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腦”是9.6分的《控方證人》最不重要的優點

到本月17日，比利·懷爾德導演的《控方證人》公映滿68周年了。上周末，這部首映于1957年的電影在中國院線再度上映，上海電影譯制廠的配音版讓眾多七零后、八零后觀眾驚呼“夢回童年”，它在社交網絡風評9.6分，這很可能是有社交網絡電影評分系統以來，中國院線公映的最高分影片。

《控方證人》結束的畫面上有一行字幕：為了保證美好的觀影效果，導演希望所有看過電影的觀眾不要對外透露劇情。這很有懷爾德導演的冷幽默風格。事實上，關于這部影片另有一段在行業內流傳的八卦，懷爾德當年的拍攝流程堪比特工，不僅演職員簽訂嚴格的保密協議，就連主演們也是到拍攝現場才拿到揭示謎底的劇本。

懷爾德導演和電影編劇庫尼茲共同改寫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說，兩人結合1950年代歐洲戰后的背景，在“騙中騙”“案中案”的懸疑框架里加入地緣政治和鐵幕兩邊的時代議題。即使電影編劇給情節和人物做了加法，但阿加莎的小說深入人心，何況，了解阿加莎特點的觀眾，即使沒有讀過原作也很可能在第一時間辨認出“看起來無能但深情、蒙了冤屈的丈夫”是罪孽的始作俑者，畢竟在阿加莎的宇宙里，“無辜的丈夫”是不存在的生物，“丈夫”是一個確定的貶義詞。

換言之，燒腦和反轉是這部電影眾多優點里最不值一提的一面。要求劇組、演員和先睹的觀眾們“嚴禁劇透”，這是流淌著黑色幽默血液的懷爾德導演有意為之的一場“表演”。而“表演”正是《控方證人》的靈魂所在，不僅查爾斯·勞頓、瑪琳·黛德麗和不幸早逝的泰隆·鮑華這群主演留下了被載入電影史的表演，并且，電影在室內劇的框架里創造“元表演”的現場，懸疑劇情的盡頭是每個人如何利用各自的身份進行接二連三的“表演”。

懷爾德導演經常強調，電影導演最忌諱炫耀他的剪輯技巧，那會讓觀眾震驚于影像炫技而忽略“到底拍什么”。《控方證人》是一個會給大部分導演帶來滅頂之災的危險陷阱，它的全部情節集中發生在律所和庭審兩個局限的室內空間，原作小說是以幽默語言驅動的“客廳戲”，這類題材被改編成電影，很可能就是讓戲劇工作者群嘲的“銀幕罐頭戲劇”。平庸的電影導演為了證明“電影的能力”，會在單一空間的戲劇場景里拍出八百種花樣，而杰出的導演懷爾德反其道行之，把影像的空間讓渡給表演。他欣賞查爾斯·勞頓由來已久，盡管他們的這次合作據說在片場口角不斷，但導演仍然用低微的電影姿態去呵護成全了他所欽慕的表演。

出現在這部影片里的每一個角色，至少主角們，都在扮演“希望外界相信的形象”。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當時的英國最高法院開庭的儀式，法官和律師們身披法袍、頭戴假發，然而這個“公正、威嚴”的場面也可能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表演。下一個畫面立刻換成中景鏡頭里，胖律師韋爾爵士坐在轎車后座，不耐煩地聽著身邊的護士嘮叨。這個男主角是法庭上的傳奇，被視為公理和正義化身的英雄，而他在私人的場合里是一個嚴重發胖、身體衰弱的老人，很快觀眾會意識到，他的腦力、判斷力和他糟糕的心腦血管一起老化了，盡管當他病休了兩個月、帶著急救藥出庭，仍能從容地在公眾面前扮演冷靜、睿智、一針見血的刑法辯護律師，那個難以被逾越的業界泰斗。

