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海法院“程序迷陣”如何“繞暈”一家民企？

一份法院自己判決有效的股東會決議，卻在同一法院后續的訴訟中被“視若無睹”。一起因疑點重重而即將被撤訴的案件，裁定書還沒拿到，竟“改頭換面”迅速由另一法官調解結案。江蘇省濱海縣人民法院內，圍繞一家民營企業的系列案件，上演了令人費解的“程序悖論”。是疏忽巧合，還是精心設計的司法“魔術”？公眾的質疑直指：當法律程序不再是保障公正的路徑，而可能淪為達成特定結果的“工具”時，司法的公信力將安放何處？

【第一幕：有效的決議，失效的代表權？】

2024年8月19日，濱海安華混凝土有限公司（下稱“安華公司”）的控股股東吳某，依法召開股東會，決議罷免原法定代表人朱某東，并宣告其公章作廢。這一內部治理行為，很快得到了國家司法機關的確認——濱海縣人民法院黃某君法官在（2024）蘇0922民初6043號判決中明確：股東會“召集程序、表決方式合法，決議有效”。

然而，法律的確認在現實操作中遭遇了“凍結”。僅僅數日后，同樣是黃某君法官，應小股東申請，裁定“禁止安華公司變更法定代表人”。一邊是生效判決確認了權力的更迭，另一邊是司法裁定阻止了權力的公示。這如同宣告一個人“法律上已死亡”，卻又禁止簽發他的死亡證明。從《公司法》視角審視，這一矛盾裁定的正當性存疑。

《公司法》明確規定，股東會是公司最高權力機構，其合法有效的決議一經作出即發生內部效力。法院判決確認決議有效，意味著自2024年8月19日起，朱某東已喪失代表安華公司的法律資格。黃某君法官隨后作出的“禁止變更”裁定，在法律邏輯上與其自身生效判決確認的“權力已更迭”事實直接沖突。這一裁定的真實動機是什么？是否為后續由無權代表人主導訴訟掃清程序障礙？最終目的是否為“已死亡”的代表人“借尸還魂”預留司法便利？

【第二幕：蹊蹺的“金蟬脫殼”，精準的“接力調解”】

時間線揭示了一個更令人瞠目的“程序接龍”。

2024年，案外人張某生起訴安華公司索要2240萬元借款（案號：（2024）蘇0922民初2956號）。該案由陳某男法官審理。庭審筆錄顯示，陳法官對資金流向個人賬戶、債務真實性等提出了尖銳質疑。舉報材料稱，因疑點過多，在法官明確壓力下，原告張某生于2024年10月12日提交了撤訴申請。

然而，法院的撤訴裁定尚未作出，該案在法律上懸而未決之際，2024年10月13日，張某生便以一份新的《賬務結算》為依據，將索要金額提升至2944萬余元，再次起訴。更“巧合”的是，這起新案（（2024）蘇0922民初6871號）迅速分配到了黃某君法官手中。黃某君法官并未深究此案與前案的關聯及暴露的疑點，迅速于2024年11月19日主持調解，出具了要求安華公司支付2863萬余元的《民事調解書》。

在此時，黃某君法官的行為面臨《公司法》與司法倫理的雙重拷問。首先，在代表權問題上，她無視了本院已生效判決（6043號）所確認的“朱某東已被罷免”這一法律事實。根據《公司法》，公司意志的代表應以有效股東會決議為準，工商登記僅為公示程序。黃某君法官允許一個已被生效司法文書認定喪失代表權的人，持已被決議宣告作廢的公章代表公司參與訴訟，涉嫌在訴訟中錯誤確認訴訟主體資格，構成嚴重程序違法。

其次，在實體審查上，她未能履行法官對調解協議的審慎審查義務。前案（2956號）庭審已暴露出資金流向不明、法律關系復雜（名為借貸實為承包）、債權真實性存疑等重大問題。黃某君法官在未對這些核心疑點進行任何實質性調查（如要求提供完整資金流水、審計報告）的情況下，迅速主持調解并確認高達2863萬余元的債務，事實上放棄了對可能損害公司獨立財產的虛假債權的司法過濾職責。這違背了法院調解應“事實清楚、分清是非”的基本原則。

