逕牌樓山(山在肅州城西南一百里)。又東北，逕舊黑番與喇嘛納添巴牧地。又東北，逕卯來泉堡北。又東北，逕文殊山西（山在肅州城西南三十里），為洮賴河。蒙古語謂兔曰洮賴，即《漢志》呼蠶水也。東北七十里，逕肅州城西北。又東北三十里，逕下古城南。有紅水河發南山，東北流經金佛寺堡西，又東北，經肅州城東，又東北，經臨水堡西來匯（堡在肅州城東北四十里）。合流逕堡北而東北出邊墻，為天倉河。梁份《西陲今略》云“洮賴河因眾水會入，從下古城之左北流出邊，其水時消時溢，溢則潰決邊墻，消則河皆平地”是也。天倉河逕金塔寺西，又東北，逕鎮夷堡岔山界，有弱水并合黎山西流來匯（《說文》作溺水，為正字，《禹貢》作弱水，為假借字，今謂之黑河，又曰張掖河。后儒不知本為一河，分張掖河當《禹貢》之弱水，黑河當《禹貢》之黑水，誤矣。《禹貢錐指》言弱水原委甚詳，且正程大昌以條支媯水為弱水之訛，惟附會《后漢書·東夷傳》及《晉書》《唐書》之文，謂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余、挹婁而歸東海者，亦誤）又東北，入額齊訥海（額齊訥，即《元史》之亦集乃，蒙古語額齊訥，幽隱也。《元史·地理志》：“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即古居延澤也（江氏永《群經補義》以梁州黑水為今金沙江，雍州黑水為今肅州黑水，言其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南合白水、紅水，又西南流，入臨羌，為青海之上源。青海即西海，《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南為西字之訛。松按，江氏所指，蓋謂今張掖河也，源出甘州府城西南，東北流至府城西二十里，折而西北流，復西北，經高臺縣鹽池驛北，與洮賴河匯，而入額齊訥。青海在甘州正南，豈能北流入之乎？又謂西海流至積石，入黃河，其謬尤不可枚舉）。殷化行《西征經略》云：“康熙三十五年正月，議政大臣、大學士奏言：‘噶勒丹今在科布多，其勢未張，令陜西為一路，期以三月中旬出肅州之鎮夷，順黑河、洮賴河合流處前往昆都倫合兵進剿。’”所謂合流處，即岔山矣。蘇勒河逕昌馬山西，隔山即洮賴河源。

這段記文原來僅僅有寥寥十七個字，而注文和釋文加在一起則長達八百余字，由此可見徐松在撰寫《西域水道記》的過程中對有關新疆水道文獻記載的搜討之勤，功力之深厚。這些注釋文字，是對“記文”的有力補充，與“記文”有機的融合為一體，是全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這些注釋文字強有力地增加了《西域水道記》的學術價值。

三、《西域水道記》釋文的內容和價值

徐松的《西域水道記》作為記載西域水道的空前杰作，是徐松在西北邊疆史地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取得了相當高的學術成就。徐松曾言：“志西域水道，難于中夏者三：一曰窮邊絕徼，舟車不通；二曰部落地殊，譯語難曉；三曰書缺有間，文獻無征。”事實上，在此“三難”之外，還有許多困難，如在舊有記載中，有實非古地而附會者，有實見古籍而誤改者，有以譯語致誤者，種種不可勝言；而且新疆之水，有地異而名異者，有地異而名同者，有名異而實同者，“如斯之類，尤不易于決別”。而徐松正是知難而進克服了種種困難，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才撰成這部空前的杰作。

如前所述，《西域水道記》的體例著意仿照《水經注》，記、注、釋文三者兼備，記文為綱，注文解釋，釋文進一步補充，三者有機融為一體，缺一不可。其中，注文和釋文也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然而，目前學界對于注文和釋文文獻學研究尚未全面展開，實屬缺憾，是故本文聚焦于此展開研究。同時，為了研究便利起見，本文將主要討論《西域水道記》“釋文”的內容及其價值。

