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重現古代社會風貌

近年來，科技在考古學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遺址勘測、材料分析到數據處理，各類高新技術正不斷拓展學者對古代文明的認知。在考古現場，激光雷達穿透密林，揭示被叢林掩埋的“失落城市”；在實驗室里，古DNA揭示乳制品消費與古代疾病史；在數字工作室，人工智能協助學者分析海量出土資料，重建遺址空間結構……從宏大文明到日常生活，科技正讓古代社會的細節逐漸浮現。

本報記者采訪了多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共議科技如何助力考古研究與文明解讀。學者們一致認為，技術再先進，也必須服務于考古學家的判斷與問題意識——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選擇最適宜的方法、解讀海量數據，才是理解過去社會的關鍵。未來，考古學的核心競爭力將不僅在于掌握先進技術，更在于將考古學的“問題意識”與科學方法深度融合，讓技術真正服務于歷史的重建與文明的闡釋。

在科技革新中堅持考古視角

在科技快速革新的當下，如何讓新技術真正服務于考古學，成為學術界共同面臨的關鍵挑戰。多位學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調，技術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核心是考古學家如何提問、如何選擇、如何把科技納入更宏大的學術思考。

德國考古研究所歐亞部主任斯文德·漢森（Svend Hansen）表示，前沿科技正在深刻改變考古學的研究方式，其中尤以古DNA研究最具突破性。“毫無疑問，在過去15年里，古DNA研究已經深刻改變了考古學。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DNA研究成果尚未真正建立與考古學解釋與敘事緊密聯系。”他特別提到，古DNA研究不僅能夠揭示個體、家族乃至族群的親緣結構，還能識別肝炎、鼠疫、結核等古代疾病，甚至能夠通過分析牙結石了解乳制品消費情況——這些信息無法通過傳統方法獲得。同時，數字攝影、三維建模、激光雷達等技術也讓田野發掘與遺物記錄進入“高精度時代”，而現場分析設備如便攜式XRF則讓無損分析成為現實。不過，漢森提醒，技術的潛力能否真正被釋放，取決于是否具備相應的專業訓練和科學規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建國也有類似觀察。他認為，數字考古正在重塑行業面貌，多視角三維重建、無人機激光雷達掃描、人工智能等技術，使考古學者能夠獲取遺址與環境的高分辨率空間信息，改變觀察與分析的方式，并拓展出全新的研究領域。他表示，關鍵不在于某項高新技術本身是否先進，而在于它是否能“真正融入考古學研究之中”。

在技術不斷涌現的背景下，塞浦路斯研究所考古材料科學家蒂洛·雷倫 （Thilo Rehren）進一步提醒，考古研究的核心始終是問題本身。在他看來，考古學是一門高度跨學科的研究，其真正的優勢來自對不同技術和科學手段的精心組合與選擇。他以各地案例說明技術應用的差異性：中美洲利用激光雷達技術穿透叢林，重新繪制“失落城市”與灌溉系統；中國通過鉛同位素分析揭示商周經濟與政治結構；歐洲則借助貝葉斯方法重構史前遷徙歷史。這些案例均顯示，技術必須與研究情境相匹配。雷倫說：“考古學家必須提出明確的需求，并找到合適的專家，以確保所采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結果真正服務于具體的考古問題或研究情境。”否則，即便技術再先進，其在考古學上的價值也很有限。

科技讓“平民化”考古成為可能

科技手段的迅速發展，讓考古學的視野悄然發生轉向——從精英、宮殿與宏大敘事，逐漸回到那些在人類歷史中占據絕對多數的普通人。雷倫認為，以往“印第安納·瓊斯式”的探險考古往往聚焦于壯觀的神廟、富麗的墓葬或稀有器物，而忽略了平民的日常生活。然而，恰恰是這些在田地和作坊中勞作的人，構成了古代社會的真實底色。

“如今，以前難以觸及的古代生活正變得可見。”雷倫說。隨著生物考古技術的進步，通過對骨骼與牙齒的分析，結合同位素信號或幾何形態測量，研究者能夠追蹤更大規模人群的親緣結構與遷徙軌跡。環境考古則通過氮同位素、土壤中的磷含量，以及沉積物中的古DNA，幫助重建古人的生活條件與耕作方式。與此同時，材料科學的介入讓作坊遺址煥發新生：從陶器制作、金屬冶煉到玻璃生產，其工藝鏈與技術細節已遠超僅依賴成品所能認識的范圍。在雷倫看來，這種考察古代社會的“平民化”視角，是當前考古學最重要的新前沿。

