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奧斯丁誕辰250周年｜女性如何在既定婚姻制度中生存

如今我們翻看簡·奧斯丁的小說，會發現她始終書寫著同一類人、同一種生活，卻制造出了截然不同的閱讀體驗。舞會、拜訪、婚約、閑談，含蓄的試探與得體的拒絕——這些在她小說中重復出現的場景，像一面被不斷擦拭的鏡子，映照出女性在婚姻與情感中的不同命運。

當人們提起奧斯丁，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傲慢與偏見》。個性十足、才智過人的伊麗莎白，英俊、深情、誠摯的達西先生，以及當風拂過他們的臉時，他們看到彼此的成長與轉變——這部小說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想愛情”的典范。然而，當《理智與情感》被放在同一張書桌上時，這種浪漫忽然就顯得局促與赤裸了起來。

兩部小說擁有極為相似的文本設置：相似的時代、相似的階級結構、相似的婚姻制度，甚至共享著女性沒有繼承權這一冷酷前提。在這樣的制度下，婚姻并不只是私人選擇，而是一種高度結構化的財富轉移方式——女性通過嫁妝，將自身有限的部分家庭資源從原生家庭轉移至新的小家庭，她自身卻并不真正擁有這些財產的支配權；她最好找到一棵搖錢樹，如達西、賓利這樣的“黃金單身漢”，通過婚姻來保障自己生活的幸福與尊嚴。

《傲慢與偏見》（ 插圖珍藏本），王科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5年7月版

《傲慢與偏見》主要圍繞著感情的雙方展開敘事，以“傲慢”代達西，“偏見”代伊麗莎白，通過二人產生誤解、偏見與雙方的自我修正，通過一個又一個動人有趣的情節推動情感走向圓滿；《理智與情感》則將視角分散在一對姐妹身上，讓“理智”與“情感”兩種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反復碰撞。前者的故事無論如何進展，幾乎世界都是以這群人的愛情為中心，所有來自社會的障礙也只是為了日后的圓滿做準備；后者則讓情感始終暴露在現實條件之下，被不斷檢驗、消耗與限制。

正因如此，這兩部小說并不是純粹關于愛情的故事，而是關于“女性如何在婚姻這一既定制度中生存”的不同答案。《傲慢與偏見》提供的是一種理想——或言幻想，而《理智與情感》展示的，則更接近現實的容錯區間。

《傲慢與偏見》中的障礙，本質上是心理性的。達西的傲慢與伊麗莎白的偏見，看似嚴重，卻成為了讀者觀看二人感情交鋒的樂趣。階級差距與經濟問題并非不存在，但在達西那近乎神話級的財富與社會地位面前，這些問題始終只是背景噪音。只要兩人完成內心成長，世界便會自動為他們讓路。這是一種“浪漫成立”的敘事：愛情能夠戰勝一切，或者得到最高的優先級。

而《理智與情感》從一開始就拒絕了這種前提。這里的阻礙不是誤解與性格缺陷，而是婚姻制度本身。愛德華并非不愛埃莉諾，但他沒有經濟獨立的資格去愛；威洛比也真實為瑪麗安心動過，但他清楚地知道激情無法支付他的未來生活。整部小說始終彌漫著一種揮之不去的“缺錢焦慮”，一種生活常態促成的戲劇沖突。如果說《傲慢與偏見》的核心問題是“我們能否在巨大的差異之中看到相愛的彼此”，那么《理智與情感》的核心問題則是“即使我們彼此相愛，這段關系是否具備存在的條件”。也正因如此，大眾讀者天然更偏愛前者——正如代表“情感”的瑪麗安一樣，比起現實的無奈和不得已，激情與浪漫因其戲劇性而更撩人心弦。

《理智與情感》，孫致禮/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9月版

這種根本性的差異，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被無限放大。

達西先生是文學史上極為耀眼的一個“男性幻想”的角色。他英俊、巨富，雖然傲慢但本質高尚，最重要的是，他愿意為了愛情改變自己，并且默默為了愛人付出，關心她所關心，愛護她所愛護，哪怕彼時他并不知道還能否從對他充滿偏見的女主角那里得到他奢求的愛——他承擔了全部現實成本，而女主無需以尊嚴、個性或自我為交換。這滿足了讀者對“被偏愛”和“被拯救”的終極渴望。這是一個近乎奇跡的男性形象。