統觀《西域水道記》一書，《西域水道記》的釋文不僅詳細闡釋了西域新疆地區的河流水道源流分合地理情況，還廣泛記述了相關的人文風土。凡西域新疆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實、典章制度、民族變遷、風土人情、城邑村莊、卡倫軍臺、廠礦牧場、屯田游牧、日晷經緯、名勝古跡等情況，在“釋文”中都有廣泛的記述，體現出內容廣博、資料豐富的學術特點。

（一） 釋文內容的主要類別

大體說來，按照這些“釋文”在文中的主要作用，可以分類歸納為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解釋音義。如卷一《羅布淖爾所受水上》第一句記文“羅布淖爾者，黃河初源所停滀也”之下有百余字的注文，其中一句注文曰“《爾雅》曰：‘河出昆侖虛，色白。’《河圖始開》曰：‘昆侖之墟，河水出四維。’昆侖者，岡底斯也。”其下則有一段釋文詳細解釋了“岡底斯”乃為山的意思。釋文曰：“凡山，國語曰阿林，蒙古語曰鄂拉，回語曰塔克，西番語曰里。又國語謂雪為呢蟒，依西番語謂之岡，梵語謂之底斯，此合西番語、梵語以名之也。以下凡山者皆質言山，不用方言。”

其二，疏證地理。書中釋文關于地理之疏證甚多，不勝枚舉。這些疏證解釋之文或長或短，或追述地理沿革、方位所在，或記述水流分合、山脈走向，或敘述山川形勝，不一而足。如卷二中的釋文關于康熙時期所立靖逆衛的自漢代以來歷史地理沿革的記述：“靖逆為漢冥安縣地，唐因隋置玉門縣，《元和郡縣志》：‘玉門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有石脂水。’今水在東南二百六十里，是唐縣治在今縣東八十里。至冥安之名，因于冥水。《元和郡縣志》以唐之晉昌為漢之冥安，且言冥水在界內。按，《元和志》既言晉昌置瓜州，又言晉昌為瓜州郭下縣，則去冥水甚遠，非漢之冥安縣明矣。”

再如卷三的注文和釋文對唐代庭州金滿縣、北庭都護府與元代北庭都元帥府治所為濟木薩的記述與考辨。注文記載曰：“濟木薩，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唐為庭州金滿縣，又改后庭縣，北庭都護治也。元于別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帥府，亦治于斯。”其下進一步用釋文進行補充考辨曰：“《元史·憲宗紀》：‘元年，以牙喇瓦赤、不只兒、斡魯不、覩荅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賽典赤、慝昝馬丁佐之；訥懷、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馬、也的沙佐之；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法合魯丁、匿只馬丁佐之。二年，分遷諸王合丹于別石八里地。’《地理志》：‘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兀城子里軍站事。’《世祖紀》：‘至元十五年冬十月，賑別十八里、日忽思等饑民。十七年春正月，命萬戶綦公直戍別失八里。冬十二月，置鎮北庭都護府于畏吾兒境。’……《成宗記》：‘元 貞元年春正月，立北庭都元帥府。’”

其三，考辨歷史時間。如對蘇勒河流域苦峪城筑城年代的考證云：“《明史·西域傳》不詳（苦峪城）筑城之年。考《（明史）本紀》：‘成化十三年十月戊申復立哈密衛于苦峪谷。’則筑城當在是年。馬文升《興復哈密記》載成化九年事，但言苦峪，無城字，是也。而《西夷事跡記》成化九年事則有苦峪城之文，疑以后來地名追書之耳。《成祖實錄》云：‘永樂三年十二月，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言哈密歸附頭目買住察罕不花等二百七十八戶居苦峪里，告饑。’其時未筑城，故謂之苦峪里。猶《本紀》言苦峪谷也。”本處引征多種史料綜合辯證，考定苦峪城建城之年為成化十三年（1477）。而僅僅從這一小段考證建城時間的文字中，即可以看出徐松采用了本證法、旁證法與簡明理證法三種考據方法，由此亦可證明徐松的學術考辨功底。

