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幸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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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家說:“動起來,讀起來,是對生命最負責的最好方式。既要活身體,同時還有活精神。”
不知何時起,生活的步子總顯得匆促而紛亂。我們似乎總在奔赴,卻常忘了為何出發;身體疲于奔命,靈魂卻落在后面,發出微弱的、幾乎要被嘈雜淹沒的呼喚。
這“動”與“讀”,恰似滋養生命的雙翼,一翼牽引我們穩穩踏在這實在的人間,另一翼則托舉我們望見那片精神的星穹。
我們常說“活著”,但怎樣才算“活”得真切?單是軀殼的存續,怕是不夠的。
那奔波勞碌,若只為稻粱謀,身體是動了,卻易成一種機械的消耗,日子久了,便覺乏味與虛空,仿佛生命被抽去了筋骨,軟塌塌的,立不起來。
這便顯出“動”的另一層深意了。它不只是肢體的位移,更應是一種對生命活力的自覺守護,一種與這具皮囊的親切對話。
你看那晨光里緩緩打著太極的老人,一招一式,氣息勻長,他是在動,更是在養;那午后于書房立身,展紙研墨,懸腕運筆的友人,筆鋒流轉間,神凝氣靜,他也是在動,卻動得從容而充滿生趣。
這樣的“動”,是讓自己“在”場,讓心神棲息于每一個舒展的筋脈,每一次平穩的呼吸里。
它讓我們從“被生活推著走”的被動中掙脫出來,重新成為身體的主人,感受力量在凝聚,僵澀在化開,一種扎實的、熨帖的暖意,從四肢百骸生發出來,溫潤著整個生命。
這便是“活身體”的智慧,是生命最底層的、不容輕慢的根基。
若只滿足于此,人便與一棵只顧吸收水肥的樹,或一只只知逐暖覓食的鳥,相差無幾了。人之為人,貴在那一點能思索、能感懷的“靈明”。
這靈明,若不經由深厚的精神滋養,便會日漸蒙塵、萎頓。于是,“讀”的必要性,便如同夜行時需要的燈,自然而然地點亮了。
讀,是向無數過往的、遠方的靈魂請教,是邀他們的智慧與心血,來澆灌自己這一方可能貧瘠的心田。
它不見得非是正襟危坐地啃噬典籍,有時是午后一盞茶旁,與一本閑書的悠然對坐;有時是夜深人靜時,幾行詩句帶來的心頭一震。
書頁翻動間,你或許與千年前的哲人共嘆宇宙之無窮,或許因一個故事里尋常人的悲喜而濕了眼眶。
這便是“活精神”了。它讓我們從一己的悲歡、一時的得失中超拔出來,看見更廣闊的天地,體悟更復雜的人情,于是心胸便也跟著開闊、柔軟起來。
精神活了,人便不再只是活在“此刻”與“此地”的扁平存在,而有了歷史的縱深與想象的無垠。
動與讀,一者向外舒展,一者向內沉潛;一者關乎“地”,要我們腳踏實地,一者關乎“天”,引我們仰望星空。
二者看似方向相異,實則相生相成,缺一便覺生命有了傾斜,不得安穩。
一個只知埋頭苦干、奔波勞碌而不愿片刻靜讀的人,他的世界容易越走越窄,目光難免越來越短,精神的家園也終將因乏人照料而荒蕪。
遇到困頓,便少了那份由閱讀積淀而來的豁達與韌性去化解;面對繁華,也易迷失了由思想錘煉出的定見與清醒。
反之,一個終日埋首書齋、沉溺玄想卻疏于行動的人,則易使學問流于空談,精神困于虛矯,少了人間煙火的溫度與世事歷練的筋骨,那份“精神”的活氣,也終會因缺乏現實的滋養而顯得蒼白無力。
《中庸》里講“致中和”,說萬物能各安其位,便是天地化育的大道理。我們尋常人的生命,何嘗不需要這份“中和”的功夫?
讓身體的動,與精神的讀,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與和諧的律動。
白日里,盡心盡力地“動”,無論是工作還是日常的灑掃應對,都全神貫注,讓身體的機能得以舒展,在與外界的互動中確認自己的存在。
而當塵埃落定,夜色闌珊,便留出一段時光,安心地“讀”,讓精神從塵囂中收回來,在思想的清泉里滌蕩、浸潤。
這般一張一弛,一出一入,身體得了安頓,精神得了寄托,生命方顯得圓融而豐沛。
說到底,生命的責任,首先是對自己這一生的成全。動起來,是教我們善待這趟旅程唯一的舟楫;讀起來,是為這趟旅程點亮心智的燈火,繪上意義的圖景。
兩者兼備,我們才既能在風雨來時站得穩,又能在晴空下看得遠;既能品嘗人間煙火的具體滋味,又能擁有超越一時際遇的從容心境。
在這個容易讓人心浮氣躁的年月,愿我們都能記得常常起身“動一動”,讓氣血通暢;也時時坐下“讀一讀”,讓心神清明。
如此,方不負這只有一次的生命旅程,活出一個筋骨強健、精神明亮的“真人”模樣來。這大約便是對自己,最踏實也最深情的負責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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