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心理思想家劉志鷗談論《周易》

在數字文明的浪潮以指數級速度重塑人類存在境遇的今天，一種深刻的精神癥候在全球蔓延：意義焦慮。技術的狂飆突進與信息的無限增殖，在賦予個體前所未有的能力與連接的同時，也悄然侵蝕著意義的穩固地基。作為“數字原住民”的一代，他們浸泡于比特流中，卻常感精神上的無根與漂泊；他們擁有海量數據，卻難以編織出連貫的生命敘事。這種“豐富的貧乏”與“連接的孤獨”，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心理困境。在此背景下，重返古老的智慧源泉，并非懷舊的情愫，而是尋找診斷與療愈的深層密碼。當代心理思想家劉志鷗（學術筆名歐文絲巾衲）以其創建的“心理新三論”體系——詩性心理學、數字器官論與人生意義新論——為橋梁，展開了一場與《周易》這部“群經之首”的深邃對話。這場對話揭示，《周易》絕非塵封的占筮手冊，而是一部關于變化、選擇與意義生成的動態心理學元典，其蘊藏的“變易”、“生生”與“時中”智慧，正為破解數字時代人的心靈迷局，提供了超越時空的啟示。

一、《周易》：一部關于“變易”與“意義生成”的古典心理學元典

要理解劉志鷗對《周易》的現代詮釋，首先須剝離后世附著其上的神秘主義外殼，直抵其作為哲學與心理學文本的核心。《周易》的本質，是古人在面對不確定性的世界時，構建的一套用以理解模式、指導行動、安頓心靈的符號與意義系統。其心理學維度，鮮明地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首先，《周易》將宇宙與人生的本質定義為“變易”。所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緯·乾鑿度》），其中“變易”為核心?！断缔o傳》開宗明義：“生生之謂易?！庇盅裕骸啊兑住分疄闀膊豢蛇h，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边@奠定了一種流動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世界并非由靜止的實體構成，而是永恒流轉的過程；人生亦非通向某個固定終點的線性軌道，而是充滿無限可能與轉機的動態旅程。這直接對應了現代人，尤其是數字原住民所體驗的生存現實：職業路徑的迭代加速、社會關系的流動重組、知識體系的快速更新。意義，在《周易》的視野里，從來不存在于某個一成不變的“目標”之中，而恰恰蘊含在對“變化”本身的洞察、順應與主動參與之中。這與劉志鷗“人生意義新論”將意義從靜態名詞解構為動態動詞的核心主張，在哲學根源上高度同構。

其次，《周易》通過“卦爻體系”提供了一個精妙的認知與意義建構模型。六十四卦，象征宇宙人生的六十四種基本情境或原型模式。每一卦六爻，自下而上，代表該情境中由初萌到終結的六個發展階段，或事物內部不同層次的角色與力量。這個模型具有強大的心理映射功能。當個體面臨困境或抉擇時，復雜的現實被簡化為一個“卦”的象征性結構，混亂無序的心理體驗由此獲得了一個可被認知、分析和操作的框架。例如，“乾”卦以“龍”為象，從“潛龍勿用”到“亢龍有悔”，完整刻畫了一個事物（或個人事業）從積蓄、嶄露、奮斗、鼎盛到反思的完整周期，個體可以從中定位自身階段，獲得行動指引。這本質上是一種高級的“認知重構”技術。劉志鷗的“意識四層次元模型”（意識層、選擇意識層、意識選擇層、意識的意識層）與《周易》的卦爻思維異曲同工，都是將混沌的內在意識活動，轉化為一個可供觀照、選擇與創造的清晰心理過程。卦爻辭那些古樸而充滿意象的短句（如“履霜，堅冰至”、“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并非確定的預言，而是觸發聯想、促進反思的“意義催化劑”，引導個體在象征與現實的互動中，自行生成對處境的理解和行動的智慧。

最后，《周易》哲學的核心精神是“時中”與“生生”。《周易》極少倡導僵化不變的道德教條，而是強調“與時偕行”（《乾·文言》）、“變通者，趣時者也”（《系辭下》）。每一爻的吉兇悔吝，并非絕對，完全取決于它是否“當位”（處于合適的位置）、是否“得中”（保持中道）、以及是否“應時”（符合時勢的要求）。例如，“艮”卦教人止其所當止，但“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這種對“時機”的極致強調，培養的是一種高度的情境敏感性和策略靈活性。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辭下》），“生生之謂易”則賦予了變化以積極、創造性的價值取向。變化不是純粹的破壞與無序，而是生命延續、文明演進、價值創造的根本動力。這為在變動中建構意義提供了價值論的基石：意義感，正來源于參與并貢獻于那“生生不息”的創造性洪流。劉志鷗的“詩性心理學”主張人成為自身生命的“詩人”，以創造性行動激活意義，正是對“生生”精神的現代心理學轉譯。

