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前段時間小楷圈子里流行在樹皮上寫字,偶見一作:“我三十多了,寰宇有無外星,仙界是否存在,天地是否終結,概不縈心。唯慮暮年,何以得無痛之終。”無痛之終,似乎映射了這個時代的心緒。
今天的人對避免痛苦的追求已滲透日常:健康打卡、百歲養成計劃、心理療愈、運動監控……所有努力都是想要控制看似最可控的部分——身體。前幾年看過一則報道,有的人天生沒有痛覺,但這并沒帶來多大的好處,甚至增大了早夭的風險。痛是折磨,也警告著生命的邊界。我們追求的無痛,或許更是痛的影子。
在生活平凡的映射中,體驗變得廉價,人被教導保持輕盈,卻漸漸失去承載重量的能力。相對于死亡,我們更怕過程中的痛。無痛生活中暗含的疲憊與退卻,透出深切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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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叫歐維的男人決定去死》劇照
無痛期待的多層結構:撤退、風險與最后的身體主權
現在很多人開始規劃養老,理由聊起來很現實,多指向一種普遍感受:時代變化太快,技術隨時可能更新生活方式,我們還能聊聊十年后如何,但二十年后、我們老了后,會怎么樣?當代人不能再保持穩定的蒙昧或膨大的激情了。未來敘事的坍縮,使長期投入變得荒誕,人只能抓住當下能掌控的一切,哪怕只是監控睡眠、記錄步數、苦練養生。無痛之終,或許是人類對未知的最低防御。
深究下去,我們還會發現痛與生活間更深的裂隙。
首先是風險感的異常放大。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遭遇的痛苦有限,但對痛苦的擔憂卻在無限膨脹。不敢體檢或過度體檢,在網上查遍所有病癥;身體不適,就聯想到最壞結局。風險社會讓人無法區分“發生”和“可能發生”,無痛的愿望,是被概率霸凌的反饋,是想消滅可能性,而不是痛本身。
再往下走,是身體作為最后主權的事實。行業周期縮短,關系結構松動,決定權被剝離,身體成為為數不多還能由自己管理的領地,于是人把精力投注在健身、營養、體態和睡眠上。身體的可控讓世界看起來不那么失控,所有努力為了最舒適的結束,是這片主權的最低保障。
最深的一層,是溫和蔓延的生活虛無。工作多以效率和產出定義,意義感微薄;城市生活快速切換場景,留下的記憶極少;公共敘事難以支撐個體,社交碎片化,關系可替代。人難以從世界獲得堅實的反饋,也難以對任何事物建立持久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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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與弗蘭克》劇照
從前讀過這樣一句話,后現代不會給你傷害,但也絕不會給你安慰。人的虛無是持續地淡化,讓人不再追求高處,而是穩定、安靜、不痛。無痛之終,成了意義極度稀薄時代的一種溫和退場方式,不僅是生理訴求,更加作為一種時代情緒:對未來的撤回,對風險的過敏,對主權的渴望,對現實痛感的拒絕,以及對意義的逐漸放棄。這些因素嵌套在一起,使無痛成為這個時代樸素、也復雜的愿望。
意義的終結與結構的瓦解:現代性三段式衰退下的無痛之維
意義的剝奪——權力、價值與行動力剝奪
無痛之終的追求,源于現代性對生命的宏大意義進行了一次結構性的剝離與肢解。在這一過程中,死亡首先從神圣的終點被降格為可管理的指標,接著,引導未來的價值基石被抽空,最終,個體創造未來的能力被系統性地壓縮。
福柯(Foucault)揭示了現代權力最深刻的轉向,即從統治領土轉向管理生命,也就是生命政治(Foucault, 1990)。死亡不再是宗教或形而上學的終結,它被納入統計表格中的一個可管理、可預測的指標。當生命可以被管理和規劃,死亡的神秘性也就被抽空。死亡成了可以被延緩的身體故障,不再是生命的完成。一旦死亡被去意義化,被降級為技術問題,個體能夠抓住的焦點就只剩下一個:過程中的痛苦能否被減少。
尼采(Nietzsche)對價值的批判揭示了未來感的問題。他宣告了傳統道德譜系的崩塌,認為科學與理性雖然擴張了人類的掌控力,卻沒有為人提供活得更好的內在動力(Nietzsche, 1968)。在這一虛無主義的階段性演變中,曾引導人類走向更光明彼岸的價值基石被移除,未來成為沒有支撐點的幻影。當宏大價值的支撐被抽空,人們對未來的想象自然收縮,不再追求高遠的、有犧牲精神的意義,而退回到對穩定、安靜直到“不痛”的卑小愿景。
意義的剝離,最終在個體的行動能力上得以體現。阿倫特(Arendt)接續了這一思想,她指出,現代社會對可重復的勞作和程序性管理的沉迷,系統性地取代了人類行動(Action)的能力,即在世界上開創新的開端、創造未曾發生之事的能力(Arendt, 1958)。當人無法再參與未來的生成,未來自然失去吸引力,長期投入便顯得荒誕。未來不再從個體的創造力中誕生,成了既定結構無限延伸的技術時間軸。
無痛之終的出現邏輯是對宏大意義的告別。當生命被肢解為指標,未來被稀釋為虛無,個體能夠緊握的,只剩下一個最低、最安全、最可控的生理愿望。這背后,隱藏著對生命無法被抵抗、卻也難以被理解的深深困惑,以及對人之為人那份創造性本質的隱秘哀悼。
風險與液化:不確定性對最后主權的侵蝕
當意義被抽空,社會承諾也隨之崩塌,個體發現自己被拋入充滿系統性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唯一的退守之地,只剩下身體的最后主權。那么,外部世界的結構性瓦解如何將虛無感轉化為迫切的、日常的恐懼?