其四，匡正錯訛，辨析真偽。匡正錯訛之例，在《西域水道記》釋文中可謂觸處皆是，屢見不鮮。如對卷二注文“南山者，博羅圖山。《漢書》曰：‘焉耆東北有大山，所謂焉耆山。’即天山矣”的釋文，曰：“新疆北路之南面大山，皆可謂之天山。而《漢書》屢言天山，則其時必舉一主峰名之。晉灼、顏師古不能實指其地，《唐書·地理志》亦兩歧其說。證以《漢書·匈奴傳》《西域傳》，蓋其時所謂天山，即今之博羅圖山，山在焉耆國之北，故又曰焉耆山。《太平御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謂焉耆之通借，祁連與焉耆并舉，正以互文見義，非祁連山之外別有焉耆山也。蒙古語謂天為騰格里，西域有騰格里山，今時指為天山主峰，亦非《漢書》之天山也。說詳余《漢書西域傳補注》。”這一處釋文糾正了《新唐書·地理志》關于天山的歧異記載,并征引相關史料證明了漢時所稱的天山即為清代的博羅圖山，即為其時的焉支山。

再如卷三注文“天倉河逕金塔寺西，又東北，逕鎮夷堡岔山界，有弱水並合黎山西流來匯”句，其下釋文對歷代文獻關于弱水記載之錯訛進行了考辨，曰：“《說文》做溺水，為正字，《禹貢》作弱水，為假借字，今謂之黑河，又曰張掖河。后儒不知本為一河，分張掖河當《禹貢》之弱水，黑河當《禹貢》之黑水，誤矣。《禹貢錐指》言弱水原委甚詳，且正程大昌以條支媯水為弱水之訛，惟附會《后漢書·東夷傳》及《晉書》《唐書》之文，謂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余、挹婁而歸東海者，亦誤。”

其五，補充重要歷史史實。《西域水道記》在寫到某個曾經發生重要歷史事件的地名時，往往以注釋的形式以大段的文字補充敘述這一歷史事件，以此來加深讀者對此地重要性的認識。其典型的例證是關于伊犁河的釋文。首先記文引出伊犁河，“巴勒喀什淖爾者，伊犁河所潴也。伊犁河二源，西南源為特克斯河……東南源為空格斯河……二水合流，是為伊犁河”。隨后，注文則闡述了伊犁地區自漢代以來至清代的歷史沿革，并在注文和釋文中重點寫到了徹底平定準噶爾部叛亂這件重要的歷史事件。注文只有一句話：“乾隆二十年，始定伊犁”，而釋文則以二百字左右的篇幅較為詳細敘述乾隆二十年清朝出兵平定準噶爾部，清軍甫一入疆即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熱情歡迎的真實場景，可見統一乃是人心所向，而分裂始終是不得人心的。釋文詳細記述曰：“《方略》載：是年五月壬辰，‘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等奏言：臣等帶兵自入準噶爾邊境以來，遠近皆望風歸附。迨至伊犁，沿途厄魯特、回子、喇嘛等，有牽羊攜酒、迎叩馬前者，有率其妻子、額手道旁者。臣等恭奉圣主恩旨，宣布曉諭。所在人眾，咸稱準噶爾地方數十年來兵革相尋，群遭涂炭，達瓦齊自為臺吉，荼毒所屬，毀殘黃教，眾人不但無以為生，將立見骨肉離散。今大皇帝撫育群生，遣兵拯救，我等得以瞻仰天日，出于水火，不勝環抃。臣等見道旁居人并未遷徙，耕牧如常，且老幼婦女，毫無驚懼，前后隨行，踴躍歌舞。伏思皇上籌畫萬全，一一洞鑒事幾之先，臣等仰承指授，得以迅速奏功，實千古未有之事。現今即渡伊犁河，務擒達瓦齊俘獻。’”

