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演達是誰出賣的？黃維調查后撰文為陳誠辯解：他沒有出賣鄧演達

1982年9月的一天午后，剛被特赦七年、在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供職的黃維收到一封加蓋農工黨中央公章的回信。信紙很薄，墨跡卻極重：鄧演達被捕，叛徒另有其人，并非陳誠。就是這封回信，讓黃維下定決心寫下一篇三萬余字的長文，一口氣為昔日上司澄清。可在動筆前，他已用半年時間翻遍檔案、拜訪老兵、同黨史研究者深入核對，甚至不惜托人調看了一份1951年軍事法庭的判決副本。

黃維之所以較真，緣于一次偶然。1979年底，某刊物刊出《陳誠秘史》，作者言之鑿鑿：鄧演達是陳誠“密電告密”的犧牲品。文章在臺灣與香港被轉引后，很快流入大陸，“老十二兵團”圈子里議論沸騰，黃維看罷直搖頭——他跟隨陳誠多年，自認最懂這位“土木系”領袖的行事風格，卻苦于手里沒有確鑿資料。于是，他跑上海檔案館、進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連在廣西授課的舊部也被他寫信追問。

調查越深，疑點越多。首個疑點：時間對不上。1931年8月17日下午鄧演達在上海愚園坊授課時被捕，而陳誠此刻正率第十八軍在江西會同熊式輝“圍剿”中央蘇區，距上海一千多里，電訊來往最快也得一晝夜；第二個疑點：蔣介石最忌鄧演達，與其讓心腹動手，不如由保密局直接布控，何必經陳誠繞圈。

值得一提的是，黃維在檔案館里找到一封陳誠寫給蔣介石的電報復件，時間為1931年9月10日，電文寥寥數行，卻能看出焦慮：“擇生系舊友，乞從寬大，國不可一日無人。”這封電報，證實陳誠確曾為鄧演達求情。再結合日記抄件——當晚陳誠寫道：“若兄不釋，吾亦難安。”字跡急促，可見情緒激烈。

“難不成這是苦肉計？”有人質疑。黃維為此專程走訪譚祥。譚老夫人年近八十，思路仍清，她回想當年新婚前夕收到陳誠的家書，信上兩句話刻骨：“擇生若不見天日，我亦無顏見岳父。”短短十四字，無論真情還是作秀，總得寫在尚未成婚之時，這便令“告密換前程”的說法難以成立。

線索漸漸指向另一個名字——陳敬齋。此人早年學員隊出身，黃埔舊檔里有他的操行評分：思想浮躁，揮霍無度。1930年“第三黨”在上海籌建時，他恰在財務組任記錄員，鄧演達對他頗多批評。黃維在北京通過一位農工黨老黨員拿到1951年軍管會軍法處判決書掃描件：陳敬齋，于1931年7月向龍華警備司令部遞匿名信，索賞二十萬，實領一萬。判決末尾附捕前口供，“供述其讀完外灘咖啡廳《申報》后，萌生叛念”。檔案編號與農工黨中央保存的原件一致。

到此，事實鏈已完整：1.7月匿名信，2.8月17日抓捕，3.11月29日處決，4.1951年槍決陳敬齋。黃維在筆記本上畫了條直線，用紅筆標記節點，旁邊寫下評語：“物證、書證、口供三合一。”

有人問他為何如此執著，他抬頭只說一句：“欠人一份公道，歸還而已。”這句看似平淡，卻透出一種軍人式倔強。黃維的倔強，與其說是為陳誠，也不如說是為自己當年的信仰補一塊缺口。畢竟，1949年12月他在隴海路被俘時，曾大喊“我唯一的罪，就是打敗仗”，那股不服輸的勁兒延續到晚年。

黃維的文章完成后，送交政協文史委內部刊物。不久，農工黨中央回函確認：“出賣鄧演達者，實為陳敬齋。”至此，流言基本沉寂。然而，歷史并不會因為一紙公文就了結。直到今天，仍有人將“陳誠告密”當作茶余談資。原因很簡單，陳誠后來貴為“行政院院長”，又長期掌握臺灣軍政大權，站得越高，被議論得越多。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份1951年的軍法判決，如果黃維沒有跑斷腿去查證，或許“陳誠賣友求榮”的說法還會繼續流傳。歷史研究有時就是這樣——一張薄薄的紙，足以擊穿多年誤解；一句含混的傳聞，也能左右輿論許久。

黃維離世前整理遺物，女兒黃慧南發現那本封面已經卷邊的筆記，最后一頁留了兩行小字：“蔣、陳非圣賢，然事有是非；敬齋貪一萬，壞事千秋。”寥寥十四字，再次回到最初的邏輯：誰收了錢，誰就是叛徒。

回看這段追索，可以得出一個樸素結論：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人性經不起誘惑，也有人守住底線。鄧演達埋骨沙子崗，36歲生命驟止，卻點亮了后來者的信念；黃維走過戰火與囚籠，晚年仍愿意為一個真相奔走。歷史不偏愛英雄，也不厚待背叛者，但終會留下清晰的坐標，讓后人判斷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