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印度人恨透了特朗普，要不是他壞事，印度就是下一個中國了

特朗普執政期間，確實對印度采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2018年，他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鋁產品加征關稅。

盡管后來給予歐盟、加拿大等盟友豁免，但印度未能獲得同樣待遇，據估計這讓印度相關行業年損失超過十億美元。

這只是一個開始，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實行了數十年的對印“普惠制”待遇。

這項政策原本讓印度近六十億美元商品得以免稅進入美國市場，涉及兩千多種產品。

政策取消后，印度傳統的優勢出口行業，如紡織品、皮革和手工藝品，立即遭受沖擊，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

有分析指出，美印之間的這場摩擦并非偶然，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多個場合表達過對印度市場準入壁壘的不滿。

具體包括印度對美國農產品和酒類的高關稅，對美國科技公司的數據本地化存儲要求，以及印度專利法對藥品價格的管控。

這些長期存在的分歧，是特朗普政府動手的背景，而在政策宣布前，特朗普曾數次試圖與印度莫迪政府溝通，但未能取得進展。

有觀點認為，莫迪當時因國內選舉政治考量，采取了較為強硬的姿態，一定程度上錯失了緩和的空間。

等莫迪成功連任，美方的“大棒”隨即落下，這讓印度國內許多人對美印戰略伙伴關系的實質產生了疑問。

印度的反制措施顯得力不從心。

盡管其擬定了對美商品加征關稅的清單，并將美國訴諸世界貿易組織，但鑒于兩國懸殊的經濟體量和貿易規模（美國對印貿易逆差當時超過兩百億美元），印度的措施對美影響甚微，最終自身承受了大部分損失。

外部的關稅沖擊與印度國內經濟周期疊加，產生了顯著影響，數據顯示，2019年印度經濟增速放緩至五年低點。

雖然經濟增長受多重因素影響，但出口受阻無疑重創了制造業信心，不少中小企業面臨困境，就業市場承受壓力。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特朗普的政策加劇了全球投資者對印度供應鏈穩定性的疑慮。

在當時的國際經貿環境下，部分企業確有將部分產能移出中國的“中國+1”策略考量，印度是潛在目的地之一。

然而，貿易政策的不穩定和高關稅風險，使得許多投資者望而卻步。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越南、孟加拉國等東南亞國家憑借更穩定的政策環境和較低的貿易成本，吸引了部分原本可能流向印度的訂單與投資。

因此，印度人對特朗普的不滿，背后是一種深層的挫敗感：他們發現自己在所謂的美印戰略合作中，更像是一枚可被交易的棋子，而非平等的伙伴。

當印度自身的經濟政策與美國利益沖突時，戰略承諾讓位于現實的經濟算計。

然而，將印度制造業發展的困境主要歸咎于外部因素，是避重就輕的看法。

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建立在數十年打下的堅實基礎之上：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經過大規模基礎教育與職業培訓的龐大勞動力、以及由高效港口、密集鐵路和高速公路網絡構成的強大物流基礎設施。

這些是系統性的長期建設成果，無法通過短期政策激勵或外部機遇一蹴而就。

反觀印度，其制造業發展面臨一系列深刻的內在結構性挑戰。

首先，土地整合困難，印度土地私有且碎片化，征用土地用于建設大型工業園過程漫長、法律糾紛多、成本高昂，這是設廠的第一道高門檻。

其次，勞動力市場存在結構性矛盾，盡管印度擁有大量年輕人口，但產業所需的熟練技術工人卻長期短缺。

種姓制度遺存、職業教育體系薄弱及勞資法規僵化等問題，共同制約了勞動力向現代制造業的有效流動與技能提升。

再者，基礎設施仍是突出短板。

印度的港口效率、公路鐵路運輸的可靠性與密度，與國際先進水平及制造業高效運轉的要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直接推高了物流成本，削弱了產品競爭力。

此外，國內市場的統一性、各邦政策執行的差異性以及復雜的稅制，也為企業運營增添了不確定性。

一些國際機構的研究報告，如世界銀行的營商環境評估和多項經濟學人智庫的分析，都長期指出這些結構性問題是制約印度工業化潛能釋放的關鍵。

因此，所謂“特朗普終結了印度夢想”的敘事，更像是一個簡化的歸因。

它既為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一種托辭，也為印度國內的改革滯后提供了一個外部借口，大國的發展，本質上取決于自身的內功。

有利的外部環境是加速器，不利的外部環境是減速帶，但決定車輛能否前進及速度上限的，始終是車輛自身的引擎、底盤和駕駛技術。

印度的“制造夢”要實現，最終取決于其能否在土地、勞工、法律和物流等關鍵領域推動深刻而困難的改革，持續改善內部生態。

將希望或失望過多寄托于某一任外國領導人，本身就說明了對自身發展動力認知的不足。

歷史經驗表明，真正強大的制造業根基，從來都是向內構筑，而非向外求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