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21日凌晨,廣東遂溪機場的跑道被探照燈撕開,一陣海風吹得指揮帳篷獵獵作響。劉亞樓縮緊風衣,咳嗽壓在喉間卻被他生生咽下,目光仍牢牢鎖住雷達熒光。幾分鐘后,他輕聲交代:“繼續追蹤,美制無人機可能掉頭。”身旁參謀想勸他回營休息,卻終究沒開口——太了解司令的倔強。
從遂溪返回北京,他直接鉆進空軍機關會議室,連續數小時聽匯報、批文件。隔著門縫,翟云英望見丈夫憔悴到兩頰凹陷,忍不住開門提醒:“先去協和查查肝功能。”劉亞樓揮手:“等我把營房方案定了再說。”說完又埋頭在圖紙上圈圈點點。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不怕病,只是怕耽擱空軍建設。為擴編訓練場、為維修跑道、為解決飛行員宿舍緊缺,他能把清晨五點的電話打到工程兵團長的宿舍。翟云英后來回憶,那段時間丈夫幾乎把病痛當成不存在的事,“就像螺絲緊到極限,隨時可能崩斷,卻還在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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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中央保健醫生例行體檢時摸到他肝區,瞬間變色,緊急拍板做B超。結果是彌漫性肝癌,很兇。報告經由汪東興送到中南海,毛澤東批示:停下手頭工作,擇優治療。命令清晰,卻對劉亞樓并不起作用。他剛走出協和,就讓司機轉去門診部旁的工地,盯著三座半拉子樓說:“多擠幾間宿舍,給新飛行員。”
翟云英只能暗地里求助空軍副參謀長,讓部隊領導強行把人“押”去上海華東醫院。臨上機前,劉亞樓在機關院里轉了半個多小時,摸摸剛冒尖的銀杏苗,說了句:“等它們長成,你們就有大樹蔭了。”誰都沒想到,那竟是他的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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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一過,新藥、化療、保肝三管齊下,卻擋不住癌細胞擴散。3月下旬,周恩來到病房,見他穿軍裝、梳整齊,硬撐著從床上站起來敬禮。總理心里酸,卻只輕聲說:“醫生讓你好好配合。”回程車上,周恩來紅過眼眶,低聲對秘書道:“再去看,他還會起身送,我開不了口。”
4月下旬,病情急轉直下。他索性把空軍幾位軍、師指揮員叫到病房,通宵討論防空戰術,連輸液都不肯耽誤。“無人機可能改低空突防,要預先把雷達屏調低十度。”這句話后來寫進《對付無人駕駛飛機研究報告》,成為技術骨干們的操作指令。
就在同一時期,孩子們幾次想從北京趕來探望,都被父親婉拒。“學業和訓練要緊,別因為我耽誤。”無奈之下,他們只好給父親寄去合影。照片和信,被劉亞樓揣在睡衣口袋里,夜深時摸一摸,再放回原處。
5月7日清晨,翟云英守在床前,聽丈夫氣息急促。劉亞樓忽然握住她的手:“阿英,有件事你一定還在恨我吧?”妻子疑惑,他繼續:“五十年代你闌尾炎發作,我只讓秘書送兩箱蘋果。那時我忙著調飛機,心里記到現在。”翟云英眼淚直掉:“那算什么事?你把整個空軍都扛在身上,我理解。”
他點點頭,聲音更低:“謝謝你的理解,也謝謝你替我教好孩子。以后得靠你自己——要做個頂天立地的人。”說完這句話,目光漸漸散開。15時45分,心電圖成了直線,55歲的劉亞樓離開了藍天。
整理遺物時,翟云英在那件舊睡衣口袋里翻出孩子們的合影,邊緣已被捏得發白。醫護們屏住呼吸,房間里只剩低低的抽泣。隨后中央發布訃告,按大將規格舉行追悼會。周恩來在靈車前對空軍黨委說:“亞樓走得太早,空軍司令人選,很難。”寥寥數語,分量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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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再進空軍大院,銀杏樹已合抱粗,樹蔭下一群年輕飛行員抬頭看飛機劃過。有人提到劉亞樓,語氣像談一位站在跑道盡頭的老長官——命令嚴厲,卻永遠護著他們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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