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錢入土？獨居者過世后遺產歸公，情與法如何兼顧？

“辛辛苦苦一輩子攢下的積蓄，連給自己買塊安息之地都做不了主？” 上海 46 歲獨居女子蔣女士的身后事，近期引發了全網熱議。

父母早逝、未婚無子女的她突發腦溢血離世后，遺產被民政部門依法接收，而愿意為其料理后事的遠房表弟吳先生，卻無法動用這筆遺產購買墓地、舉辦追思會。

這起看似符合法律程序的事件，卻因觸碰了中國人 “入土為安” 的傳統底線，以及獨居群體日益凸顯的生存焦慮，成為折射法治文明與民間情理碰撞的一面鏡子。

有人質疑這是 “變相吃絕戶”，有人理解民政部門的合規困境，而核心爭議直指一個深層問題：當法律條文遭遇樸素人情，如何讓每一個生命，無論是否有親屬相伴，都能在落幕時保有最后的尊嚴？

一、獨居者的身后困境

2025 年 10 月，上海虹口區 46 歲的蔣女士因突發腦溢血被同事送往醫院，急需手術簽字的她，只能聯系上一年僅見一次面的遠房表弟吳先生。

這位父母早逝、未婚無子女的獨居者，彼時已陷入 “有錢取不出” 的窘境 —— 銀行賬戶里存有積蓄，卻因缺乏監護人授權無法動用，最終由吳先生和其公司墊付了 3 萬余元醫藥費。

然而病情的急轉直下，讓蔣女士在 12 月 14 日不幸離世，留下的不僅是一筆遺產，還有一樁棘手的身后事。

蔣女士的情況屬于典型的 “無人繼承” 情形：無第一順位繼承人（配偶、子女、父母），也無第二順位繼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且生前未訂立遺囑或遺贈撫養協議。

根據法律規定，其遺產由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門擔任遺產管理人并依法接收。這本是填補遺產管理真空的常規操作，卻在吳先生提出用遺產為蔣女士購買墓地、舉辦追思會后陷入僵局。

民政部門表示，此類案例屬首次出現，購置墓地等支出的 “合理范圍” 缺乏明確標準，需經法院審理界定后方可從遺產中支取，且墓地后續維護費用需由吳先生自行承擔。

這一答復讓吳先生陷入兩難：作為遠親，他已墊付部分醫藥費，無義務也無意愿再自掏腰包承擔墓地費用；而蔣女士的生前好友雖想盡一份心意，卻因無權處置遺產而束手無策。

更令人唏噓的是，蔣女士的困境并非個例。隨著社會觀念變遷，不婚不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獨居群體規模持續擴大。

僅上海市 60 歲以上獨居老人就達 30 多萬人，其中不少人面臨 “無親屬、無遺囑” 的潛在風險，蔣女士的案例不過是這一社會趨勢下的一個縮影，將獨居者的養老與身后事難題赤裸裸地呈現在公眾面前。

二、熱議焦點：從個案爭議到制度拷問

蔣女士事件的發酵，本質上是公眾樸素認知與制度操作流程之間的碰撞。網友的討論從個案延伸至對制度設計的深層拷問，核心焦點集中在三個維度：

（一）“誰的錢用在誰身上” 的情理追問

“逝者的錢理應先辦逝者的事”，這是網友最普遍的共識。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入土為安” 是對逝者最基本的尊重，用自身積蓄料理后事，是天經地義的邏輯。

網友質疑，民政部門接收遺產的初衷是保護財產不流失，而非 “接管后就束之高閣”。

有網友尖銳發問：“需要簽字墊付醫藥費時找不到法定親屬，人走了卻有人主動接收財產，這操作難免讓人寒心”；

更有人直言：“如果逝者留下的不是遺產而是債務，相關部門還會如此積極‘接收’嗎？”

這種質疑背后，是對 “權責對等” 的樸素期待 —— 既然民政部門承擔了遺產管理人的角色，就應履行保障逝者體面離世的責任，而非僅聚焦于財產的合規保管。

（二）“合理支出” 的標準空白之困

民政部門的答復中，“合理范圍” 的界定難題成為核心癥結。買什么樣的墓地算合理？是市區高價墓還是普通公墓？追思會規模多大不算鋪張？這些問題確實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標準。