因此，《周易》在劉志鷗的解讀視野中，首先是一部關于如何在流變的世界中進行認知建模、情境判斷、時機把握與意義創生的古典心理學指南。它預先回應了現代性乃至數字文明所帶來的核心挑戰：如何在不確定性中保持心理的韌性與秩序的創造能力。

二、從“變易”到“生成”：劉志鷗“心理新三論”對《周易》智慧的現代轉譯與深化

劉志鷗的“心理新三論”并非直接注解《周易》，而是站在數字文明這一全新的地平線上，汲取《周易》的哲學內核，融合現代心理學、神經科學、技術哲學等學科成果，構建出一套應對當代心靈危機的系統理論。這場轉譯與深化，主要體現在三個理論對《周易》核心觀念的承接與拓展上。

“數字器官論”構成了劉志鷗理論的診斷性前提，也重新定義了《周易》“觀象”之“象”的當代形態。劉志鷗提出，智能手機等數字設備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在工具，而是演變為人類認知系統的“內在器官”，深度介入我們的感知、思維、記憶與情感，形成了“數字-生物混合體”的新型存在狀態。這與《周易》“觀物取象”的古老智慧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呼應與巨變。《周易》之“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源于古人對自然環境的直接觀察與抽象，是人與物理世界互動的心理表征。而在數字文明時代，人類“觀”的主要對象，很大程度上已從自然之象轉向了數字界面之“象”——信息流、社交媒體形象、虛擬景觀。數字器官論指出，這個由算法和界面構成的“數字象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和精準度，塑造著我們的注意力、欲望結構和自我認知。它既是《周易》“觀察于天，觀法于地”的當代延伸，也帶來了古所未有的危機：當“數字器官”功能失調（如算法繭房、信息過載、社交攀比），它所引發的焦慮、渙散與意義感剝奪，遠比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更為復雜和內在化。劉志鷗的理論由此將《周易》對“外部世界之象”的關切，轉向對“內嵌于我們神經系統的數字世界之象”的剖析，這是對“觀象”概念的極具時代性的深化。

承接此評估，“詩性心理學”提供了核心的方法論，可視為對《周易》“生生”精神與“變通”智慧的操作化實踐。劉志鷗認為，心理健康的本質并非靜態的平衡，而是一種“創造性的意義生成過程”。這直接呼應了“生生之謂易”。如何實現這種生成？詩性心理學提出了諸如“意識四層次元模型”等具體路徑。該模型描述意義生成的動態過程：從被動接收信息的“意識層”，到主動分配注意力、形成意圖“草圖”的“選擇意識層”，再到通過具體行動將構想外化的“意識選擇層”，最后到進行元認知監控與調節的“意識的意識層”。這個過程，與《周易》占筮（或深度思考）的心理活動驚人相似：面對卦爻象（意識層），結合自身處境進行詮釋與聯想（選擇意識層），做出決策并付諸實踐（意識選擇層），并在行動后反思結果、調整理解（意識的意識層）。劉志鷗將這一過程升華為一種日常的心理修煉，鼓勵個體成為自身生命的“詩人”，即主動的作者與創造者。這打破了數字時代人作為被動“信息消費者”或“算法反應者”的異化角色，主張通過寫作、藝術表達、項目創造等“詩性”行動，將碎片化的體驗編織成連貫的敘事，將外部的刺激轉化為內在的價值。這正是《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生存智慧，在個體心理建設層面的精妙展開——當個體感到心理“窮困”（意義匱乏、情緒淤塞），唯有通過主動的創造性“變易”（詩性行動），才能達成心靈的“通泰”與持久韌性。

最終，理論的落腳點指向“人生意義新論”，它是對《周易》動態世界觀和價值觀最徹底也最富創見的心理學闡釋。劉志鷗旗幟鮮明地主張：意義不是“名詞”，不是隱藏在世界盡頭等待發現的靜態寶藏；意義是“動詞”，是在每一個當下，通過選擇、行動與連接而持續“生成”的過程。這一論斷，可視為對《周易》哲學最深刻的現代心理學科解。整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時無刻不在講述“變動”與“時機”，從未指定一個不變的“意義終點”。乾卦的“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坤卦的“厚德載物”，都是在描述一種具有方向性的“行動狀態”，意義便寓于這種自強不息或涵容承載的“行進”本身。劉志鷗將此提煉為“意義作為動詞”的革命性觀點，并將其置于數字文明的語境中：在身份流動、關系多變、知識速朽的數字時代，追求一個穩固不變的終極意義，注定帶來挫敗與虛無。唯有擁抱“意義的動詞性”，在“網絡化共振”（于多元連接中 共建意義）和“擁抱不確定性”（在流動中保持創造）中，個體才能獲得堅實而靈活的意義感。這要求個體從傳統的“意義朝圣者”（尋找一個已存在的神圣答案）轉變為“意義宇航員”（在未知的意義星空中自主探索與建構）。后者所依賴的，正是《周易》所倡導的“趣時”、“變通”的智慧與勇氣。

