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與傳播學 | 《拉貝日記》的傳播與歷史使命

1937年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作為南京安全區主席，以第三方視角翔實記錄日軍暴行。其身后留下的10卷南京日記，成為印證歷史的重要文獻。從偶然發現到全球傳播、從史料文本到文化符號，《拉貝日記》的傳播歷程，本質上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集體記憶建構工程——它不僅揭露和印證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更在對抗歷史虛無主義、凝聚人類和平共識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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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貝日記》的面世

《拉貝日記》的公開與傳播，是多方力量共同推動的歷史記憶“復蘇”。其發現始于1987年的偶然契機——南京市檔案館黃慧英因一則1948年的資助簡訊開啟了拉貝研究，并在1988年首次提及日記存在。而真正推動其走向世界的，是海外愛國華人。1990年，為駁斥日本右翼政客，邵子平等人向全球眾籌征集南京大屠殺史料、資助張純如研究和寫作南京大屠殺歷史。張純如聯系到拉貝后人首次確認日記下落。1996年12月，在愛國華人推動下，經專家鑒定，拉貝后人在紐約舉行新聞發布會，首次公開了日記，《紐約時報》等媒體第一時間報道了拉貝日記被發現的消息，引發轟動。

拉貝日記的公開迅速引發“國際—國內”內外聯動傳播效應：國際上，1997年張純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正式出版，暢銷西方，南京大屠殺歷史重新受到關注。書中大量引用《拉貝日記》，推動日記被譯成多國文字廣為傳播。國內先后有多家出版社推出多種版次的《拉貝日記》。從2006年在拉貝故居建成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到2009年中德合拍同名電影、2019年同名歌劇歐洲巡演，《拉貝日記》的影響力不斷擴大。

《拉貝日記》較為完整地記錄了南京大屠殺慘狀和難民救助、國際交涉等細節，讓南京大屠殺從 “碎片化悲劇” 轉化為 “有邏輯、可考證的歷史事件”。其價值如《紐約時報》所言，主要在于以德國目擊者的獨特身份，為人類最殘酷的暴行提供了“異常詳細的個人見證”，成為 “非利益相關方” 的關鍵佐證，其史料可信度遠超普通私人日記。拉貝本人更成為跨越國籍與政治立場，反思戰爭、倡導和平的人道主義旗幟。2015年《拉貝日記》作為《南京大屠殺檔案》的重要組成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2016年日記手稿入藏中國國家檔案館。《拉貝日記》已成為南京大屠殺記憶的核心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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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記憶如何引發共鳴

南京大屠殺和猶太人種族滅絕，是二戰期間法西斯的兩大暴行。《拉貝日記》與《安妮日記》這兩部日記分別從個體視角對兩次暴行進行了記錄，為集體記憶的建構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錨點”，其史料價值難分伯仲。但《拉貝日記》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遠遜于《安妮日記》，這種傳播落差并非源于內容優劣，而是傳播語境、敘事特質與傳播時機等共同作用的結果，也為我們重思民族記憶如何借由傳播成為全球共識提供了重要啟示。

從事件語境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發生于歐洲主戰場，猶太人大屠殺記憶已被系統性地嵌入西方主流歷史敘事，成為全球反法西斯記憶的“核心章節”。《安妮日記》作為這一記憶的個體載體，自然獲得了得天獨厚的傳播土壤。猶太復國主義思潮與以色列政府的主動敘事，更是強化了《安妮日記》的傳播基礎。而南京大屠殺作為區域性暴行，在西方主導的戰后敘事中，長期被簡化為“太平洋戰爭的附屬事件”。地域和語言的壁壘，加之冷戰格局下國際政治語境的割裂，使得南京大屠殺記憶難以突破“區域性創傷”的定位，游離于西方主流視野之外。

