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他是錢鐘書的恩師，前半生名聲赫赫，為何晚年抱憾而終？

在上個世紀，有這樣一位杰出人物。

他英語水平極高，受到過英國首相丘吉爾的賞識。

知名學者聞一多曾戲謔[xuè]地稱他為“二毛子”，意思是說他精通洋文而不懂國故。

但事實并非如此，他不僅精通外語，還與當時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伍，成為中國現代重要的文化團體“新月派”重要成員之一。

除了在文學領域造詣深厚，他還在教育界深耕14年，培養出了大名鼎鼎的錢鐘書、季羨林等杰出人才。

從政后他更是以一流的外交手腕，在國際事務中游刃有余。

他便是著名的外交家、文學家葉公超。

然而，這樣一位“學貫中西”的才子，晚年卻抱憾而終。

這究竟是為何？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葉公超的人生故事。

出身名門

22歲便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教授

1904年，葉公超出生在江西九江的一個名門望族。

他的曾祖父葉衍蘭是清代官員、書畫家及詞人，被譽為清代詞壇“粵東三家”之一，有“南詞正宗”之稱。

父親葉道繩曾任九江知府。

盡管家世顯赫，但葉公超的童年并不順遂。

年幼時，他父母雙亡，所幸叔叔葉恭綽[chuò]伸出援手，將其帶到身邊撫養。

葉恭綽曾歷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孫中山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南京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等職務，位高權重，家境優渥。

葉恭綽對這個失去雙親的侄子疼愛有加，視如己出。

在叔叔的憐惜與精心教養下，葉公超并未因寄人籬下而自卑，反而形成了倔強驕傲的性情。

1914年，葉公超被送到英國讀書。

1918年，他回國并進入南開中學學習。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葉公超目睹數以千計的青年學子在街頭齊聲吶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場景，心中涌起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隨后，葉公超與同學們一起加入“南開救國十人團”，積極參與愛國示威游行。

家人看他天天如此，擔心其學業受影響，未等葉公超畢業就安排他赴美留學。

1920年，葉公超抵達美國，考入貝茲大學，后轉入麻省赫斯特大學，師從著名詩人弗洛斯特。

弗洛斯特曾盛贊道：

“葉公超英文詩寫得好，將來成就不會低于泰戈爾。”

畢業后，他又帶著對文學的熱愛，進入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專攻文藝心理學，于1924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

隨后，他又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院繼續研究。

1926年，葉公超學成歸國，憑借一流的英文水平，被北京大學聘請為英文系講師。

當時，他年僅22歲，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比胡適當年入職北大時還要年輕4歲。

在北大期間，葉公超加入新月社，并于1927年春參與創辦了新月書店。

喜怒無常的脾氣

加速了婚姻的破滅

葉公超在北大任職沒多久，因北方時局動蕩，北大教授紛紛另謀出路。

葉公超也南下上海，擔任暨[jì]南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圖書館館長，并兼中國公學英國文學教授。

中國公學是光緒年間為留日學生罷課回國設立的學校。

1929年秋，受國學大師吳宓[mì]的邀請，葉公超重新北上，出任清華外文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外文系講師。

在此期間，葉公超不僅沉浸于學術的海洋中，還邂逅了燕京大學的校花袁永熹。

袁永熹出身名門，雖因父親去世家道中落，卻依然堅持半工半讀，未曾放棄學業。

葉公超對袁永熹一見鐘情，被她的聰慧與堅韌所吸引。

經過熱烈追求，終于憑借俊朗的外貌和卓越的才華俘獲袁永熹的芳心。

1931年，袁永熹畢業后，二人結為夫妻。

新婚不久，一位學生拜訪葉公超時，看到了靜坐在桌旁讀書的袁永熹，葉公超自豪地向學生介紹她為自己的妻子。

師生交談期間，袁永熹默默端茶，夫妻倆舉案齊眉。

1932年，他們的女兒出生，取名葉彤。

1937年，兒子降生，取名葉煒。

兩個孩子的名字均出自《詩經》：

靜女其孌[luán]，貽[yí]我彤管。

彤管有煒，說[yuè]懌[yì]女[rǔ]美。

一家人生活原本和和美美，然而隨著生活瑣事增多，葉公超逐漸困于柴米油鹽，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讓他感到疲憊，越來越無法控制自己的脾氣。

