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早：新與舊，大與小，變與常——評張英《大匠來了：著名作家訪談錄》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大匠”是個很有意思的詞兒。這個讀音讓我腦海里反射出的不是“大巧不工”“工匠精神”，而是相聲里的段子，說某人沒文化，把“北大醫院”念成“此大醬碗”。對，大醬是混沌的，糊涂的，攪和不清的，更符合這個時代某些“著名作家”形象。

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張英《大匠來了：著名作家訪談錄》首先起到的是一個澄清的作用。我也做過媒體，有過無數采訪與被采訪的經歷，深知采訪是一把雙刃劍。面對已經被過多的報道與傳聞攪成一碗大醬的對象，你是試圖還原他的本色，還是越描越黑，在碗上再貼一道標簽？如果想要澄清與還原，那手段是什么？

正是因此，我在看張英這本作家訪談錄時，當然也關注大匠們的回答，但更會從提問者的角度，結合我知道的文壇知識，設想應該怎么去激發大匠們的表達欲，讓他們說出不一樣的干貨與真情。

新與舊

人們總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其實機會主要給的是那些能堅持的人。書里的十幾位知名作家，張英都是一路追蹤下來的。其中如畢飛宇、劉震云、余華等，都是從20世紀90年代便認識熟悉，近三十年來一直沒斷了對話，以至于編列起來，形成一道“對話流”。以中國這三十年的變動之大，已經站上潮頭的這些大匠們，創作、思想、生活上的變化同樣極其劇烈。從他們的自述與反思里，一個時代正在慢慢浮現。

比如對王安憶的訪談，王安憶念茲在茲的是她這些年在復旦大學進行文學教育的實踐。而借助這個話題，張英與王安憶一起，對方興未艾的中國創意寫作進行了盤點與反思。又如對馮驥才的訪談，大馮早已不是寫《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時的那位天津作家，他這些年最大的關注點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掘與保護。“我也給各地的文化遺產寫過大量檔案，寫那些檔案十分枯燥，寫完后也沒有讀者，可要把文化遺產留下來，就必須做檔案。有時候一個檔案幾十萬字，等于是一部長篇小說了。”像這樣耐得住寂寞的作家不多，但“大匠”往往意味著走入另外的領域，仍然能展現大匠之姿。

與王安憶做出同樣選擇的，還有任教于南京大學的畢飛宇，不過畢飛宇更有“地方”意識，他為家鄉人講課、評點、組織創作研討，似乎更愿意用足球訓練一樣的方式來形成寫作的肌肉記憶。與馮驥才相類的有阿來，但阿來的關注點更在“植物”與“邊疆”。將這些大匠的新與舊并置在一起是饒有意味的，比起坊間吉光片羽的往事與神化報道，這些各自伸展的訪談內容指向了一個共同的命題。

大與小

我總喜歡引用黑格爾的話：一個人走不出自己的時代，猶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膚。

這些大匠們，出生于20世紀40—60年代，在20世紀已經占據了文學史的相應位置——麥家獲茅盾文學獎后說：2000年之前，江山已定。文學在20世紀與21世紀是兩種互相關連又大相徑庭的物事，于中國社會而言，不同的功能與定位讓文學像手機一樣，被“重新發明”了一遍。大匠們的出走——有些是肉體的，有些是精神的，覺今是而昨非——恰恰喻示著文學本身的嬗變。像韓少功，在他們那一代作家里，以清醒的反思與自我邊緣化的姿態著稱，他提到“尋根”：“連一些溫和的文壇老前輩，馮牧啊，陳荒煤啊，見我都像見了失足青年，恨鐵不成鋼。可見八十年代也有膚淺和僵化的一面。”

變與常

《大匠來了》不只是要提供一些著名作家的創作生命歷程，它背后有訪談者大的構思與布局。汪曾祺寫過：“使我成為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作家——不是另一種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聯大。”讓一名作家成為這樣一名作家的，是時代的皮膚。最近我總在思考一個問題：當我們從歷史中找尋一些個案來描述一個時代，我們應該關注什么？是不是應該關注同時代人都會遭逢的“共同問題”，再加上每一個體做出的“獨特選擇”？正如歐陽江河說，他去了國外，失去了讀者，其實就失去了詩人自身。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這些作家從故鄉走出來，又回到或望向肉體或精神的故鄉，他們的作品承載著所有的記憶，但是更重要的或許不是見諸筆端的敘事，而是他們有意無意遺漏的細節。張英的這些訪談，很好地補充了作品與傳記里不曾觸及的隱秘。它讓我們窺見了每一位大匠生命中的“變與常”。

稍有遺憾的是，在有些訪談里，張英描述了訪談時的環境與對象的狀態——這非常好，構建了足夠的談話氛圍——但這樣的設置并非每章都有，沒有這些描述，訪談者向讀者傳遞的信息不免有所缺失。時間越久，這種缺失就越明顯，那是肖全《我們這一代》里用鏡頭捕捉的時代感（像余華在站牌下那張）。如果貫穿三十年的每次訪談，張英都能用文字再現那些生動的場景，這本書會更像一部合力共籌的“文學史微觀察”，不只有筋骨的凸顯，更有血肉的溫暖。這種溫暖來自訪談者與受訪者的真誠，也來自我們共同經歷又幸而留存的時代。

原標題：《讀書|楊早：新與舊，大與小，變與常——評張英《大匠來了：著名作家訪談錄》》

欄目編輯：華心怡 文字編輯：郭影

來源：作者：楊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