上海雖有《殯葬管理條例》，但主要規范火化、安葬行為，并未明確無親屬逝者遺產用于喪葬支出的具體細則。

這種制度空白導致民政部門陷入 “不敢為” 的困境：一方面，“法無授權不可為” 是行政機關的行事準則，擅自支出遺產可能面臨審計問責；

另一方面，若完全拒絕逝者的喪葬需求，又會違背公序良俗，引發公眾不滿。

網友的爭議點正在于此：制度空白不應成為剝奪逝者尊嚴的理由，相關部門更應主動探索解決方案，而非將 “皮球踢給法院”。

（三）獨居群體的安全感焦慮

事件引發廣泛共鳴的深層原因，是公眾對獨居生活的代入式焦慮。

隨著獨居群體的擴大，越來越多人開始擔憂：如果自己選擇不婚不育，老來無親屬照料，身后是否也會面臨類似蔣女士的困境？辛苦一生積累的財富，能否保障自己體面離世？

這種焦慮讓蔣女士的個案超越了單純的遺產糾紛，成為關乎社會包容度與制度溫度的公共議題。

有網友留言：“現代社會的法治文明，本該為每一個公民兜底，不管他是兒孫滿堂還是孑然一身”，這句話道出了核心訴求 —— 制度設計應兼顧所有群體的需求，讓獨居者也能感受到法治的安全感與人文關懷。

三、無人繼承遺產的處置規則與實踐局限

要理解這起事件中的各方行為，首先需要厘清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我國《民法典》對無人繼承遺產的處置已有明確框架，但在實踐中仍存在細則缺失的問題。

（一）無人繼承遺產的法律界定與歸屬

根據《民法典》第 1127 條規定，遺產繼承分為兩個順位：第一順位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順位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沒有第一、二順位繼承人，且無遺囑或遺贈撫養協議的，遺產屬于 “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 的財產。

針對此類財產，《民法典》第 1160 條明確規定，歸國家所有用于公益事業，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

這一規定的立法初衷，是避免無主財產流失，同時將其用于公共福祉，體現社會公平。

（二）遺產管理人的法定職責

《民法典》新增的 “遺產管理人” 制度，是處理此類案件的核心依據。根據第 1145 條規定，沒有繼承人或繼承人均放棄繼承的，由被繼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門或村民委員會擔任遺產管理人。

其法定職責包括清理遺產、制作遺產清單、收回債權、清償債務等。民政部門作為遺產管理人，僅承擔 “管理角色” 而非所有權人，需在完成債務清償、公告期滿無人主張權利后，才能將剩余遺產收歸國有。

這意味著，蔣女士的遺產在清償包括喪葬費用在內的合理債務后，剩余部分才需用于公益事業。

（三）法律實踐中的現實局限

盡管法律框架清晰，但實踐操作中的細則缺失導致矛盾凸顯。

首先，遺產債務的清償順序缺乏明確規定，喪葬費用是否屬于優先清償的 “必要債務”，法律并未給出明確答案；

其次，“合理喪葬費用” 的標準空白，導致民政部門在操作中無所適從；

最后，程序耗時與民間喪葬習俗存在沖突 —— 法律規定的遺產清理、公告、訴訟等程序可能耗時數月，而民間 “七日內下葬” 的習俗難以等待漫長的審批流程。

這些局限使得原本旨在保障權益的法律制度，在實踐中反而陷入 “合規卻不合情” 的尷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并未完全堵死救濟路徑。吳先生可先墊付喪葬費用，再以債權人身份向民政部門追償，或依據 “扶養較多” 的事實主張分得部分遺產。

但這種方式需要通過訴訟程序實現，不僅耗時耗力，也與 “逝者自付后事費用” 的情理邏輯相悖，難以被公眾接受。

四、法理堅守與情理溫度如何兼顧？

蔣女士事件的核心矛盾，并非法律與情理的對立，而是制度細則的滯后與實踐需求的脫節。要實現法理與情理的平衡，既需堅守法律的剛性底線，又要注入人文關懷的溫度，通過制度完善填補銜接空白。