恐懼的來源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烏爾里希貝克(Beck)指出,現代社會的風險源于現代化自身的內生性。在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中,科技、工業和制度自身制造出跨地域、跨代的系統性風險,使未來成為潛在災害的集合(Beck, 1992)。負向確定性將個體的想象力從期待未來轉向逃避。對無痛之終的渴望,正是在內生性風險面前,個體為了消滅可能性的努力,它是一種精神上的止痛劑,主旨仍是消滅風險,疼痛只是其副產品。
結構性風險的放大,隨即帶來了社會承諾的崩塌。齊格蒙特鮑曼(Bauman)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精準描述了這種瓦解(Bauman, 2000)。職業、關系、身份甚至制度,都變得短暫、靈活且可替換。后工業時代拆解了長期投入和回報的結構,個體難以在時間中維持連續的身份和穩定的自我,最終會被抽象的系統支配所鞏固。
安東尼吉登斯(Giddens)指出,傳統生活語境被巨大的、去地方化的抽象系統所替換,如復雜的金融市場、專家醫療體系和不透明的算法(Giddens, 1990)。個體不再能憑借經驗判斷未來,而必須依賴這些系統黑箱提供的專家知識和數據指標。盡管人們如此重視健身、營養和睡眠,試圖通過數據化來掌控身體,但其行動本身仍處于系統的支配之下。無痛的愿望,正是個體在對系統失去判斷力后,企圖將自身的命運,重新錨定在數據和指標可控的身體上的徒勞努力。
正在邁入后現代的我們承擔了現代的后果,是社會結構對個體主權的一次集體侵蝕,是這三重壓力完成了對外部世界穩定性的徹底破壞,將人逼回了身體的防線。
感知與經驗被技術重塑
追溯完意義和結構的瓦解,進入當代,技術環境則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將無痛的愿望推向極致,使其成為對日常生活經驗的基本要求。技術的邏輯,加速了焦慮,又提供了虛假的、無摩擦的解決方案,最終將個體的一切收束進一個可控的數據網絡。
首先,是生活節奏的超負荷運轉。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Rosa)的社會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理論,精確捕捉了這種狀態:技術更新、社會變遷和生活節奏的三重維度加速,壓縮了體驗的內化與意義的反思空間(Rosa, 2013)。加速導致了體驗被稀釋,而個體對痛苦的忍耐閾值也隨之降低,比如倍速觀看視頻和“3天精通”的速成技能,或頻繁更換職業以規避長期投入的速朽風險。無痛的終了成了一片反常的、低負荷的安靜之地,一個在無盡的喧囂與快速變動中,個體所能期望的低摩擦終點。
加速的環境,疊加上數字技術對感知世界的重塑,使痛感被徹底地重新標尺化。平臺化的注意力經濟致力于提供即時可得、高度定制的無摩擦體驗:不用等待、不用忍耐、回避不適。當數字世界將情緒和體驗設計為可量化的資源,并將無摩擦內化為正常需求時,現實世界中的任何一點不適都會成倍放大。無痛已經成為當代生活的一種基本要求,而對于無痛之終的追求,也會演變為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實踐,企圖通過App和穿戴設備,將身體數據化為可控指標,最終將生命的終點也納入可監控、可優化的數字循環中。
無痛的愿望最終揭示了我們如何在時代的終局中,被結構和技術所塑形。這是深刻的諷刺:我們追求的無痛,恰恰暴露了我們在意義、行動和結構上的失控,無痛怎么不是痛苦本身?
重新終老:開放的行動
我們處在老去的過程中,也目睹他人老去,會有怎樣的心緒?
閱讀《終養六年》,作者照顧生病的母親六年,作者的記述像是綿密的生活泡沫,卻給人巨大的觸動。對痛苦的防御性收縮,只會剝奪我們體驗生命完整性的機會。要走出被加速的生活和系統性的不確定性所圍困的焦慮,我們首先需要有意識地去重建生命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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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兩口》海報
在今年的FIFF第三屆家庭影像展上,導演王暉的《老兩口》首次展映,在采訪中她說想要通過紀錄片重新審視老年的意義。在一切都被要求即時的時代,我們需要繼續制造慢記錄的倫理,為了捕捉那些被加速生活排除在外的、微小而持久的感受。無論是日記、書信還是簡單的片段,記錄是主動的反思,將碎片化的生活重新縫合成具有連續性的自我敘事。記錄曾經歷的,注目未來的生活,讓我們去思考我們怕的,痛的,以及難以回避的人生八苦吧。
或許我們也能將注意力從可能發生的概率中抽離,回歸到當下的能做之事。人不能控制何時患病,但能選擇此刻如何生活,是對抗無力感的關鍵。與其執著于完美的預測和規劃,不如將不確定性視為一種生存技能,嘗試適應性規劃。更重要的是,在痛苦降臨之前,我們就有機會確立一個有態度的臨終。預先撰寫生命意愿,清晰表達自己對醫療介入和生命終局的期望,這本身就是對自身主權最深刻的實踐。我們用這種前置的行動,確保生命的完成是有尊嚴、有選擇的。
所以似乎我們又回到了后現代之中,但這變得淺淡了,大潮退卻,我們可以選擇被留下,通過記錄、表達、承擔和前置規劃的開放行動。望我們的終老,不僅無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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