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那份33頁的國家安全戰略,與其說是一份文件,不如說是一封寫給全球盟友的“分手信”與“任務書”的混合體。
它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美國自詡為“阿特拉斯”、獨自扛起世界秩序的時代,被正式宣告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赤裸裸的交易邏輯——盟友不再是共享價值觀的伙伴,而是維護美國主導地位、對抗中國崛起的“工具”。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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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轉變,絕非簡單的策略調整,而是美國全球戰略哲學的一次根本性顛覆,其背后是國力相對衰落的焦慮和對大國競爭時代的倉促應對。
這份戰略的核心,是一種毫不掩飾的“工具化”盟友思維。扎克·庫珀敏銳地捕捉到了文件中“盟友語言”的“重大轉變”,即“盟友被描述為達到目的的手段”。
文件直白地要求那些“富裕、老練”的盟友必須承擔更多地區責任、增加軍費、并在出口管制等關鍵政策上與華盛頓同步(圖1)。聽話的“好幫手”將獲得商業、技術和軍購上的“更優惠待遇”。
這徹底撕下了傳統聯盟關系中溫情脈脈的價值觀面紗,將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盟友體系,重塑為一個以美國為總指揮、以遏制中國為總目標的“利益捆綁體”。
其目標非常明確:集結盟友超過35萬億美元的經濟實力,確保“聯盟經濟體不會從屬于任何競爭對手”,從而維護美國的經濟首要地位。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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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一切戰略設計的中心,幾乎完全圍繞著中國展開。
中國被定位為“近乎對等的競爭對手”,整個亞洲章節幾乎全是關于中國。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特朗普團隊(圖2)是“通過中國的視角看待整個亞洲”。這種極度的聚焦,反而暴露了戰略的偏狹與盲點。
菲律賓這樣的條約盟友在文件中完全消失,太平洋島嶼也無處可尋。這種“選擇性看見”表明,在美國的新棋局里,只有能直接用于對華博弈的棋子才具有價值,傳統的、全面的盟友關系已被簡化為單一功能的“戰略部件”。
這種功利主義的態度,無疑會讓許多地區伙伴感到心寒,正如埃文·費根鮑姆所警告的,在美國退出規則制定、抨擊盟友的同時,此舉“將使亞洲許多人感到寒冷”。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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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域層面,這份戰略試圖進行一場精明的“責任外包”和“力量整合”。
在亞洲,則給“四方安全對話”注入強心劑,將其明確為對抗中國、確保“自由開放印太”的核心小圈子。甚至是特別“呼喚”印度承擔更多安全責任,并試圖用貿易協議等籌碼來爭取新德里的配合。
在歐洲,文件又充滿了居高臨下的訓誡口吻,批評其移民和國防政策,甚至暗示“歐盟的軟弱符合美國利益”,并對歐洲的未來做出了極其悲觀的預測。
可以說,這份戰略文件向歐洲傳遞了一個清晰信號:美國不再愿意為歐洲的安全與穩定無條件買單,歐洲需要自救,否則將面臨“無法辨認”的衰敗。這無疑會加速歐洲戰略自主的沖動,進一步侵蝕跨大西洋聯盟的信任基石(圖3)。
從長遠看,這份文件可能成為一個歷史轉折點的注腳。它正式承認了美國單極霸權的終結,并試圖以一種更精明、更功利的方式重組力量以應對多極化世界,尤其是中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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