其六，著意保存碑刻歷史文獻。由于徐松“性好碑碣鐘鼎文字，謂足資考證”，于是“在西域披榛剔莽”，親手拓錄了許多碑刻資料。這些碑刻大多是清以前的歷史碑刻，這些碑刻有著重要的考古學、金石學價值，其中有《漢裴岑碑》《唐姜行本碑》《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元至正造象記》《唐李府君修功德碑》《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唐索勛紀德碑》《元皇慶寺碑》《唐金滿縣殘碑》《唐造像碣》《元造像碣》；再有就是清代時人的碑刻，如《高宗純皇帝圣制勒銘格登山碑》《班義烈公碑》《鄂剛烈公碑》《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前、后碑》，這些清代的碑刻都是清軍平定新疆過程中的勒銘記功碑，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宣揚清王朝的赫赫戰功。同時，由于這些碑文記載了清軍統一西北的戰爭經過，因而有著不可忽視的軍事史價值。可見徐松對碑刻的搜討用力甚勤，因而載錄頗豐。

徐松對這些碑刻大都全文載錄碑文，且對石碑大小進行測量。如唐姜行本碑，“以慮俿尺度之，碑高七尺五寸，寬二尺七寸一分，厚七寸。十八行，行四十七字，正書。額五行，行三字，亦正書。額曰：‘大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文’”。再如唐索勛紀德碑，“高三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字徑五分。額高一尺，廣九寸，四行，行四字，正書題曰‘大唐河西道歸義軍節度索公紀德之碑’。第一行‘節度判官權掌書記（下缺）’，弟二行以下為碑正文”。又如徐松對莫高窟碑的記載，我們據此可知莫高窟修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其云，鳴沙山“東麓有……千佛巖。巖之莫高窟前，側立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蓋碑創于前秦，彼土耆士趙吉云：乾隆癸卯歲，巖畔沙中掘得斷碑。有文云‘秦建元二年沙門樂僔立’，旋為沙所沒。《李君碑》即修樂僔功德也”，這是目前所知對此碑最早的文獻記載。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兩面刻，度以建初尺，高五尺七寸六分，廣三尺二寸。前面二十八行，行五十字。后面三十行，行四十八字。碑首篆額‘大周李君修功德記’八字，已剝落”。徐松對上述碑刻資料都予以了全文抄錄，它們都具有著較高的史料價值，如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就揭示了莫高窟最早營建時間，因此迄今深受敦煌學研究者重視。應該指出，徐松親身踏訪和抄錄西域新疆碑刻資料，實際是一種有意識地保存碑刻歷史文獻的行為，這體現了徐松富于遠見的存古意識與卓特識見。綜上可見，廣搜碑刻、考地存文是《西域水道記》的重要學術特點之一。

尤其可貴的是，徐松《西域水道記》中還載錄了一些就連官修《西域圖志》都未曾收錄的碑刻資料，恰好可補《西域圖志》記載之缺。如《西域水道記》中收錄了很多清以前的歷史碑刻，而《西域圖志》中僅收錄有《漢裴岑碑》《唐姜行本碑》。《西域水道記》還收錄了多塊清代時人所鐫之西域碑碑文，其中的《班義烈公碑》《鄂剛烈公碑》在《西域圖志》中就沒有收錄。當然，官修《西域圖志》中也有《西域水道記》中未收錄的碑刻，如《西域圖志》收錄的《唐朝散大夫鄭王府咨議隴西李太賓碑》《唐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丞□□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在《西域水道記》中就沒有記載。由此可見，《西域水道記》和《西域圖志》關于西域新疆碑刻文獻的記載各有所長，可以互補缺漏，它們對于西域碑刻文獻的搜討保存之功皆可彪炳史冊、嘉惠學林。