劉建國表示，在新的儀器設備支持下，無損檢測和微量樣品分析成為可能，大量高精度數據正在推動學術界重寫對早期社會生活的認識。例如，古DNA的應用能夠確認人群、動植物遺存的遺傳學特征，殘留物分析讓器物使用功能浮出水面，而同位素分析則幫助揭示遷徙路徑與飲食結構。隨著這些數據的不斷累積，人們獲得了對于古代社會日常生活及其內部差異前所未有的清晰認知。

水下考古同樣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希臘塞薩利大學水下考古學副教授喬治·庫茨索夫拉基斯（George Koutsouflakis）回顧稱，在他從業的35年間，潛水技術、裝備與倫理方法的革新使這一領域徹底改變。“今天的考古學家必須掌握從潛水到數字建模的一整套技術。”他說。新技術讓大量遺址得以安全、系統地記錄。隨著成本降低，這些技術的使用更加普及。他笑言，“技術發展正重塑水下考古的所有環節”。

發掘與非破壞性技術融合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非破壞性考古正成為研究古代文明的重要手段，但這并不意味著發掘會減少。正如漢森所說：“發掘技術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文獻記錄的方法也比20年前先進得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會減少發掘。相反，未來我們可能需要進行更多的考古發掘。”他提出，由于道路建設、管線鋪設、城市擴張以及農業活動對遺址造成的損失已達到災難性程度，“如今，幾乎每一次發掘都是搶救性發掘。得益于不斷改進的記錄和分析方法，當代考古發掘所能提供的科學潛力，遠遠超過了50年前”。

在非破壞性技術應用方面，雷倫表示，遙感、地球物理等技術“都是發現遺址、指導后續發掘的極佳工具”。他以秦始皇陵園為例：“這些方法科學定位了遺跡和遺址，卻并未進行大規模發掘，這正是智慧應用的典范。”雷倫同時提醒，這些方法仍有局限，“這些遙感或地球物理方法無法為遺址定年，也無法揭示遺址內部的地層結構……同樣，它們不能提供物質文化和環境遺存，而這些正是我們通過物理或化學分析來理解古代社會所必需的”。他還表示，“仍有太多發掘未能得到充分的實驗室分析、科學記錄和出版。每一次發掘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遺址……僅僅繪圖和拍照已經遠遠不夠，遺物、骨骼、土壤都需要被取樣、分析，并由專家進行發表”。

劉建國在此基礎上補充了非破壞性技術的適用范圍與局限：“遙感、人工智能、非侵入式成像等新工具短時間內不會對傳統考古調查、發掘等產生影響，一些考古現象沒有足夠的發掘面積就無法得出結論，必須通過完整的發掘才能厘清遺跡形成過程。”他表示，人工智能在數據分析、資料歸納和古文字識別方面“表現優異，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人工智能分析結果可信度不高，需要投入很多成本進行人工辨別”。

在技術與傳統發掘的銜接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清越提出了協同理念：“新工具不會替代傳統考古發掘的核心價值，而是重構了‘發掘—分析’的關系，推動考古工作走向‘精準發掘’和‘深度分析’。考古發掘的本質是獲取‘第一手實物證據’，包括器物的空間位置、層位關系、共存關系等，這些是現有技術無法完全替代的。”他補充說，遙感、GPR等非侵入式技術能夠提前探測遺址埋藏結構，定位關鍵區域，避免因發掘準備不足造成的破壞，而大數據與AI技術讓“全量數據分析”成為可能，未來考古工作應是“精準發掘與深度分析的協同”。

在此基礎上，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院長、教授任萌表示，現代考古的未來不僅在于掌握先進技術，還在于構建完整的研究鏈條和社會價值：“考古科學的突破，高新技術比如AI技術、分子生物技術、高精度信息采集技術等，都可以極大提升考古資料的采集、分析、闡釋、保護和傳播能力。未來，考古研究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考古發掘、文物保護與展示傳播鏈條，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并通過教育項目讓公眾參與，進一步發揮考古學闡釋文明、溝通民心的作用。”

本報記者 楊雪 班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