從“被迫撤訴”到“換裝再訴”，再到“火速調解”，整個過程如行云流水，精準地利用了訴訟程序中的時間差與分案環節。陳某男法官發現的問題，似乎被一套“程序魔術”輕易繞過。人們不禁要問：法院的立案審查機制為何失效？黃某君法官在接手時，是否調閱了暴露出重重疑點的前案卷宗？如果調閱了，為何選擇忽視？

【第三幕：閉環的破產，“被隱身”的當事人】

“程序接力”的終點是破產。張某生隨即持這份“新鮮出爐”的調解書，申請安華公司破產。破產合議庭審判長蔣某明法官，直接依據該調解書裁定受理破產。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破產法律文書依法應送達債務人。此時，安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是經法院判決確認的新法定代表人吳超。但蔣某明法官的送達對象，卻仍是那個已被生效判決罷免、且被禁止進行工商變更的“影子法人”朱某東。導致安華公司實際控制層對破產程序啟動毫不知情，直至資產面臨處置。

這一送達行為，再次凸顯了司法程序對《公司法》確立的公司治理規則的漠視。生效判決確認的新法定代表人無法行使權利，而被判決否定的原代表人卻持續接收司法文書，這無疑剝奪了公司真實的訴訟權利，使得破產程序在起點上就存在重大瑕疵。

從黃某君法官的“禁止變更”裁定，到其本人對“無效代表”參與的調解予以確認，再到蔣某明法官向“無效代表”送達破產裁定——一系列操作環環相扣，形成了一條將公司真實意志徹底排除在外的“司法閉環”。在這條閉環中，法院自身的生效判決被架空，程序的嚴肅性被消解，留下的只有企業資產被快速處置的通道。

【核心追問：是程序失守，還是動機驅動？】

縱觀全局，三個無法回避的核心問題浮出水面：

1. 動機之問：黃某君法官作出“禁止變更法定代表人”這一與自身生效判決矛盾的裁定，其真實動機是什么？是否為后續由無權代表人主導虛假訴訟掃清程序障礙？

2. 審查之問：黃某君法官在審理6871號案件時，是否履行了審慎審查義務？對于前案（2956號）已暴露的嚴重疑點及撤訴背景，她是真不知情，還是知情而故意規避？

3. 系統之問：這一系列發生在同一法院、時間緊密銜接、結果相互“配套”的異常操作，是偶然的疏忽疊加，還是暴露了在特定案件中，立案、分案、審理、執行環節可能存在某種“協調”與“配合”？

司法程序的設計，本意為保障公平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然而，在安華公司的遭遇中，程序似乎被異化了：它成了一道道可以隨意開合的門，將事實與疑點關在門外，卻將不合法的訴求與無權的代表人迎進門內；它成了一條單向的流水線，將企業的合法權益在各個環節悄然剝離。

這不僅是一家企業的厄運，更是對司法公信力的致命侵蝕。它讓公眾擔憂：法律文書是否還能信賴？法院的判決與裁定，究竟是在闡釋法律，還是在為某種隱秘的目的服務？

我們呼吁，對濱海縣人民法院黃某君、蔣某明等法官在系列案件中的具體行為，以及案件之間詭異的程序流轉，應由更高級別的司法機關、紀檢監察機關組成獨立調查組，進行穿透式審查。必須查清：

· 矛盾裁定與問題調解背后的決策過程。

· 異常撤訴與火速再訴之間的內部關聯。

· 破產程序嚴重違法的原因與責任人。

唯有徹底驅散“程序迷陣”的迷霧，嚴肅追究失職瀆職甚至枉法裁判的責任，才能修復被損傷的司法肌體，讓每一起案件都真正運行在陽光之下。這關乎法治的尊嚴，更關乎每個人對公平正義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