電影《傲慢與偏見》（1995）中的達西

而《理智與情感》幾乎像是對這種幻想的打碎拆解。這里的男性并非極端邪惡，卻集體顯得“不夠好”。愛德華軟弱、優柔寡斷，在已有婚約的情況下仍與埃莉諾建立情感連接，缺乏承擔后果的勇氣，讓正直可愛的埃莉諾幾乎痛苦了半本書；布蘭登上校可靠、善良，卻年長、沉悶、帶著沉重的過去。他深愛著瑪麗安這樣充滿激情的孩子，但毫無疑問，對于瑪麗安來說，他像是現實為浪漫提供的折中方案——他從來都不是滿足她強烈感情需求的那一類人物；威洛比則是最危險也最真實的存在——他迷人、熱烈，卻始終將自我利益置于情感之上。

威洛比在瑪麗安重病期間對埃莉諾的那場懺悔，常常被視為對于這個渣男的形象的豐富。他回顧自己的選擇，承認自己對瑪麗安的情感，并表達出某種遲來的悔恨，埃莉諾對此產生了復雜的同情。事實上，他的自白并沒有什么特別值得同情的，倒是更進一步暴露出了他人性的軟弱與貪婪：他為了金錢選擇了結婚，為了激情選擇了隱瞞訂婚事實與瑪麗安戀愛，也曾經極度不負責任地玩弄了布蘭登上校所珍視的女孩的情感。

威洛比的痛苦并非源于道德覺醒，而是源于發現“金錢并未如預期那樣帶來滿足”。他選擇了財富，卻發現財富并不能替代被真正需要、被深度共鳴的感覺。他渴望激情，卻拒絕為激情付出代價；他想要情感回報，卻始終不肯放棄物質安全。他的自白像是一場自戀的告示：我什么都要拿到手。

然而，這樣的人并非被時代淘汰，而是被時代復制著，他的選擇邏輯，與當下許多社會中的擇偶觀念高度相似：在理性計算與情感渴望之間反復橫跳，最終既不愿意承擔浪漫的風險，也無法徹底放棄對他人的浪漫的踐踏。

讀《傲慢與偏見》，像是在文學中談一場滿足自己“少女心”的戀愛；讀《理智與情感》，則更像是在男人堆里尋找一個“相對能用的丈夫”。

回到這一對“理智”與“情感”的姐妹身上，埃莉諾的形象堅韌，讓人尊敬又惹人憐惜。她擁有一切被社會高度贊美的品質：克制、理性、善解人意、情緒穩定。她幾乎從不越界，不失態，不讓任何人為她的情緒負責。然而，正是這樣一位“完美女性”，成為整部小說中最終失聲痛哭的那個人。

她的處境是令人心疼的：她愛著愛德華，這個妹妹完全看不上的呆板無趣、沒有什么生活激情的人。與妹妹愛的人相比，愛德華安全、可靠、穩定。可有一天她卻突然得知，這個心儀的對象不僅和她妹妹的“渣男”對象威洛比一樣本身就背負了婚約，更是一個被各種限制綁架的懦弱者；她敏銳地察覺到情敵露西的存在，三番五次被她找上挑釁，卻恪守自己的禮儀，替對方保守秘密；她在家庭中呵護母親與妹妹的情緒，不斷為妹妹的沖動收拾情緒殘局。最諷刺的是，為了成全愛德華與露西，她甚至還收到了來自露西的信件，被要求幫忙給愛德華介紹一份體面的工作來促成他們的婚姻。而她也為此專門去找了布蘭登上校，只為了讓自己愛的人能夠幸福。

