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默茨的訪華專機還沒進入待命狀態,德國那邊卻已經開始向日本亮出一套“歷史復盤教材”。
一個經歷過戰敗、經歷過重建的歐洲國家,如今在外交上越走越穩。
而日本卻在高市的帶領下,一腳油門、一腳剎車,把本就搖搖晃晃的外交與經濟路線折騰得像過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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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5 年 12 月,德國總理默茨的首次訪華行程進入倒計時。按照此前披露的計劃,他將率領高級商務代表團啟程,旨在深化中德在經貿、環保等領域的務實合作,這也是繼 7 月與中國外長王毅會晤后,兩國高層的又一次重要互動。
當時會晤中,默茨重申德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強調中德關系 “不針對、不依賴第三方”,為此次訪華奠定了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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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國內對訪華的期待集中在經濟領域。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汽車制造商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化工、機械等支柱產業也與中國供應鏈深度綁定。
默茨政府希望通過此次訪問,緩解對華貿易不平衡現狀,同時在新能源技術合作上尋求突破。但就在訪華籌備進入沖刺階段,德國官方突然就歷史問題對日本公開表態,這一不期而至的外交動作,讓原本聚焦經濟合作的訪華氛圍增添了復雜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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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表態并非孤立事件。德國作為二戰反思最徹底的國家,長期將 “正視歷史” 視為外交原則之一。
2025 年 6 月,德國外交部就曾針對日本歷史態度發聲,敦促日本 “誠實對待二戰過去”。而此次在訪華前夕再度提及,被外界解讀為多重考量的疊加:既延續自身歷史立場,也可能是在中德關系框架下,呼應國際社會對歷史正義的訴求,為訪華期間的溝通構建更順暢的共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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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表態與事實依據
德國對日本的歷史提醒,以清晰的官方表述和扎實的事實依據展開。12 月 10 日,德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明確表示,“正視歷史是國家間建立信任的基礎,德國始終以誠實態度面對自身二戰責任,也期待日本能在歷史問題上采取同樣負責任的立場”。
這番表態直指日本近年來在歷史認知上的倒退傾向,尤其針對 2025 年新版教科書的修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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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日本全國初中開始啟用新版教材,其對戰爭歷史的模糊化處理引發廣泛批評。根據日本民間團體 “兒童與教科書全國網絡 21 世紀” 的調研,采用率近 80% 的東京書籍和帝國書院版教材,在關鍵歷史事件的表述上存在明顯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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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南京大屠殺,帝國書院教材僅以 “南京事件” 稱之,寫道 “在南京,除了士兵,還有很多平民被殺”,未明確日本的加害責任,且聲稱 “受害人數尚無定論”;東京書籍教材雖在腳注提及 “南京大屠殺”,但同樣回避核心責任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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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 問題的表述更顯隱晦。兩家出版社均未使用 “慰安婦” 一詞,僅以 “被占領地區女性受到動員”“在戰地被迫工作” 等模糊措辭帶過,完全掩蓋了日軍強征 “性奴隸” 的制度性本質。
更值得警惕的是,教材將 1931 年至 1945 年的 “日中戰爭” 與 1941 年爆發的 “太平洋戰爭” 人為割裂,中間插入二戰章節,切斷了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整體脈絡,營造 “被動應戰” 的虛假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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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發言人在表態中雖未直接點名這些細節,但明確提及 “歷史教育應基于事實,避免模糊與刪改”,被視為對上述現象的間接回應。
德國的立場源于自身深刻的歷史反思實踐。二戰后,德國通過立法禁止納粹相關言行,建立大量集中營紀念遺址,將二戰歷史納入中小學必修課程,歷任政府均以明確表態承認戰爭罪責、向受害國道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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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 “直面歷史” 的態度,成為德國重建國際信任、融入歐洲及全球體系的重要基礎,也使其在歷史問題上擁有足夠的話語權對日本提出期許。
高市早苗的多重準備
德國的公開表態,讓本就陷入執政困境的高市早苗內閣雪上加霜,一系列 “最壞準備” 隨之展開。外交層面,日本外務省緊急召見德國駐日大使,對德國的 “不當表態” 表達不滿,聲稱 “歷史問題已通過相關雙邊協定解決,外部不應干涉日本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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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抗議并未得到德國方面的實質性回應,僅收到 “尊重各國歷史認知,但堅持歷史事實不應回避” 的書面回復。
國內政治層面,高市早苗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協調應對策略。會議決定強化國內輿論引導,通過官房長官定期記者會、教育部門聲明等渠道,重申 “日本政府的歷史立場沒有變化”,同時試圖淡化教科書爭議,稱 “教材修改是基于學術研究進展,旨在客觀呈現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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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說法難以服眾,日本歷史教育者協議會前委員長石山久男公開批評,“這種修改是在系統性模糊戰爭本質,讓年輕一代失去對歷史的正確認知”。
經濟層面的應對更顯迫切。此前高市早苗的涉臺錯誤言論已導致中國赴日游客大幅減少,預計 2026 年經濟損失將達 1.2 萬億日元;其關于獨島(日本稱竹島)的爭議言論又引發韓國強烈不滿,進一步沖擊旅游業和對外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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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德國的歷史表態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對日本歷史態度的再度審視,高市內閣不得不提前準備補充預算草案,計劃撥款 3000 億日元補貼受影響的旅游、餐飲等行業,試圖緩解民生壓力。
聯盟協調與民意應對也在同步推進。高市早苗與執政聯盟伙伴日本維新會舉行會談,凝聚 “歷史問題不應成為外交障礙” 的共識,避免內部出現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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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通過自民黨地方組織開展宣傳活動,強調 “政府將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妥善處理歷史相關外交爭議”。
但最新民調顯示,高市內閣支持率雖曾一度達到 64.4%,但受近期一系列爭議影響,已出現下滑趨勢,不支持率上升至 32%,在野黨也借機呼吁 “重新審視政府的外交與歷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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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高市早苗內閣面臨的壓力則持續增大。除了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國內的歷史教育爭議、經濟損失、在野黨批評等多重問題交織,使其執政基礎受到考驗。
“最壞準備” 的核心目標,本質上是應對可能出現的外交孤立與民意下滑,但其能否奏效,關鍵仍在于日本是否愿意在歷史問題上作出實質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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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局勢清晰表明,歷史認知問題已成為影響日本外交形象與地區關系的重要因素。德國的表態再次證明,正視歷史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任何試圖回避或篡改歷史的行為都將引發廣泛關注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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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高市早苗而言,如何在維護國內政治平衡與回應國際社會訴求之間找到平衡點,將是其執政道路上的重要挑戰,而這一挑戰的走向,也將深刻影響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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