碎嘴老護士對韋爾爵士的形容是最貼切的：他是在醫院里每時每刻欺騙醫護的“狡猾的老狐貍”“淘氣的老男孩”。把場合從“醫院”換成“法院”同理。對《控方證人》電影外的八卦有所了解的觀眾更能體會護士老小姐和律師之間的對手戲有著非同尋常的幽默張力——扮演護士的蘭徹斯特和扮演律師的勞頓在現實生活中是相伴多年的老夫老妻，老律師罵罵咧咧吐槽護士或護士無比兇悍地管束老人時，那些充滿幽默機鋒的時刻是現實和虛構相互滲透的“元表演”現場，一位天才的導演找到這樣不可思議的組合，兩位杰出演員在扮演角色的同時扮演生活，他們共同創造了這些超越了時代和時間的、生機勃勃的銀幕時刻。

查爾斯·勞頓在摘戴鏡片之間審視他人、與護士斗智斗勇地藏雪茄和替換白蘭地酒這些細節里，讓觀眾意識到這個身材臃腫的老律師是一個狡猾的“扮演者”。懷爾德導演對庭審段落的拍攝處理極為微妙，韋爾律師因為身體抱恙，他遲到了，從畫面低處出現在法庭的畫面里，但很快他反駁控方律師時，他蹭地站起來并且俯瞰法庭。這個經驗老到的法律工作者比他的同行更清楚，庭審是一場比拼哪一方準備更充分的“表演”，控方和辯方各自對陪審團以及法官呈現一套圍繞著案情的“敘事”。很多年后，同樣司法題材的劇本《初步舉證》的女主角泰莎總結過類似的“專業經驗”：法律的本質是審判者相信哪一方的敘事。但風燭殘年的韋爾和意氣風發的泰莎是不同的，簡單說，他不是為了律師費而指鹿為馬的訟棍，他明知對方可能付不出律師費仍愿做辯方律師，因為他自信他的判斷是對的，他要讓一個無辜者免于死刑判決。

做了37年刑事辯護的韋爾自信，在他的律所里，沒有人可能在他面前“表演”，他在法庭上試圖讓法官和陪審團相信他的“敘事”，他也在辦公室里判斷當事人的“敘事”。他以為他從一開始就看穿了倫納德矯飾的表演，認定他是虛榮但無辜的人。即便他的身體和精力因為疾病受損，但老律師本來有很多機會修正他錯誤的判斷，然而倫納德的妻子克里斯汀推波助瀾地讓韋爾越來越深信他的錯判。倫納德和克里斯汀之間，其實倫納德的演技并不高明，韋爾是陷在克里斯汀的表演里——他首先判定這是一個居心叵測的妻子，然后是背信棄義的“東德女人”。

瑪琳·黛德麗扮演了克里斯汀·海爾姆，這是為數不多有能力和查爾斯·勞頓同場時旗鼓相當的女演員，盡管她在《控方證人》里的戲份還不如護士小姐，只在開場時的律所和后來的庭審中短暫出場。克里斯汀出現在韋爾面前時，穿一身廉價的灰色套裝，一頭金發梳得一絲不茍，當丈夫面臨謀殺指控，她作為妻子顯得過于鎮定，甚至在面對老謀深算的韋爾律師審視時，她利落地拉下百葉窗簾來掩飾自己。讀過小說原作或看過不止一遍電影的觀眾當然知道，她閃爍其詞描述出的丈夫是劣跡斑斑的狩獵者，這是悲哀的真相。

故意讓律師和觀眾認為克里斯汀是滿腹謀算的蛇蝎美人，這又是戲里戲外合謀的“元表演”，無論68年前或是今天熱愛老電影的觀眾們，誰不知道瑪琳·黛德麗的經典銀幕形象是冷冽的“蛇蝎女子”，但這是大片廠刻意打造的銀幕假面呀，并不是女演員的真相。