一次，好友吳宓到家做客。

因飯菜不合口味，葉公超竟在客人面前發脾氣、摔餐具。

袁永熹并未與之爭吵，而是保持一貫的素養，平靜地說：

“作為主婦，如果飯菜沒有合您的口味，我有責任。

但是，在客人面前發脾氣并不合適。”

葉公超意識到自己的失態，連忙道歉。

但這件事已經在袁永熹心中留下了無法愈合的傷口，兩人的關系開始出現裂痕。

1937年，北平淪陷前夕，葉公超為了妻兒安全，將他們送往美國避難，而他則帶著滿腔對國家和學術研究的熱血，奔赴昆明參與西南聯大的建設。

此時，二人僅能依靠書信交流，感情愈發疏遠。

當葉公超忙于學術時，上海淪陷，國家的動蕩讓他倍感焦慮。

一天，叔叔葉恭綽從香港來電，希望他前往上海保護毛公鼎，毛公鼎是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銅器，這件重要文物當時正被日本人覬覦。

葉公超心懷家國，立即趕往上海將毛公鼎轉移。

不幸的是，他由于行蹤泄露，被日本人抓進監獄。

在此期間，叔叔無法直接出面，只能讓他的養女葉崇范，也就是葉公超的堂妹前往營救。

堂妹葉崇范經常去獄中探望，此時的葉公超本就與妻子分隔兩地，葉崇范的溫柔陪伴讓他十分感動，加上葉崇范對這個博學多才的堂哥也早已芳心暗許。

于是在葉公超成功獲救后，兩人時常往來，慢慢地開始出雙入對。

這對堂兄妹的曖昧關系也隨之傳開，遠在美國的袁永熹聽聞傳言后難以置信。

她很快帶著兒女回國當面質問。

葉公超自覺理虧，誠懇地對妻子解釋自己只是感激堂妹的付出，卻從未想過與妻子分開。

豈料不久后，袁永熹就從好友口中得知真相。

面對丈夫的背叛，她再次牽著兒女踏上離家的路。

雖然葉公超苦苦哀求，但仍無濟于事。

投身政壇，晚年卻孤苦伶仃

歷經此番風波，葉公超已無意再回到平靜的校園教書。

1941年，37歲的他，在政界朋友的勸說下，毅然決定投身政壇，為國家效力。

葉公超儀表堂堂、才華橫溢，又精通外文，有著深厚的中西學背景，于是他順利進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擔任馬來亞專員。

在新加坡任職期間，葉公超組織了華人反侵略動員委員會，呼吁當地華人加入反日本侵略的行動中來，為抗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45年，隨著日本投降，葉公超被調任回國，擔任外交部歐洲司司長。

憑借出色的外交能力，他逐步晉升至外交部常務及政務次長。

1949年，葉公超隨國民黨遷至臺灣，并擔任外交部部長。

盡管事業上春風得意，但葉公超的婚姻生活卻并非一帆風順。

雖未與袁永熹離婚，但他的身邊怎又會缺少紅顏知己。

在臺灣期間，他的私生活傳聞不斷。

而在美國獨自撫養孩子的袁永熹對于這些傳聞根本不在乎，不過每逢重大場合，她都會返回臺灣配合葉公超，陪同他出席走走過場，隨后便返回美國。

1958年8月，葉公超被調任為“駐美國全權大使”。

然而，1961年因蒙古加入聯合國問題處理不當，他被免去駐美大使職務，從此退出政壇。

離開政壇后，他與妻子共同相處的機會更為稀少，妻子也再沒回頭。

賦閑在家的他，曾嘗試到臺大和臺師大講課，但不久便被有關方面干預而不得已中止。

此后，葉公超只能閑散在家。

他提起畫筆，“怒氣寫竹，喜氣寫蘭”，借此來表達內心的悲喜。

從前，他享受過一家人圍繞身邊的天倫之樂，也曾在外交場上叱咤風云，然而一切卻成了過眼云煙。

無可奈何的他，只能寄情畫中，在孤獨與悔恨中度過了20年。

1981年11月，葉公超一病不起。

他在彌留之際不斷念叨著他的妻子、兒女們，但令人唏噓的是，77歲的他去世時，身旁竟無一親人陪伴。

回顧葉公超的一生，他學貫中西，才華橫溢，年僅22歲便成為北大教授，后來又在外交領域上成就斐然。

然而，人生總有缺憾，感情上的不慎重讓他的幸福大打折扣，最終他只能孤獨終老。

他的故事也提醒我們：

要學會珍惜與感恩，不給未來的自己留下遺憾。