從敘事特質看，拉貝把自己當作“歷史見證者”，區別于《安妮日記》的 “受害者共情”、《東史郎日記》的“加害者反思”，日記開篇便明確“向世界通報”的使命，寫下“我要親眼看看這些殘暴行徑，以便我將來能作為目擊證人把這些說出來”。這種自覺的見證使命，使得日記內容聚焦于史實記錄呈現出強烈的“歷史報告”屬性，難以像文學作品那樣引發大眾共情。《安妮日記》則以“個體性”與“感性”見長。日記在記錄納粹暴行帶來的恐懼之余，用大量筆墨書寫了避難生活日常和青春期的迷茫、對自由的渴望，具有很強的文學感染力，使其突破了“歷史文獻”的單一屬性，成為全球青少年反戰教育的經典讀本，并通過情感共鳴，讓猶太人大屠殺的記憶深入全球大眾的精神層面。

從傳播時機看，《安妮日記》出版于1947年，精準契合全球清算納粹的歷史節點；《拉貝日記》1996年公開時，南京大屠殺在西方語境中已淪為“被遺忘的歷史”。

從作者身份看，拉貝的前納粹黨人身份雖增強證言客觀性，卻也因敏感性延緩了公開進程；而安妮“猶太少女”的身份，承載著強烈的悲情色彩與道德正當性，讓《安妮日記》天然成為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文化符號”，無需復雜的背景解釋就能獲得全球讀者的情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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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記憶潛能 構建全球共識

法國學者皮埃爾·諾拉提出“記憶之場”理論，將“記憶之場”定義為：一切能承載集體記憶的“載體”，指出其核心功能是“在遺忘的威脅下，固定和保存集體記憶”。作為一種私人文本，日記兼具“個體記憶的私密性” 與 “集體記憶的延展性”特質，通過挖掘其記憶潛能，日記可以實現從個人記憶到承載集體記憶的記憶之場的跨越。

近年，圍繞南京大屠殺發掘出不少當時親歷者的日記，如《魏特琳日記》《東史郎日記》《程瑞芳日記》等。這些日記文獻的推介和傳播，涉及南京大屠殺記憶的確認和傳承。

《拉貝日記》出版前，西方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的了解相對有限。日記填補了第三方視角的空白，成為駁斥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歷史言論的重要武器。日本右翼學者則通過質疑日記真實性等方式否認歷史，如指責《拉貝日記》“被過度潤色”，經過“拉貝自身的露骨篡改”，“將流言蜚語當作事實”；再如發起對《東史郎日記》作者的訴訟，借此否定南京大屠殺等。充分挖掘這些日記文獻的記憶潛能，是對抗歷史虛無主義、構建全球反法西斯共識的任務。當前，日本右翼政客言論更凸顯這項工作的緊迫性。

其一，以“個體故事”激活集體記憶。借鑒《安妮日記》的敘事視角，在依托《拉貝日記》等核心文獻夯實歷史真相的同時，深入挖掘南京大屠殺中普通個體的故事——無論是幸存者的苦難經歷，還是救援者的人道主義行動，都能讓宏大的歷史敘事變得具體可感。通過紀錄片、小說、戲劇等藝術形式，讓全球讀者從“人的命運”中感受歷史的重量，實現從“認知歷史”到“共情歷史”的跨越。

其二，以“共通情感”搭建傳播橋梁。在傳播中，弱化“地域創傷”的單一敘事，強化南京大屠殺作為“人類文明浩劫”的普遍意義，將其與猶太人大屠殺、盧旺達大屠殺等暴行并置，凸顯“反對種族滅絕、捍衛人類尊嚴”的共同主題，讓民族記憶與全球價值產生共鳴。

其三，以“多元載體”拓展跨國傳播邊界。效仿《安妮日記》被改編為電影、話劇、歌劇的傳播路徑，推動《拉貝日記》等文獻的多媒介轉化。中德合拍《拉貝日記》電影、在歐洲巡演歌劇《拉貝日記》已做出有益嘗試。

在歷史虛無主義仍存、右翼勢力抬頭的今天，推動南京大屠殺從區域性記憶升華為全球共識，以歷史之真守護人類和平之魂，這既是對拉貝“大愛與追求”的傳承，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三線建設’宣傳動員與精神傳承研究”（21BXW07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