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劉亞樓逝世，臨終前曾詢問妻子：有件事你一定還在恨我吧？

1964年10月21日凌晨，廣東遂溪機場的跑道被探照燈撕開，一陣海風吹得指揮帳篷獵獵作響。劉亞樓縮緊風衣，咳嗽壓在喉間卻被他生生咽下，目光仍牢牢鎖住雷達熒光。幾分鐘后，他輕聲交代：“繼續追蹤，美制無人機可能掉頭。”身旁參謀想勸他回營休息，卻終究沒開口——太了解司令的倔強。

從遂溪返回北京，他直接鉆進空軍機關會議室，連續數小時聽匯報、批文件。隔著門縫，翟云英望見丈夫憔悴到兩頰凹陷，忍不住開門提醒：“先去協和查查肝功能。”劉亞樓揮手：“等我把營房方案定了再說。”說完又埋頭在圖紙上圈圈點點。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不怕病，只是怕耽擱空軍建設。為擴編訓練場、為維修跑道、為解決飛行員宿舍緊缺，他能把清晨五點的電話打到工程兵團長的宿舍。翟云英后來回憶，那段時間丈夫幾乎把病痛當成不存在的事，“就像螺絲緊到極限，隨時可能崩斷，卻還在硬撐”。

11月中旬，中央保健醫生例行體檢時摸到他肝區，瞬間變色，緊急拍板做B超。結果是彌漫性肝癌，很兇。報告經由汪東興送到中南海，毛澤東批示：停下手頭工作，擇優治療。命令清晰，卻對劉亞樓并不起作用。他剛走出協和，就讓司機轉去門診部旁的工地，盯著三座半拉子樓說：“多擠幾間宿舍，給新飛行員。”

翟云英只能暗地里求助空軍副參謀長，讓部隊領導強行把人“押”去上海華東醫院。臨上機前，劉亞樓在機關院里轉了半個多小時，摸摸剛冒尖的銀杏苗，說了句：“等它們長成，你們就有大樹蔭了。”誰都沒想到，那竟是他的訣別。

春節一過，新藥、化療、保肝三管齊下，卻擋不住癌細胞擴散。3月下旬，周恩來到病房，見他穿軍裝、梳整齊，硬撐著從床上站起來敬禮。總理心里酸，卻只輕聲說：“醫生讓你好好配合。”回程車上，周恩來紅過眼眶，低聲對秘書道：“再去看，他還會起身送，我開不了口。”

4月下旬，病情急轉直下。他索性把空軍幾位軍、師指揮員叫到病房，通宵討論防空戰術，連輸液都不肯耽誤。“無人機可能改低空突防，要預先把雷達屏調低十度。”這句話后來寫進《對付無人駕駛飛機研究報告》，成為技術骨干們的操作指令。

就在同一時期，孩子們幾次想從北京趕來探望，都被父親婉拒。“學業和訓練要緊，別因為我耽誤。”無奈之下，他們只好給父親寄去合影。照片和信，被劉亞樓揣在睡衣口袋里，夜深時摸一摸，再放回原處。

5月7日清晨，翟云英守在床前，聽丈夫氣息急促。劉亞樓忽然握住她的手：“阿英，有件事你一定還在恨我吧？”妻子疑惑，他繼續：“五十年代你闌尾炎發作，我只讓秘書送兩箱蘋果。那時我忙著調飛機，心里記到現在。”翟云英眼淚直掉：“那算什么事？你把整個空軍都扛在身上，我理解。”

他點點頭，聲音更低：“謝謝你的理解，也謝謝你替我教好孩子。以后得靠你自己——要做個頂天立地的人。”說完這句話，目光漸漸散開。15時45分，心電圖成了直線，55歲的劉亞樓離開了藍天。

整理遺物時，翟云英在那件舊睡衣口袋里翻出孩子們的合影，邊緣已被捏得發白。醫護們屏住呼吸，房間里只剩低低的抽泣。隨后中央發布訃告，按大將規格舉行追悼會。周恩來在靈車前對空軍黨委說：“亞樓走得太早，空軍司令人選，很難。”寥寥數語，分量沉重。

多年后，再進空軍大院，銀杏樹已合抱粗，樹蔭下一群年輕飛行員抬頭看飛機劃過。有人提到劉亞樓，語氣像談一位站在跑道盡頭的老長官——命令嚴厲，卻永遠護著他們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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