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西北軍事負責人幾個月，傷害一些干部，后任職坎坷：不被認可

1935年2月，西北工作委員會成立統一領導陜甘邊特委與陜北特委兩塊根據地；又成立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紅26軍和紅27軍作戰，負責人是劉志丹。

僅僅幾個月后，北方代表派朱理治和上海臨時中央局派聶洪鈞到西北領導軍地工作。因為有人此前給上級寫信匯報陜甘邊特委與紅26軍存在右傾機會主義。聶洪鈞回憶到：臨行前上海臨時中央負責人談話：有很多張慕陶右派跑到陜甘、陜北蘇區，劉志丹是陜甘蘇區和紅軍的創造者，但思想很右，要依靠陜北特委的郭洪濤來好好解決陜甘、陜北蘇區的右派問題。

當朱理治和聶洪鈞到西北后，一開始并沒有立即展開反右，因為劉志丹在西北的威信很高，而且1934年，陜北蘇區兩位負責人從北平來西北，帶來北方代表的信，信里都批評紅26軍右傾問題等，引來軍地不滿。

他們倆位到西北后，張秀山回憶沒有在陜甘邊特委以及紅26軍干部談話，也是聽取某些人的匯報。

9月份，隨著紅25軍到來，西北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因為紅25軍與26軍、27軍不熟悉，有人爭取25軍支持后。將西北工委撤銷成立陜甘晉省委，朱理治為書記，郭洪濤為副書記。聶洪鈞接替擔任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又將3個軍縮編為三個師組建紅15軍團，徐海東為軍團長；他們分別負責地方和軍事工作，此外以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為中央代表團，負責地方和軍事工作。

在展開反右工作，朱理治讓戴季英為保衛局局長負責后方；讓聶洪鈞負責前方。當時的劉志丹擔任15軍團副軍團長，在勞山戰役后，后方來信說有人供出劉、高很多高級干部為右派，要聶洪鈞立即逮捕劉、高等人，防止發生變亂。也就從這一刻開始舉動，此后幾十年里在反思。

眼看陜甘邊特委干部與原紅26軍干部被逮捕，形勢危急時，中央來西北叫停錯誤的做法。對直接負責人戴季英最后一次警告，對聶洪鈞嚴重警告處分。對朱理治、郭洪濤繼續使用，但也承擔應該有的責任。

聶洪鈞撤去職務后，改為西北辦事處工作，擔任副主任，從此的幾十年里，他的任職很坎坷，甚至不被認可。

在短暫西北辦事處副主任不久后，改為后方政治部組織部長、西北辦事處內務部副部長，又調白區工作部當干事。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調任紅2方面軍政治部統戰部部長。

抗戰爆發后，他并沒有被調任120師，而是到中央組織部調查統計科科長；1938年5月，調湖南擔任省委軍事部長兼統戰部長，主要建立統一戰線工作；1940年調任桂林辦事處轉入新四軍工作。沒想到又轉戰延安黨委研究室工作。

1942年，西北高干會上，對1935年陜北問題問題定性，朱理治、郭洪濤、聶洪鈞等都擔負責任。

1944年，跟著南下支隊南下，在工作上一直反省自己，下定決心改正主觀片面的思想方法，工作上小心謹慎。隨著抗戰勝利，他被調任北平執行部工作，隨著全面內戰，被派往東北地方工作，擔任財務處副處長兼東北糧食總局局長，東北局駐綏芬河逮捕兼辦事處處長，統一綏芬河地區黨政軍保衛交通指揮河領導工作，這是臨時任務。

他做糧食工作匯報時，高、張提出許多問題，高就是高崗，張是張秀山，都是陜甘紅軍軍地干部，在當年問題上，聶洪鈞是他倆的上級，又將其逮捕過，如今他們成為聶的上級。聶洪鈞說多虧李富春、葉季壯解釋，還有羅榮桓的支持，因此對過去糧食工作沒有展開批評。言外之意耐人尋味。

隨著遼沈戰役結束，東北部隊入關作戰，他負責的糧食工作任務減輕一些。1949年4月，上級通知他南下到湖北工作，希望李富春給自己意見，對方指出他的缺點：第一把每個問題鉆研到底不夠；第二把自己陷于糧食圈內，不愿和多方面接觸，限制了自己政治上的發展。同時，特意說到：高那里，你是應該多去談談的。可聶當時沒聽懂對方的意思。也或許因為1935年的事情，他也是可以回避吧。

沒想到5月，他的工作有新變化，原定的工作，因南下高級負責人當中有一部分人不同意，東北局來電提出反對意見，上級只好調任他去華中糧食部工作，自己表示同意，表示做什么都行，但希望在組織上應當了解我在陜北肅反錯誤以后是否有了改變。

上級把他特意找去談話，王首道給他證明：一起工作多年，聶洪鈞的改變雖不能說很夠，但應該有很大改變。中央首長問聶洪鈞：在東北高干會上，你發言沒有？告誡他，沒有爭取在一切機會中進行自我批評，縱有改變，別人不知道，怎么能使人對你不保持舊 的印象呢。

上級的話很簡單，過去有錯誤，應該在一些會上多爭取自我批評機會，時刻讓人知道你在一些問題上的態度，而不是只從行動上有變化。善于自我批評，有利于團結，有利于改變大家對自我的印象。即便過去有錯誤，各方面都是積極的，大家依然會對你認可，而不是將自己封閉起來，讓人家看你。

不過，后來上級也對他的職務進行重新安排，改為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擔任中南財經副主任，1964年待任全國政協常委，成為正部級職務。

子女回憶說：他對陜北錯誤問題痛心疾首，一生都在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