（一）明確無主遺產的處置優先級：后事為先，公益為后

法律應明確規定，無人繼承遺產的處置需遵循 “后事優先、債務清償、剩余歸公” 的原則。將喪葬費用列為優先清償的必要債務，明確其從遺產中支出的合法性，無需等待冗長的訴訟審批。

這一規則既符合 “以逝者遺產辦逝者后事” 的情理邏輯，也契合遺產管理人 “清理債務” 的法定職責。

同時，需劃定 “合理喪葬費用” 的參照標準，可結合當地經濟水平、殯葬行業平均價格制定區間標準，例如限定墓地費用不超過當地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追思會支出遵循簡約適度原則，既避免鋪張浪費，又保障基本尊嚴。

（二）完善遺產管理人的權責清單：從 “被動保管” 到 “主動履職”

民政部門作為兜底的遺產管理人，不應僅承擔 “財產保管” 的被動角色，更應主動履行 “保障逝者權益” 的積極責任。

民政部門牽頭，可探索制定《臨時監護與遺產管理操作指引》，明確無親屬逝者的喪葬流程、費用標準、申請程序等細則。

例如，允許善意第三人（如遠親、生前好友、社區居委會）提出喪葬申請，民政部門在審核符合標準后直接從遺產中撥付費用，簡化審批流程。

同時，明確墓地后續維護的責任主體，可由民政部門從遺產中預留一定比例的維護資金，或納入公益殯葬保障體系，避免將維護壓力轉嫁給無義務的第三人。

（三）強化獨居群體的風險防范：提前規劃與社會兜底并重

解決此類問題，既要事后完善制度，更要事前做好預防。針對獨居群體，應加強遺囑訂立與遺贈撫養協議的普法宣傳，鼓勵人們通過提前規劃明確財產歸屬與身后事安排。

社區可聯合律師事務所、公證處等機構，為獨居者提供免費的法律咨詢與遺囑訂立服務，降低規劃門檻。

同時，可探索建立 “獨居者關愛檔案”，由社區網格員定期走訪，了解其健康狀況與意愿訴求，對無親屬、無經濟來源的獨居者，納入公益殯葬保障范圍，確保其離世后能得到基本的喪葬服務。

（四）構建法理與情理的溝通橋梁：主動回應與透明處置

在制度完善的過程中，相關部門的溝通方式也至關重要。蔣女士事件中，部分網友的不滿源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誤解，認為民政部門 “與民爭利”。

事實上，民政部門接收遺產并非侵占，而是依法履責，剩余遺產最終將用于公益事業。

相關部門應主動發聲，通過官方渠道澄清法律規定與處置流程，公開遺產支出的明細，消除公眾誤解。

同時，在面對新型案例時，可建立快速響應機制，聯合多方共同探索解決方案，而非簡單以 “無先例” 為由拒絕，讓公眾感受到制度的靈活性與溫度。

結束語

蔣女士的身后事爭議，看似是一起孤立的遺產糾紛，實則是社會轉型期法治建設與人文關懷如何協同的縮影。

法律的剛性為社會秩序提供了堅實保障，而情理的溫度則讓制度更具生命力。無人繼承遺產的處置，不僅關乎財產的歸屬，更關乎每一個公民的尊嚴與安全感。

隨著獨居群體的日益擴大，類似的案例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多。這要求我們的法律制度不能停留在 “合規” 的基礎層面，更要向 “合理”“合情” 的更高層次邁進，讓法律既有 “硬度” 又有 “溫度”，讓每一個生命無論是否有親屬相伴，都能在人生的終點獲得體面與尊嚴。

畢竟，法治文明的終極追求，不僅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更是讓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被尊重、被善待。

唯有讓法理與情理實現雙向奔赴，才能避免 “遺產歸公卻無錢安身” 的尷尬，讓制度真正成為所有人的安全感來源，這便是對逝者最好的告慰，也是對生者最溫暖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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