（二） 釋文體現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價值

《西域水道記》的釋文數量和內容都十分豐富，不僅數量多，且內容豐富，學術質量上乘，學術價值和思想價值都相當高。簡單說來，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史料詳實，旁征博引，考辨精詳。《西域水道記》全書史料征引十分豐富，據筆者統計，全書征引了上自先秦的史籍文獻，下迄清代撰述的各種西北邊疆史地文獻達到110種之多，可謂征引宏富。這些文獻中的大部分書籍，都被釋文所征引利用。因而，該書的釋文也一樣呈現出史料征引廣博的學術特點。正是因為材料征引豐富，釋文對于歷史史事與歷史地理的考辨建筑于史料基礎之上，加之作者還具有嫻熟的學術考據功底，因而《西域水道記》的釋文呈現出考辨精詳的學術特點。是故，鄧廷楨在該書序言中稱贊說：《西域水道記》“積殊方之駒隙，決亙古之孤疑”，“功似披榛，稿如束筍。問奇不遺一體，操觚已越十年。豈惟藏在名山，洵可懸之通國。”

第二，文獻考辨與實地考察相互印證，研究具有嚴謹性和科學性的特點。《西域水道記》具有文獻考辨詳實、學風嚴謹的特點，前文已述之。其實，還不僅如此。由于徐松在編纂《新疆識略》的過程中多次前往新疆實地考察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因而該書常常將實地考察成果與文獻史實考辨相互印證，從而又形成了嚴謹科學的學術特點。從徐松所著《新疆賦》中大略可見徐松在新疆考察的大略情況：“走以嘉慶壬申之年（十七年），西出嘉峪關，由巴里坤達伊犁，歷四千八百九十里。越乙亥（二十年），于役回疆，度木素爾嶺，由阿克蘇、葉爾羌達喀什噶爾，歷三千二百里。其明年，還伊犁，所經者英吉沙爾、葉爾羌、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吐魯番、烏魯木齊，歷七千一百六十八里。”由此可見，徐松考察的路途遙遠，所經之地甚多，所見所聞所得之資料當不知凡幾。加之，徐松還親身對相關的古跡和歷史遺存進行實地測繪和記錄，更增加了《西域水道記》一書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如前文之引文中，徐松對姜行本紀功碑、唐索勛紀德碑等石碑的踏查和拓印，還親自測量這些石碑的尺寸情況，這不僅增加了徐松對西北史地的親身認識，更增加了相關史地考辨的科學嚴謹性。

第三，全書貫穿著對大一統國家認同的思想。《西域水道記》一書雖然是徐松遣戍伊犁期間所著，但是從該書之中不僅看不到徐松遣戍西北邊疆伊犁的苦悶哀怨之情，卻反而能從該書中看到一種昂揚的精神基調。我們從該書的《自序》和正文內容之中，都可以明顯感受到徐松對于清朝平定西北邊疆實現國家大一統的強烈政治認同。徐松在《自序》中說：“西域既平，則建之庭。滔滔伊列，環流境清”“我疆我理，原田美美。千耦其耘，歲獲則倍。”“洋洋龍骨，其流不息。有磑可舂，有魚可食。種人居之，以康以殖。”“萬里輶軒，靡國不到。我窮崖涘，奄蔡之徼。取殿茲篇，聿彰聲教。”由這些自序文就可以明顯感受到徐松對于清朝重新統一西域后，萬里變通途，國家聲教迄于西北邊疆，邊疆各族人民安居樂業的場景十分的自豪。因而，他在該書正文中多次表達對大一統的肯定和贊揚，而在釋文中也是如此，卷二中即引用乾隆帝之語曰“朕八荒在闥，六合為家，既耆定乎準夷，遂收乎回部”，以此表達對實現國家一統的認同和肯定。總之，該書的大一統國家認同思想是十分明確的。因而，《西域水道記》一書的思想價值也是不容忽視的。是故，梁啟超先生稱贊其為“最為精心結撰之作”，絕非虛言。

總之，《西域水道記》一書記、注、釋文兼備，體例謹嚴，內容豐富，是學術考辨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的西北邊疆史地典范之作。《西域水道記》釋文更是旁征博引、考證精密、思想意蘊豐富，具備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編輯：謝昱冬

媒體編輯：李陳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