瑪琳·黛德麗演了太多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但克里斯汀·海爾姆是她演過的最難的角色，因為她全程在表演“表演”。當她看起來在撒謊時，她其實在說真話，她用真實的信息、真實的細節讓律師以為她在撒謊。她明明在表演撒謊，而看的人相信了她在撒謊。當她滿嘴謊言，她在表演“不擇手段”“忘恩負義”，誘導法官、律師、陪審團和圍觀群眾認定她是“惡女”。她“成為”了她所扮演的“惡毒的女騙子”，于是當她在很多的謊言里說出至關重要的真相時，真相被當作偽證，真相被否定。她用她的表演重塑了現實——她在表演中隨心所欲地成為任何人，在反復的角色扮演中模糊真相和虛構，最頂級的表演總是假作真時真亦假，讓所有人相信特定的敘事帶來的幻覺。

反轉或真相固然使人震驚，但一切水落石出以后，回看克里斯汀出現的每一格畫面，瑪琳黛·德麗的表演有著杜鵑啼血的凄楚。曾經流落小酒館的歌女克里斯汀，是被貧窮生活埋沒的天才女演員，她演得是這樣的讓人信服，因為在她最浮夸的表演里滲透著她悲慘命運中最真實的體驗。

當導演懷爾德用攝影機鏡頭捕捉著這些扮演和真實層層嵌套的“戲中戲”，他迷戀的僅僅是給觀眾設置燒腦的謎題嗎？是，也不全是。克里斯汀這個角色帶著明顯的“歐洲戰后傷痕文學”的印記。她在英國是一個無法融入任何群體的局外人，她不僅是駐外軍人返鄉攜帶的外國女人，而且她的故鄉是“布雷斯勞”，那是德國戰后被劃入波蘭的城市，在鐵幕的那一邊。克里斯汀在漢堡的小酒館里唱著：“我無家可回，明天不會到來。”這不僅是歌詞，也是她真實的處境，她是一個失去了國和家的流浪者。

克里斯汀策劃的從律所到法庭的一整套表演能奏效，很大程度在于她明白自己的身份是被審視、也被歧視的，即使韋爾律師這樣德高望重且有老派英雄主義情結的老人也不例外。現實驗證了——對女人的偏見、對外國人的偏見、對“東邊來的人”偏見，正是這充斥著傲慢與偏見的“文明司法環境”，相信了克里斯汀創造的“敘事”。一個女人出于愛的目的把自己獻祭了，并且是用自我毀滅的不堪方式，而一個標榜著“文明，理性，公正”的系統選擇相信女人是邪惡的、外來者是邪惡的、“非我族類”是邪惡的。這是一記黑暗中的笑聲，是懷爾德在層出不窮的冷幽默里藏得很深的刺。

時間在《控方證人》的放映廳里過得飛快，因為每一個畫面溢滿懷爾德的幽默，充滿機鋒的臺詞讓時間加速度地消失了。可是誰能想到，笑聲的盡頭是瑪琳·黛德麗悲傷的回眸和查爾斯·勞頓沉痛的凝視。懷爾德拍攝這個設定在1952年的時代故事，但他心里明白，垂垂老矣、看起來隨時會猝死在法庭的韋爾，以及年華老去、無人垂愛的克里斯汀，他們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實踐著帶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主義，他們都甘愿做殉道者，這樣的人物屬于過去的歐洲，過去的時代，他們和他們的時代被永遠地留在了戰前，這感傷的鄉愁是笑聲里的秘密。

今天的觀眾在電影院里看到《控方證人》，也許會有類似的鄉愁浮現——這是過去的時代、過去的藝術家和過去的電影。音樂界有一種說法，莫扎特如果生在今天也得寫說唱和口水歌，但畢竟莫扎特在古典時代寫出了不朽的鋼琴協奏曲。重看比利·懷爾德和查爾斯·勞頓、瑪琳·黛德麗共同成就的《控方證人》，這是電影的“古典時代”留給后來人的、類似莫扎特鋼琴協奏曲那樣了不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