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出賣同志后逍遙了十數年，副省長震怒：嫌疑那么明顯為何不查

1950年上映的一部講劉胡蘭的電影，把一名烈士拍成了叛徒，觀眾席里坐著烈士外甥，越看心越涼。

銀幕上是大義凜然，銀幕下卻是親人被冤、真兇在村里照樣抬頭挺胸地活了十多年。

1947年，9人被捕，7人犧牲，叛徒是誰，多年里說法混亂、證據零碎，連電影都被謠言帶偏。偏偏有一個人認死理，花了七八年跑村串戶、翻檔案、寫材料，只為了搞清一件事：誰才是真正的賣命之人。

故事發(fā)生在中國內戰(zhàn)的尾聲，卻對今天全世界怎么面對歷史、怎么面對烈士名譽，依舊有不小的提醒。

1947年臘月，國民黨閻軍兩次進村搜捕，云周西村成了戰(zhàn)場之外的另一層考驗。第一次行動，情報員石三槐、原縣公安局工作人員張生兒、民兵石六兒、農會秘書石五則四人被抓。

第二次行動，劉胡蘭和其他四人落到敵手。最后活著出來的，只有石五則和張生兒。誰泄密，誰通風，誰說了不該說的話，這個問題在當時就已經埋下隱線。

解放后，組織對幸存者開展審查，試圖還原那段血雨腥風。問題在于，關鍵人一口咬定自己“沒說”，也沒有直接書面材料能一錘定音。

1950年前后，電影《劉胡蘭》上映，銀幕中用“藝術加工”的方式，把叛徒形象指向與石三槐高度重合的人物。

這一刀，不是砍向抽象角色，而是砍在犧牲者家屬心口。

坐在電影院里的陳德鄰，當時已是湖南永順縣縣委委員、組織部副部長，公事上是干部，私底下是烈士外甥，看到三舅被影視作品“蓋章”為叛徒，從憤懣到懷疑，只剩一句話：這口黑鍋誰說系在他頭上就算數。

故事到這里，已經不只是家族榮譽問題，而是一個典型樣本：當歷史進入大眾敘事，誰來負責“誰是叛徒”的定義權。

后來幾年，他一趟趟回云周西村和周邊地區(qū)走訪。八叔段占喜、石六兒的妹妹石玉貞，還有同案存活者張生兒，都成了他的重點對象。

調查往前走，人脈就一點點展開。

一次偶然邂逅，他遇到當年閻軍一側的原士兵王連成，得到了另一條關鍵線索：在部隊那邊看來，石五則與帶隊兇手張全寶關系密切，不是單純“抓了就審”的普通對象。

敵方士兵的記憶，與村民的模糊印象拼在一起，開始顯出一條清晰的嫌疑鏈條。

陳德鄰并沒有把材料壓在抽屜，而是不斷整理、上報。他給中共中央華北局、山西省委、共青團中央等多家單位寫信，把自己能找到的證言、線索一條條擺出來。

榆次地委的回復很干脆，認為“情況有價值，將嚴肅對待”。這句態(tài)度背后，是一種制度邏輯：烈士名譽關乎政治風氣，不是家務事，更不是流言能解決的問題。

在這條路上，他沒有站在組織對立面，而是始終把調查當作對黨負責的行為。

個人情感與政治信念在他身上沒有割裂，反而互相支撐，讓他能在漫長、枯燥、甚至反復被“擱置”的過程中，堅持七八年不放手。

對照今天不少國家在處理歷史爭議、戰(zhàn)爭罪責時的拉扯，這種“內生的糾錯動力”本身就很稀缺。

時間進入1958年之后，華北局在掌握情況后決定成立破案組，山西省層面的推動開始跟上。

專案組的工作方式很接地氣，也很扎實。一個月時間內頻繁召開座談會，把當年云周西村相關知情人一一叫來，圍桌說清楚。

不是聽一面之詞，而是反復比對、交叉印證，把十多年前的記憶盡量從模糊拉回清晰。口頭證言往往帶有情緒和偏見，辦案組要做的，就是在情緒后面找邏輯，在零散記憶中找共同點。

真正打破僵局的，是一塊石板下面的紙。專案組在石三槐家中，發(fā)現被壓在石板下的一包材料，里面記錄著石五則曾因包庇寡婦、接受反動地主石佩懷的賄賂而被開除黨籍、免去職務的情況。

這個細節(jié)非常關鍵，它證明石五則在事發(fā)前就已經在政治上嚴重失信，不是鐵板一塊的“老黨員干部”，而是早就出現嚴重紀律問題的人。這種人，在敵我矛盾尖銳的年代，本身就存在向敵方傾斜的土壤。

除了家中舊案底之外，調查組還調出了當年敵營保存的口供檔案。紙上記載的不是含糊的“我說了一點”，而是具體交代了劉胡蘭、陳德照等人的黨員身份，還把“發(fā)動群眾做軍鞋、送情報”等黨組織活動細節(jié)全盤交出。

1963年2月4日，死刑槍決執(zhí)行。時間跨度看起來很長，但把前期調查、補證、程序推進都算進去，這顆遲來十多年的子彈，其實壓著無數人的心。

對于烈士家屬而言，這一天意味著石三槐的“叛徒”罵名終于摘掉，劉胡蘭等7名烈士的犧牲背景有了清楚的司法定性。

對地方黨組織來說，這是一次痛苦但必要的自我清理，既追查了戰(zhàn)時叛徒，也糾正了戰(zhàn)后敘事偏差。

放到國際視野中看，這種對歷史個案的認真處理，與當下不少國家在戰(zhàn)時暴行、協(xié)作分子問題上的模糊姿態(tài)，形成鮮明對比。

世界上不少地方，叛徒問題被徹底政治化，不是用證據說話，而是看哪股力量搶占話語高地。

對烈士的尊重，不只停留在口號和紀念日，更體現在愿不愿意花時間、花精力，把每一樁疑案說清楚。

把真相一寸寸摳出來，既是對那一代人的告慰，也是對后來者的教育，讓“誰叛、誰忠”永遠由事實說話，而不是由流言和鏡頭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