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起兇殺案致5人死亡：為何總在雪崩后才想起修柵欄？

文丨崔桂忠

近日，海南三亞與吉林松原先后發生的兩起刑事案件，造成五人死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沉重反思。

12月6日，三亞市公安局吉陽分局通報：犯罪嫌疑人任某某（男，52歲）在大東海沙灘故意傷害他人，被當場抓獲。初步調查顯示，任某某與三名被害人均為外來務工人員，雙方曾于2023年因車輛刮蹭發生糾紛。

就在兩天前，吉林省松原市長嶺縣通報：12月1日，長嶺鎮發生一起刑事案件，致1人死亡；次日，通榆縣又發命案，致1人死亡。兩案嫌疑人均為姚某（男，34歲），現已落網。

當輿論再次被“嚴懲兇手”的聲浪席卷時，我們更需要冷靜追問：在惡行發生之前，那一道道本該發揮作用的社會防線，為何又一次悄然失效？

這兩起悲劇，不能簡單歸咎于個人之惡。它們更像一面棱鏡，折射出當前社會治理中一種深刻而危險的認知偏差：我們過于依賴懲戒的威懾，卻嚴重輕視預防的根本價值；我們擅長在悲劇發生后展示效率與決心，卻疏于在風險萌芽時筑牢防護網絡。

52歲的任某某因積怨揮刀，三十四歲的姚某在盜竊敗露后連環殺人——回溯兩人的軌跡，本存在多個可干預的節點：從當年糾紛調解的“案結事未了”，到對重點人員動態管理的“紙上留痕、實際落空”；從基層安防的形式主義，到知情者的沉默……每一環節的微小失守，都如同雪崩前一片雪花的松動。最終，所有松動的“雪花”堆積成災難。

這揭示了一個尖銳現實：我們的公共安全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末端依賴癥”。這是一種代價高昂的治理惰性——將社會安全的希望，過度寄托于犯罪行為發生后的破案速度與刑罰力度。姚某落網后“進去就當休息”的叫囂，不僅是對法律的蔑視，更是對“以懲代防”模式的諷刺。對于某些已脫離正常社會約束的個體，嚴刑峻法的威懾效果正在遞減。法律是維護正義的最后防線，但絕不應該是唯一防線，更不能成為事前責任缺位的“遮羞布”。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基層治理中“程序空轉”與“責任懸浮”的痼疾。文件上的“高度重視”、會議中的“周密部署”，若不能轉化為街頭巷尾的扎實走訪、監控探頭的真實運轉、矛盾糾紛的徹底化解與跟蹤回訪，那么一切努力都可能淪為“紙上談兵”。姚某的前科與失控，任某某未被撫平的怨懟，往往并非無法解決的技術難題，而是責任是否壓實、機制是否穿透“最后一公里”的治理考題。當治理的末梢充滿虛浮的沙土，悲劇的種子便悄然萌芽。

預防的本質，是“未病先治”的智慧。它要求我們將更多資源和精力，投向風險萌芽的前端。這絕非為罪犯開脫，而是對社會負責。構建真正有效的社會安全網絡，需要實現三大轉向：

從“打擊為主”轉向“防治并舉”，乃至“防優于治”；

從“部門單干”轉向“社會共治”，激活社區、企業、平臺乃至每位公民的責任意識；

從“運動式清理”轉向“常態化精治”，讓動態評估、心理干預、就業幫扶等精細手段，覆蓋到每一個高風險個體。

“法者，治之端也；防者，安之本也。”姚某毫無悔意的叫囂，五個家庭破碎后的淚水，都在提醒我們：再嚴厲的刑罰，也換不回逝去的生命；再響亮的口號，也抵不過扎實的防范。當我們不再只執著于“事后算賬”，而把功夫下在“事前設防”，當制度漏洞被一一補上，當治理責任層層壓實，或許才能真正接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安寧。

五命之殤，代價沉重。它警示我們：最大的安全感，永遠來自于悲劇從未發生。與其在鮮血染就的教訓后高呼“從重從快”，不如在風平浪靜之時，就筑牢每一道看似微小的堤壩。唯有全社會共同守住事前預防這第一道，也是最根本的防線，法律的尊嚴才能彰顯，公眾的安全感才能落地。

每一片“雪花”的重置，都關乎整座“雪山”的安穩。這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警惕，與未雨綢繆的行動。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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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