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上無知，軍事上無能，政治上無恥，最終拉開了中國近代史序幕

1842年夏天，南京江面上停著幾艘英國軍艦。

清朝代表團就是在其中一艘上簽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這事兒放在今天看，可能覺得不過是一場談判的地點安排。

但在當時，這可不是件小事。

清方原本堅持“天朝體統”，堅決不同意上船。

可最后，還是去了。

這不是因為客氣，而是因為實在沒得選了。

要說這一步怎么走到的，還得從更早說起。

那時候的清朝，其實早就已經有點兒跟不上世界的節奏了。

乾隆年間，英國人就派過使節來談貿易，說得挺誠懇。

可乾隆只回了一句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意思很清楚——你們的東西我們不稀罕。

這不是傲慢，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幾千年皇朝傳統下長出來的自信，甚至可以說是盲目自信。

可惜，當時的世界已經變了。

英國剛剛完成工業革命，機器、鐵路、軍艦、火炮，哪一樣不是當時最先進的。

清朝呢？還在靠刀槍弓箭，軍隊的編制松散，兵將訓練也說不上正規。

更關鍵的是，朝廷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

外交、軍事、科技這些事兒，大多數官員都沒概念。

有的甚至把“外交官”和“傳教士”當成一回事，統統叫“洋夷”。

1839年，林則徐被派到廣東禁煙。

這個人干事確實雷厲風行，一到廣州就查封鴉片、焚燒毒品，還奏請道光皇帝強硬應對英國。

這事兒要放在內部事務上，可能會被夸獎“鐵面無私”。

可面對的是英國——一個已經習慣用炮艦保護貿易的國家。

英國人很快派出遠征軍。1840年，軍艦開到中國沿海，清軍根本擋不住。

最早被打的是定海，幾乎沒怎么抵抗就失守了。

戰報傳到北京，道光皇帝先是震驚，然后就是不信，覺得這不過是地方沖突，派了個叫琦善的大臣去“安撫”。

可問題是，英軍沒有打算停手。

他們一路打到廈門、寧波、鎮海，幾乎沒人能擋得住。

清軍不是不勇敢，而是真的沒準備。

有的地方官員甚至連“海戰”這個詞都沒聽說過。

到了這個時候，朝廷才意識到，事情不是“地方事變”，而是“國難”。

那會兒的談判也挺荒唐。

英方要求平等外交、開放通商、割地賠款。

琦善一邊拖著談，一邊上奏朝廷等批示。

可清廷還在糾結“體統”，不肯低頭。

后來換了個叫耆英的官員去談，他倒是答應了不少條件，但嘴上還是堅持“天朝威儀”，死活不肯說“對等”。

英軍再次開打，一直打到南京。

這下沒法再躲了。

清廷慌了，趕緊同意議和。

于是就有了最開始那一幕——清廷代表登上英艦，在對方控制的空間里簽了字。

簽完之后，《南京條約》成了列強打開中國大門的鑰匙。

割地賠款、開放通商、駐節領事，每一條都打破了清朝的舊秩序。

而更深遠的，是這個條約之后的連鎖反應：法國、美國、俄國紛紛效仿，提出“最惠國待遇”，要求享受同樣的條件。

從那以后，中國不再是那個“不藉外夷之物以通有無”的“天朝上國”，而是成了列強競相爭奪的市場和戰場。

不過更令人唏噓的是，戰爭打完了，條約也簽了，可清廷內部并沒有真正意識到問題出在哪兒。

一些大臣還在討論“是不是禮儀上出了紕漏”“是不是洋人太無禮”。

沒人提怎么改革軍事、學習外語、建立現代外交制度。

那時候的北京，依舊是奏章、茶盞、官帽的世界。

幾年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清廷還是一樣的反應：拖、忍、讓。

圓明園被焚，皇帝逃離，談判桌上依舊是那套“請息雷霆之怒”的腔調。

這中間也不是沒人想做事。

像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這些洋務派，確實干了不少實事。

建兵工廠、設學堂、造軍艦，北洋水師一度成了亞洲第一。

可惜的是，硬件是引進了，軟件沒變。

制度沒動，訓練不系統，財政也不穩定。

更嚴重的是，這種改革始終繞不過一個“皇權核心”。

慈禧太后為了修頤和園，直接挪用了北洋水師三千萬兩軍費。

結果，甲午戰爭打響，北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清廷再次蒙羞。

從1840年到1901年，三次重大戰爭，兩次帝都被攻破。

可每一次之后，朝廷最關心的，依舊是“體面”“安撫”“不得激怒洋人”。

體制的僵化、思維的閉塞，加上對現實的回避，才是真正把這個王朝推向深淵的原因。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

清政府賠款4.5億兩白銀，允許列強駐兵北京，還要設立“專使謝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