通過“數字器官論”的評估、“詩性心理學”的方法與“人生意義新論”的價值指向，劉志鷗完成了一次對《周易》智慧的創造性轉化。他將古老的“變易”哲學，轉化為一套可理解、可實踐、針對數字時代心靈特質的現代心理學語言與行動方案。

三、古今對話的啟示：為數字原住民重塑意義建構的路徑

劉志鷗與《周易》的這場對話，其終極關懷在于為身處數字文明漩渦中的當代人，特別是作為數字文明原住民的年輕一代，照亮一條意義建構的可行路徑。這場古今匯通的智慧，為我們提供了至少三個至關重要的啟示。

第一，它倡導從“占有式”意義觀轉向“生成式”意義觀。傳統教育與社會敘事常將意義與固定的身份、職業、成就目標綁定，這是一種“占有式”意義觀——仿佛意義是某種可以最終獲得并持有的物品。然而，在加速變遷的數字時代，這種意義觀極易坍塌。劉志鷗與《周易》共同指出的“生成式”意義觀則認為，意義存在于持續的創造、不斷的超越、真誠的連接以及對過程的深度投入之中。對于數字原住民而言，這意味著需要重新評估成功標準：一次精彩的代碼開源貢獻、一個用心經營的興趣社群、一段深度投入的創造性學習歷程、在虛擬與現實中構建的善意連接……這些動態的“行動流”本身，就是意義璀璨的顯現。這要求教育和社會評價體系，從鼓勵“成為某個標簽”（如“高管”、“名校生”），轉向支持“投入某種有價值的生成過程”。

第二，它強調“認知靈活性”與“心理韌性”的并重修煉?！吨芤住返呢载诚到y與“時中”智慧，本質是訓練一種高超的認知靈活性——能夠迅速理解情境（成卦），分析結構（辨爻），把握時機（趨時），并調整策略（變通）。在信息爆炸、情境切換頻繁的數字生活中，這種能力至關重要。劉志鷗的“意識四層次元模型”則提供了具體的心理訓練工具，幫助個體有意識地管理注意力，超越被動反應，進行主動的意義草圖勾勒與行動選擇。與此同時，“詩性心理學”所強調的創造性表達與敘事建構，是培育心理韌性的關鍵。它將外部的沖擊與內部的混亂，轉化為可被理解、被言說、甚至被審美的對象，從而在變動中保持內心的秩序感與連續性。數字原住民需要同時習得這兩種素養：像《周易》智者一樣敏捷地應對變化，像詩人一樣堅韌地創造內心的秩序與美。

第三，它提醒在技術沉浸中保持“意識的自主性”。數字器官論警示我們，技術已內化為我們的存在方式。但這絕不意味著人對技術宿命般的屈服?！吨芤住返摹坝^象”最終是為了“明理”和“修身”，是為了人的“贊天地之化育”。劉志鷗的理論同樣以人的主體性與創造性為旨歸。他提出的“數字器官康復”理念，不是倒退到拒絕技術，而是主張通過提升“意識的意識層”的能力——即元認知能力——來清醒地覺察技術如何影響我們，并主動選擇與技術共生的方式。這要求數字原住民培養一種深度的數字素養：不僅會用技術，更要理解其設計邏輯、洞察其心理效應，并能有意識地規劃自己的數字生活，在必要時刻能夠“艮其止”，止其所當止，為內心的創造性意義生成保留不受侵擾的空間。

心理思想家劉志鷗對《周易》的談論，絕非簡單的比附或借用，而是一場深層次的、建設性的思想對話。他從數字時代人類心靈的真實困境出發，重新發現了《周易》中那鮮活流動的心理學靈魂，并以嚴謹的現代理論體系將其激活、轉譯與深化。這場對話告訴我們，《周易》的古老智慧，恰恰因其直指“變化”這一永恒主題，而在今天煥發出嶄新的生命力。劉志鷗的“心理新三論”，則如同一位杰出的譯者與建筑師，將古典的智慧藍圖，轉化為可以棲身于數字文明風雨中的現代心靈家園。對于每一位在信息洪流與意義迷霧中求索的現代人，尤其是數字原住民而言，這條融匯了《周易》“變易生生”之道與當代心理學洞見的路徑，或許正是一條在不確定世界中，建構確定性的、富有韌性的、屬于自身生命意義的希望之路。意義不在遠方，就在我們應對每一個變化、做出每一次選擇、投入每一段創造性過程的“當下”生成之中。這，正是《周易》穿越三千年的回響，也是劉志鷗獻給這個時代的心靈箴言。

注：根據劉志鷗心理學系列講座之“心理新三論與中國古代智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