這也使一個問題無法回避：這樣清醒而成熟的女性，為什么會自始至終愛著這么一個如此軟弱的男人？

《理智與情感》的殘酷正在于此。它并未給出一個令人安心的答案。愛德華因為與露西私自訂婚，讓家中強勢的女眷對他非議且不滿。最終，他的未婚妻露西拋下他與他的兄弟結婚，他于是順理成章來到埃莉諾這里，懇求她的再度垂憐。小說以埃莉諾一場遲來的痛哭作為情感釋放，卻并未真正證明這是一個理想的歸宿——理智并不能獎賞給好女人一個完美的達西先生。從經歷上來看，愛德華根本無法與埃莉諾這樣優秀的女人比肩；從現實評估，二人成婚后還需繼續靠愛德華母親的接濟。

如果說埃莉諾代表的是無論何時都得體的理智，那么瑪麗安則代表未經完全馴化的情感。她熱烈、直接、渴望絕對的共鳴，這使她顯得“過于感性”，甚至在許多讀者眼中顯得“幼稚”。在書中，她一半時間在用激烈的方式表達愛，另一半時間在用激烈的方式表達她因為愛而受到的痛苦。

奧斯丁安排瑪麗安遭遇了不幸：她的浪漫未被現實回報；她的幸運，則在于她并未因此走向自毀。與同樣追求浪漫敘事的包法利夫人相比，瑪麗安擁有支持她的家庭、繼續生活的能力，以及被現實修正而非摧毀的空間。最終一場大病讓她徹底從遇人不淑的心痛中擺脫。

電影《理智與情感》（1995）劇照

標題名為《理智與情感》，并且用一個不穩定的瑪麗安的形象去襯托一個更加討人喜歡的、理智下的埃莉諾，但她們在這種不同的特質下都遭遇了愛情的背叛：當人們看到連埃莉諾這樣理智的人，也只能被她相信的穩定的感情對象所傷害時，理智與情感似乎本身又并不具有什么正與反的指向性。甚至與愛德華相比，瑪麗安最終的歸宿布蘭登上校顯得人品要強多了，深情、克制如一日，他不堪回首的往事、對于瑪麗安默默的付出都讓人觸動。可是他們倆的婚姻也顯得很草率：結尾只用了很少的一些段落寫二人的結合，甚至沒有再對他們如何確立關系、瑪麗安如何對他完全改變偏見、怎么從日常生活中建立感情等等進行刻畫——瑪麗安的激情沒有轉移，但她的情感總需要再分配，要在現實可承受的范圍內，重新尋找一個如意郎君。雖然布蘭登上校在這本書的男性中已經是最為完美的一個了，但這依舊讓人覺得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結局。這一發生更像是在人生的發展之中，名為“情感”的部分忽然妥協了。

奧斯丁似乎有意讓兩個結局都留下裂縫。《傲慢與偏見》的結局是童話也是“爽文”。伊麗莎白不僅嫁給了愛情，也獲得了階級躍遷與物質保障，完成了精神與世俗的雙重圓滿。而《理智與情感》的結局更接近現實——它沒有奇跡，只有避免墜落的結果。《理智與情感》的殘酷之處正在于此：它讓我們意識到，理智并不總是自由選擇，而往往是被迫接受的邊界；情感無的放矢，慢慢化為平靜。

毛姆在自己的讀書札記《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中轉引司各特對奧斯丁的評價：

正如司各特所言，奧斯丁小姐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人們的內心情感和錯綜復雜的細瑣事務。雖然小說中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發生，但是讀完一頁后，你總會情不自禁地翻過去，迫切地想知道下文的情節。下文中仍然沒有什么大事，但你又迫不及待地翻開新的一頁。能夠讓你這樣做的小說家是最有才能的小說家。

毛姆本人也對簡·奧斯丁贊許有加，因為她下筆總是這么幽默，而細碎的生活也總是生動不已。從《傲慢與偏見》和《理智與情感》里，我們看到她同時寫下了這兩種可能：她既不欺騙讀者相信奇跡是常態，也不殘忍地否認希望的存在。她只是誠實地告訴我們：奇跡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它稀少；而幸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更接近大多數人的命運。當我們今天不斷回到奧斯丁、懷念奧斯丁，不是為了學習如何獲得奇跡，而是理解在沒有奇跡的情況下，人如何繼續幽默、自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